史林探幽

第十五章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出版的回顾与展望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以下简称《凉州会谈》）一书是国内外史学界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论述蒙藏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统一进程中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凉州会谈”的学术专著。这本书自1997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以来，距今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八年来这本书无论从学术价值、社会效益、政治影响诸方面都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但是，当年为什么要编写这一本书？这本书的编写过程怎样？曾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曲折？却早已是鲜为人知的事了。这次甘肃省武威市举办第三届“天马”文化旅游节期间还特地举办“凉州会谈学术报告会”，我十分荣幸和本书另一位主编兰州大学历史系樊保良教授接到了邀请函。我想借报告会的机会对八年前我们编写这本书历经的曲折过程在报告会上作一简略的回顾，当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个人对今后进一步展开对“凉州会谈”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设想，并就教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

　　一、《凉州会谈》一书编著的背景和过程

　　《凉州会谈》一书是1994年李铁映同志来甘肃考察，参观了武威武南镇白塔寺遗址后，认为白塔寺遗址历史意义重大，就委托陪同他一道参观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英同志召集部分熟悉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论证这段历史，要求在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再编写一本学术专著。当时孙英书记最早找到的人是我，我当时担任西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兼甘肃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4年下半年由我牵头组成《凉州会谈》编委会，我任编委会主任，兰州大学历史系少数民族史专家樊保良教授和我担任主编，编写组成员有十分熟悉武威地方史的原武威地区博物馆梁新民馆长、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古藏文专家华侃教授、包寿南教授。编写组组成后就开始拟定编写宗旨、体例、内容，落实各章节的编写人员及任务，大体规划了完成初稿及交付出版的时间后就开始投入了紧张的编写工作，需要提出的是在本书紧张的编写过程中，从1995年到1996年底当时省上领导省委副书记孙英、宣传部长石宗源同志、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吴廷富馆长、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张正杰、副总编陈绍泉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树军同志等都给本书的编写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孙英书记专门为此书的编写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同志均从不同角度对本书的编撰体例、书稿规模、史料取舍、图片安排、封面设计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在几次座谈会上熟悉武威历史、学术造诣极高、年过八旬的西北师大中文系李鼎文教授对本书的编写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独到的建议，为提高编写水平做出了贡献。《凉州会谈》一书在1995年就被列入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同时也列入了甘肃人民出版社重点图书选题。

　　为了搜集资料和增加感性认识，1995年7月我们编写组一行人又来武威进行了实地考察，受到了武威地委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当时接待考察组并配合工作的有武威地委裴永俊副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翟书元，地委宣传部陈福元科长，以及武威行署文化处的李天伟，武威市文化局的黎大祥等同志。他们陪同我们考察组考察了武南白塔寺遗址，拜访了世代守护白塔寺的当时年近八旬的白塔老人刘吉泰喇嘛（藏名茨成嘉措），在刘喇嘛家我们还看到了1927年白塔寺倒塌后出土的两块小碑，当时就进行了拍照，后来我们又去了四部寺之一的海藏寺，以及金塔寺、莲花寺等处，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也搜集拓制了部分珍贵的碑文、文物古迹图片及文字资料。从武威返兰途中我们又去了被称为河西走廊门户的天祝县安远镇的极乐寺，当时有一位寺管会主任藏名马尼玛接待了我们考察组，在极乐寺我们了解到当初萨班从西藏来凉州是途经青海再到天祝，在极乐寺住了一个阶段后才到武威的这一前所未知的历史事实。在天祝县我们也搜集到一些有关“凉州会谈”的珍贵资料。

　　从武威考察返兰后，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编写工作，经过各位编著者的辛勤劳动，反复修改，终于在1996年6月拿出了定稿。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完成编写任务过程中如落实计划、修改、统稿等项工作中，樊保良教授承担了大量的编写工作，梁新民馆长、华侃、包寿南教授，均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按时完成了编写任务，功不可没。

　　事情的经过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从1996年本书定稿经甘肃省委宣传部审批后上报中宣部审批，这一过程却是曲折而漫长的。作为我们这些编著者们也充分理解如下事实：鉴于这本书的主题涉及西藏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带有相当大的国际、国内敏感性，中宣部对这本书的审稿一定会采取十分谨慎和严格的做法，但送审稿送上去将近一年时间，中宣部还迟迟不表态，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该书稿是由中宣部转送至中央统战部二局审稿，但中央统战部二局以本书稿涉及题材重大、敏感性强、无合适的审稿人为由把书稿搁置下来迟迟不表态，我们编写人员和出版社同志都为此十分焦虑，在这个情况下作为编委会主任的我做了以下两件事：一是找当时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牟本理同志，请他从省委统战部角度敦促中央统战部二局物色专家审稿，牟本理同志答应给予支持；二是我们了解到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的洛桑·灵智多杰同志曾在北京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我专程拜访了洛桑省长说明来意，他十分热情地主动打电话给藏学中心藏学著名专家陈庆英教授，嘱他主动承担此项审稿任务，当时恰好我去北京参加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又专程拜访了陈庆英教授，请他主动承担《凉州会谈》的审稿任务，他慨然允诺。

　　经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1997年6月27日省委宣传部终于收到了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转发的中央统战部二局对该书稿的审稿意见，认为：“这是一部详细论述公元13世纪前后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军事以至文化的长篇论著，是一部史料丰富、分析深入，观点明确的力作，同意出版。”当然审稿意见中也提出了几个方面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们严格按照中央审稿意见对书稿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这本书终于在1997年10月出版面世。

　　二、《凉州会谈》一书出版后的社会反映

　　《凉州会谈》是一本涉及重大题材、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乃至出版面世前，出版部门和我们编写者们虽然始终采取了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但我们也担心这本书的史实论述中如有一点点不准确的地方，一些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就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对这本书彻底否定，所以该书出版后，我们编写者们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特别是蒙藏民族宗教研究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挑剔、质疑和批评。但时间过去了八年，这本书经受住了岁月和实践的检验，这是我们编著者们最感欣慰的事了。

　　这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孙英同志为本书写的序言：《推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壮举》一文中说：“凉州会谈的成功是西藏属于中国，永远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序言中还说：“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给民族分裂分子以痛击，作者们历经数年的辛勤劳动，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史学工作者可贵的贡献。”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当时年过八旬的谷苞老教授还专门著文评价这本书，书评的题目是“《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读后随笔”（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谷苞先生在他写的书评中说：“《凉州会谈》一书据我得知，它是系统地、全面地论述凉州会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本史学专著。”书评接着说：“我怀着极大兴趣，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多次在我脑子里产生过这样一个想法，这本书不管是谁，不管他多么大的本领，在解放前甚至解放初期是写不出来的，主编和作者们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年已花甲的学者。”

　　根据以上这些评价，本书出版后连获国家级大奖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将本书获奖情况简介如下（以获奖时间先后为序）：

　　1.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2.1998年获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3.1999年《凉州会谈》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1999年9月17日《光明日报》专版介绍“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对《凉州会谈》一书的介绍是：“该书是一部以记述蒙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为基础，进而论述中华民族走向统一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全书观点正确，引证有据，吸取了当代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书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有较强的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意义。”

　　4.1999年9月《凉州会谈》一书又获中国图书评奖中最高奖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凉州会谈》一书的连获大奖自然也引起了国内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级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及电视、广播等均发专文或进行了专题报道，一致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历史及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我所知这本书出版后并未大量公开发售，一些学术界的友人及普通读者经常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买不到这本书。但这本书在中央领导层中则相当普及，据说有的中央领导还连看了好几遍。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同志来甘肃调研时听到省上领导介绍凉州百塔寺后，她曾在一个深夜邀我在宁卧庄宾馆面谈，要我赠给她一本书，我只好将手头仅有的一本写画过的《凉州会谈》赠给她，当时我向何鲁丽同志力陈保护并维修凉州白塔寺遗址的重要性，她慨然承诺说回京后立即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并促成拨款维修白塔寺的有关事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过去鲜为人知坍塌了多年，淹没在荒草中的凉州白塔寺不仅现在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维修，并开始接待中外众多参观者，同时还被甘肃省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最佳课堂。《凉州会谈》一书对白塔寺的宣传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些编写者们颇感自豪的事。200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切排（藏族）又将本书译为藏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三）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对“凉州会谈”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如何在学术专著《凉州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宣传这一历史事件及白塔寺呢？我们作为这本书的主编曾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树军同志在1999年3月有过一个共同思考，这一思考当时也曾形成文字材料，经省上领导批示过，但以后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我们的这一思考至今未能付诸实施。

　　我们的构思是在学术性专著《凉州会谈》基础上再编撰一本《图说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暂定名），构思如下：

　　《图说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暂定名）

　　本书拟以文物、古籍资料图片为主，文字解释为辅，以《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为编排依据，直观地展示出凉州会谈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凉州会谈的文物资料相当丰富，尤其是萨班在西藏、凉州的政治、宗教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较多，既有萨班本人的铜像，也有他赴凉州会谈沿途经历的唐卡画以及与阔端在蒙古包会谈情景的唐卡画，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阔端的墓保存完整，出土了一些相关的文物。除了文物之外，在藏文、蒙古文古籍中均对凉州会谈有所记载，我们拟将古籍原件拍摄成图片与出土文物、唐卡画、古遗迹互为表里，相互印证。每幅图片附加文字说明、序言，厚度约250页。

　　本书出版的意义：该画册与《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互为姐妹，通过文字论证，实物编排，全面地揭示西藏统一与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展示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繁荣、发展的优良传统。凉州会谈是甘肃独特的文化资源，认真挖掘、研究它，对推动甘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甘肃，提高甘肃在全国的影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版本规格：采用国际标准16开本，硬精装，正文120克进口铜版纸。精美，大方。图片清晰，格式新颖。在印制上体现出甘肃出版的最高水平。

　　本书的编写人员：拟以《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的编写人员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为基础，组织联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专业摄影人员，及文物考古专家组成编写组。出版单位确定在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出版的可行性与难度：画册所选择的资料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拍摄图片的范围相对集中，而且有线索可查，易于操作。难度在于大部分图片需出省拍摄，拍摄费用高，图书所用纸张规格高，印制费用高，两项费用初步估算约需人民币30万左右，这笔费用还需省上支持。

　　以上构思也曾上报省上，当时省上相关领导马西林、李重庵等同志也作过批示，后来由于这本书要做到图文并茂必须要有较大数字的投资才能启动，当时无投资单位，我们的这个构思只好被迫搁浅，但我至今认为这个构思仍未过时，如果条件齐备编一本《图说凉州会谈》作为对学术专著《凉州会谈》的补充，其图文并茂的形式一定更会增加历史的真实感而受到广大读者和科研工作者的欢迎，所以我再次呼吁有关领导部门及学术界同仁能对我们的这一构思给予关心、论证和实际的支持，使对“凉州会谈”的宣传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向前迈进一步。

　　《凉州会谈》一书出版已经八年了，我仅靠个人的回忆写成本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大家谅解。

　　（2004年8月23—25日，甘肃省武威市在第三届天马文化旅游节期间举办了“凉州会谈报告会”，本人应邀出席，本文为我在此次报告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