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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敦煌考古漫记

  夏鼐

  夏鼐(1910—1985)

  浙江温州人,字作铭。1943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向达等对敦煌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敦煌考古漫记》(1—3)、《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等,参与主编《敦煌莫高窟》,与宿白、金维诺等共同主编《中国石窟》;还著有《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等。

  一、敦煌的历史和地理

  西方的人,由现在的新疆,要越过一千五百里以上的戈壁才抵敦煌。经过了快近二十天遇不到一个居民的戈壁旅行,自然觉得敦煌是一个非常丰腴的乐土。便是我们由东方来的人,由酒泉县城经过九百多华里的路程后,也觉得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所谓沃洲,是指沙漠中的可耕地,即英文的Oasis,可译为水草田或绿洲。敦煌的全县虽达六万四千一百余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是27585人(1943年6月),这二万七千多人却几乎全部集中于一个东西宽约二十四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七公里的沃洲中。它的可耕地内的人口密度,在关外三县中最高。有些地理书上的人口密度,以全县的面积来计算,便显得敦煌人口密度特别低。却不知道敦煌南湖的一个保长的管辖区,便包括要走七天路程才达县境界线的戈壁滩。

  敦煌沃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一个扇形的冲积地,由古代的党河泛滥所造成的,这沃洲的周围若不是盐渍土,便是砾质戈壁或沙碛。这里全年的总雨量虽不到五十毫米,从南山流来的党河,却给予沃洲内的土壤以充分的水量,使农田有丰富的收获。斯坦因氏在1907年4月5日曾在敦煌城西门外观测党河的流水量,是每秒2100立方英尺。灌溉用的沟渠共有十渠,渠口在城的西南。人民在城的西南约四十里的沙枣墩筑坝拦水,然后分引渠道,陆续分出十渠,引至各乡又分支沟,以资灌溉。像河西其他各县一样,敦煌渠道管理的制度,很是严密。我们曾经由地绅吕少卿(钟)处,抄得一份《敦煌十渠水利规则》,里面规定由农民公举渠正、十渠渠长和排水水利利人的方法。详细规定各渠平口的尺寸,轮浇的次第,放水的时限,按照水势大小及户数多寡,以求分水能合理公平。又规定挖渠的时期,看守渠口的方法,违章的处罚。粗看去似觉过于烦琐,但是下游的农民不至于缺水,不至于与上游起争端,便靠这些水利规则?农作物以小麦、青稞、小米、高粱和棉花为最重要。瓜和果类出产也颇多,其中哈密瓜的佳者不下于原产地,而李广杏(相传是李广携来的),为本地的一种特产。

  党河由敦煌县西南的渠口北流约五十公里,注入疏勒河。下游水少,在枯水的时期,全渗入地中,所以不适于农耕。疏勒河是我们在玉门县便曾遇到过的。这河也发源于祁连山中,北行至玉门县城的西北,折向西流,恰在公路的南侧。经过安西县继续西流,在敦煌县的北境,收容党河的水。两河汇合处的附近,敦煌人叫做北湖,安西人叫做西湖。疏勒河更向西流,最后在敦煌的西湖,储蓄为黑海子,土名为哈喇诺尔。据斯坦因的调查,下游于水大时尚可由黑海子向西延长九十来公里,另储成一小湖。从玉门以西的疏勒河在经济上的价值很低,但是在军事上的价值却很大。其中安西县城以东的那一段,因为河床低下,不便于灌溉,但是由南山北流注入疏勒河的小川,都可以分引渠道,所以河以南的村落颇多。至于安西以西,河道渐分流歧出,泛滥两岸,变迁无常,下流形成沼泽和小湖;并且以流经长程的盐渍土的关系,水中包含盐质过多,所以完全无灌溉之利。靠近河的南岸没有农村。疏勒河以北是缺乏水草的戈壁和沙碛,间有生长耐碱的草类和灌木的盐渍土。汉时便利用疏勒河来布置国防线,敦煌以北的烽燧和边墙是在河的南岸,利用疏勒河所形成的沼泽和盐湖做抵御住匈奴铁骑的壕沟。由安西的小宛驿以东,这道防御工事越过河去,筑在河的北岸,以保护这段河面较狭的疏勒河和紧靠河的南岸的农田和乡村。

  这些地理环境,形成了敦煌历史的背景。汉武帝以前,敦煌沃洲曾是先后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居。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击破匈奴,收河西走廊入版图。十年后(元鼎六年)便将酒泉郡的西部,分置敦煌郡,即以敦煌为郡治。修水利,置屯军,移民实边,敦煌成为汉族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军事上成为西陲国防的最前线,是长城的西端起点,有玉门关和阳关两要隘。交通上是中国和西域间的孔道。文化上是中原文化圈的边缘,是西方文明输入的门户。敦煌维持了这由地理和历史交织所造成的地位,达一千余年之久。汉代匈奴的威胁解除后,安西哈密这一道交通线是开辟了,但是敦煌仍不失为中西交通孔道之一。佛教艺术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敦煌占很重要的地位。

  从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取沙州,不管它的统治者是汉族或是异族,是统一的帝国或是地方政权,它的住民始终是以汉族为主,保持高度的汉族文化。晋时五胡乱华,中原混乱,文物荡然。河西包括敦煌在内,在地方的政权下,反能安宁一时。汉代所移植过来的文化,不仅根深蒂固,并且开花结实了。敦煌人在《廿四史》上有传的,绝大多数是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盛世,敦煌处在边区,未能产生特殊的人物,但仍保持丰富的汉族文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后,敦煌虽陷于吐蕃,在异族的统治中达七十来年之久,但仍能保持原有文化。张义潮收复沙、瓜等州,敦煌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张、曹二氏,继续割据敦煌几达二百年,竭力发展敦煌的资源,富力集中,所以非常繁荣。西夏攻取敦煌以后,统治了二百来年,统治权又转入蒙古人的手里。在西夏和元人的统治之下,敦煌似乎逐渐胡化。西夏人和蒙古人从仕或移民其地的,一定很多。但是便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重修皇庆寺碑》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在敦煌的势力。不但碑记仍用汉文写刻,并且碑阴施主名单中的老百姓,也有许多是汉人。到了明初放弃嘉峪关以西的地方,敦煌便成为夷人的耕牧地了。当地的一千四百多年的汉族文化传统,便被斩断一刀。此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初雍正年间,才再筑敦煌城,将关内的汉民移迁过来。他们是由甘肃各县抽调来的,依照从前的县籍居一处;即以原有的县名叫村子为某某坊。他们抵达敦煌时,所见到的,除了一座新筑的城垣外,大概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没有一个土著的汉人,可以告诉他们以当地父老口说流传的故事。现在当地所标榜的古迹,都是他们后来由考据或猜度所得到的。自然我们不能由他们的口里获得可靠的清代以前的传说;除了文籍上的考据以外,只有用考古学的方法,才能恢复他们已丧失掉的历史。

  在敦煌做考古工作最早和最有成绩的,自然要推英人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他在1907年3月到敦煌,工作了三个月。1914年旧地重临,又工作了二十多天。所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在敦煌北境。确定了汉代玉门关是在小方盘城,由小方盘的附近起,向东追寻汉代的边墙和烽燧,一直东抵金塔和鼎新,仔细研究汉代的边防工程;又发掘得许多汉代的简牍,便是所谓“流沙坠简”,使我们对于汉代的边塞制度和戍卒的生活,有很清楚的了解。二是在敦煌东南的千佛洞。把各洞所残留的中古时代壁画和塑像,选择精品初次用摄影介绍于世;又把一批在千佛洞中发现的古代写本,由一个愚昧的王道士手中买过来。这批写本的时代包括西凉至宋初,内容以佛经为最多,其次为儒、道、小说诸家书籍,契据,状牒等公私文件,以及地志、历书等,是宗教史、社会史、文学史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又有绢本或纸本的佛画,是与洞中的壁画及塑像,同属佛教艺术史上的珍品。

  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年)在斯氏之后,于1908年正月也到敦煌来,在千佛洞工作了四个多月。除了由王道士手中购买了一批斯氏所余下来的很重要的写本以外,他又将洞中壁画和塑像做了大规模的有系统的介绍,印出了六册的《敦煌图录》。此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和瑞典人,都曾有到千佛洞做工作的。我国的人士也有跟着外人所组织的考察团来千佛洞观光的。抗战期中,因为开发大后方,西北的交通便利不少。内地人到千佛洞来游览或临摹的颇多。有几个考察团还包括有考古学家,到敦煌来工作。但是似乎都是限于对千佛洞和汉代两关遗址。并且都没有做过正式发掘工作。

  我们想做点斯氏在敦煌所未曾做过的考古工作,我们想着重于古城古墓的发掘,以地下的材料来充实敦煌的历史。后来根据考察的结果,知道这一带的古城内遗存的建筑遗迹不多,有些是被刮得仅剩下地面上一些碎破古物,俗称古董滩;有些尚剩点断垣颓墙,俗称破城子。须要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作,才能知道这废城中街道、官署、住宅等的布置,才能有相当的收获。我们这次的人力和财力都有限,决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发掘工作,只能集中于古墓方面。但是所掘开的墓中的情形和出土品,也能告诉我们关于古代敦煌人民的生活方面的许多事情。

  二、“中途岛”的生活——佛爷庙工作站

  我们到敦煌后,在城内筹备了十来天,便搬到佛爷庙工作站去。佛爷庙在城的东南约十五里,是在荒碛中间,最近的乡村也在五里以外。它的位置恰在县城和千佛洞的中途。向先生替它取名“中途岛”,亲笔题了三大字,贴在工作站门口的柱上。我们住在庙中的时候,往来千佛洞的人,都在这里歇一歇脚。喝了我们的一杯清茶润口止渴后,都满口称赞这“中途岛”一名的恰当。

  在城中筹备的时间,租下了张家大院的几间房间做城中的住处和贮藏所,又到县政府去接洽,希望能帮助我们雇工人和购粮食与柴草等事。因为在这小地方,客地来的人不容易办这些事,并且请派两名警察驻在工作站帮忙,由考察团供给膳宿。这些事颇费了我们许多的时间,因为那一位敦煌县长很忙。除了一般的政务以外,还要到八蜡庙去祭神祈求不要降虫灾,又亲到月牙泉去求雨,头戴柳条帽,赤着两脚,五步一拜,率领地绅去取水求降甘霖。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似乎不大了解。但是因为有省政府的命令,总算勉强答应下来。等候了一个星期余,中间又曾催促了好几次,才派来两名警察,并通知近城的乡保派民夫来做工。我们恐怕地方人士不能了解我们的目的,或致引起无谓的纠纷,5月27日,假座玉关小学,宴请当地的官绅,由向先生站起来致辞,说明我们这考察团的缘起、组织和目的,希望当地各机关和法团的帮忙。因为向先生去年曾在千佛洞工作了一年,当地的人士对于他的道德和学问,都很钦佩。经过了他的这一解释,后来对于我们的工作,都肯协助。

  我们住在城中的时间,曾骑马出城过两次,一次是到月牙泉去看庙会,另一次是到千佛洞去观光。生长在江南的我,还是第一次跨上马鞍。幸得他们知道我不会骑,都拣选最驯良的马给我。当我们一队人马在戈壁上奔驰的时候,我死拉住马缰绳,虽没有从马上摔下去,但也吓得汗流浃背。我们这次在千佛洞仅住一宿,后来暑天休工时又在那儿住上一个月。关于我们对于千佛洞的印象,留在下章一并叙述。月牙泉在城南十五里,恰在佛爷庙工作站的西边,我们后来也曾去过几次。阴历四月廿八是庙会的日子,前往进香的男女很多,杂乱喧聒,远不及平常日子的幽静闲逸,另有雅致。一泓清澈如镜的碧波,藏在四周沙山的环绕中,泉水依照着沙山中的地势作月牙形。泉的北面是鸣沙山,山的南坡陡。如果好几个人由山巅向下滑到月牙泉的北岸,沙粒随着人体向下滚落,便会听到轰轰的雷似的鸣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说:“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四面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緜历古今,沙填不满,水极甘美。”当然便是指这地方。泉水的南岸有树木,中有好几座庙宇,以雷坛庙为大。庙旁一碑上题“汉渥洼池”四字。我们纵使能承认汉武帝时渥洼池产生天马的神话,也不能确定渥洼地便在这月牙泉。但是坐在庙前小亭中,凭栏眺望着鸣沙山和月牙泉,这些附会上去的故事,也许可以增加“古之幽情”。

  我们于5月22日赴千佛洞时,顺便踏查佛爷庙附近的古代墓地。斯坦因于1907年来敦煌调查时,已经注意到在镇番坊的西南和南湖的东北,戈壁滩上都有古代墓地的痕迹,外形和吐鲁番附近的唐代墓地相似,每冢隆起,用石砾堆成一圆堆。有些冢似属于一家或一族,好几个坟冢成一组,周围用石砾排设一方形栏界,栏界的一边有缺口作为门道(Sesindia,pp。0692611)。向觉明先生1943年族居千佛洞时,也注意到在佛爷庙至千佛洞的中间,戈壁滩上也有这一种墓冢。他怂恿我将今年的发掘工作集中于这里。我们这天的调查,除了亲自细加考察外,还询问当地的住民。知道在敦煌的东面,由鸣沙山直达新店子戈壁滩上绵连不绝地分布着这种隆起的石砾堆。现下的居民是清初由关内移民来的,保持关内的风俗,他们的墓茔都是在村子中,不肯埋葬在戈壁滩上。他们对于这些遗迹已经不知道原来的用意,都说据父老相传是古代的营盘。方形的石砾栏是营盘的界限,中间那些隆起的石砾堆是营盘中插旗杆用的。这传说是不足置信的。那天我们所见到的坟冢,多作蝌蚪形,隆起颇高的圆堆像虫身,拖着一条尾巴大概是墓道。墓道也是由石砾堆成,但隆起的痕迹没有墓室上的坟堆那样显著。墓道和墓室相接的地方,都有凹入的痕迹。我指着这些凹痕对向先生说:“这是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们进墓挖宝所留的痕迹,我们已是来晚了。”向先生说:“只要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式考古学的训练,一定不会一扫而光。他们所留下的东西很够我们花一季的工夫来发掘。”我们决定了发掘地点后,接着便找寻设置工作站的地方,这戈壁滩上,没有可做栖身之所的,附近一带也只有佛爷庙最是毗邻。我们下马进去一看,这庙虽是久无居人,但屋舍尚大致可用,仅稍须修理,并添做门扇。旁边有一水井,也须要浚沟一番,庙前东首有一古庙残迹,仅存四壁,还残留有宋代式的壁画。佛爷庙附近的土壤是冲积土,被风沙侵蚀成不规则的土堆,地面上有些破陶片,还看到两座被掘过的砖墓。那些陶片大概是盗掘墓中出来的。

  佛爷庙工作站修好后,5月30日便由城中搬到庙里来住。第二天便正式开工发掘,7月19日收工,一共工作了五十来天。7月30日搬到千佛洞去避暑。我们在佛爷庙整整地住了两个月。当时川中友人问我佛爷庙的生活如何,我曾胡诌一首打油诗告诉他们: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题壁啜苦茶。欹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敦煌佛爷庙偶成(寂照寺在四川彭山县,是民国三十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的工作站)。

  虽然住在戈壁滩上,但是工作忙迫得一天到晚无停憩,又有向先生和阎述祖二人做伴,生活颇不寂寞。每天工作的时候,除了中午饭后的休息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所带的表,因吹进沙尘而停摆了。敦煌全城找不出一个修表匠,幸得这里工作的习惯原是这样的,也并没有觉得不方便。后来天气火热,我们将中午休息的时间拉长,还可以返佛爷庙睡午觉。这里小地方,没有可以雇做散工的产业预备军,我们只好请县政府代为征工,轮流工作。每一班工作十天后便上另一班,我们十天休息一次。便是在这休息的一天,我还有测绘地图,冲洗照相等事要做,忙得不可开交。不比在安阳发掘殷墟时,星期天可以返城好好地休息一天,中午还可以灌点酒来冲散一星期所积下的疲劳。

  这些工人都是道地的西北农民,能够吃苦耐劳,能够做持久性的单调工作。但是并不机警,也不敏捷。锄头他们是用惯的但是从来未曾拿来挖古的。我们虽然告诉他们快要到底的时候要小心,并且刻刻监视着他们,但是偶一疏忽,他们便击破刚露口颈的瓦罐。看见我们收拾那些发掘所得的破碎陶片,便用惊奇的眼光向我们发问道:“你们老远到我这里来花了大本钱挖地,原来便为着这些瓦渣子么?难道你们东面的地方连这些瓦渣子也没有么?”雇用工人最多时达二十来名,管理起来颇吃力。到紧要的关头,我们都是自己来动手。除了这些轮班的短工以外,我们又雇了城里姓王的两个孩子做长工,训练这两个帮助我们在墓中剔取古物。大的叫做寇丁,年龄17岁,后来工作的颇不错。关于工人的工资,除了每天每人发二斤面粉外,另发工钱,十天一结算,都是直接发给他们,不经过保甲长讨去一部分,因为普通经过县政府的征工,不但不发工资,连伙食都要自备的。

  县政府派来的两名警察,一个叫张玉庭,一个叫许霖,帮助我们监工,催民伕,进城购物和递信。张警又瘦又黑,像是一个鸦片鬼。据他自己说,已经戒绝嗜好,因为敦煌从1935年起便严禁种植鸦片,烟价高贵得使他不能不割爱。他颇机警,办事也很能干,但不大可靠。许警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人很忠厚,但是有点傻气。有一天,一口气,便吃了两个半西瓜,以致午饭也吃不下去。又有一次和张警吵嘴,竟打架来,把张警按在地上揍了一顿,把张警的一身黑制服都撕得稀烂。但是他老实得可爱,我们后来辞退了张警,仍留用着他。我们离开敦煌时,他还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上车,盼望我们能够再度前来。

  提到工作站的伙伴,自然不应该漏掉我们的厨子。在佛爷庙里我们所雇的老赵,是屠户出身。五十来岁,长得很胖,外表是笑嘻嘻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是一个贪吃懒做的家伙。我们工作站连警察、厨子在内也不过六个人的伙食,工人们由他们自己另行管伙,饭菜也很简单,但是他每天要在厨房里忙碌一个整天。有一天我们收工较早,蓦然跑进厨房里,看见他把我们从兰州带来的沱茶,满满地泡了一大杯,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坐着品茗。暑期后,换了一个姓袁的厨子,是河北省人。从前往来新疆做生意,被马仲英拉去当兵。后来逃回敦煌,娶妻生子,成为敦煌的土著了。袁厨子有一天晚上和我们说:当初应雇到我们工作站时,曾私自跑去问过老赵,这几位先生的胃口如何?喜欢哪几样菜?对于调味是否考究?老赵回答他道:“你喂过猪没有?只要给他们吃饱便算了。”向先生听见跳起来说:“好骂!你告诉老赵,当心敲P股!”这位袁厨子在我们挖墓收工后便辞退。后来我们调查两关返城时,听说他得急病亡故了,据当地的人说,是因为他帮我们这些挖墓的人,所以被鬼捉去了。鬼的坟墓被挖,自然要复仇了。至于我们所以安然无恙,据说是因为我们是上头派下来的,福气大,所以不怕鬼。我们真觉得有点对不起袁厨子,连累了他做异乡孤鬼。

  “中途岛”的动物,除了我们这一群人以外,还有厨子老赵带来的一条狗,和罗寄梅先生离敦煌时送给我们的几只鸡。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中,居然每天听到鸡鸣犬吠的声音,顿形热闹。但是不久这几只鸡都成为我们的腹中物,剩下的一条狗,显得孤零可怜。有时候追逐着戈壁叫做“沙和尚”的小蜥蜴,或对着偶尔经过的行人、马匹狂吠。

  在这几乎与人世间隔离的“中途岛”上工作,有一个绝大的好处,便是可以安静地专心工作。除了偶然有一两个当地的士绅来参观外,很少受外界的搅扰。不过有一次我们却受窘了。在开工后十来天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发现画砖墓的消息已经传布到城中去。这天城中来参观的人达六七十人,络绎不绝。恰巧那天特别热,室内温度也达九十来度。他们出城走了十五里路到佛像佛爷庙工作站,坐下来休息,便把我们为着工人所预备的几桶开水都喝光了。由佛爷庙西行四五里到我们工地来,为了好奇心所驱,东跑西跑,问长问短,妨碍我们的工作不少。幸得那天已露出的画砖都已拆卸下来搬走,墓道为崩圮下来的土坯所堵塞,没有什么可观。他们微觉得有点失望。回去后便不再来搅扰我们了。

  人为的搅扰虽可避免掉,但是我们却遭受过几次天时的打击。戈壁上的狂风,我们在金塔县已经领教过的。在佛爷庙工作的五十天中,有八天狂风大作。第一次刮风是6月5日,飞沙走石,击肤作痛。安置在工地上的帐篷,被风吹倒。已露出彩绘画砖,被风沙所刮损。虽用布幔遮盖住,仍是损失很大,只好拆卸下来送到工作站中去保存。大风扬尘,连眼睛也不易张开。在工地中做绘图及记录的工作,困难可知。6月7日下午刮风更厉害,只好提早收工。至于下雨的日子,敦煌本来很少。我们在佛爷庙工作时,适值雨季,并且大概由于县长虔诚祷雨的缘故,这年雨水特多。六七两月竟有五天下雨。但是多是几阵细雨便了事,并不碍及工作。只有6月27日那天开工后不久竟下了倾盆大雨。我们躲入帐篷中,但是连帐篷也漏水,只好收工返佛爷庙。雨至午后才停息。这是敦煌罕有的大雨。庙舍的屋顶原来并不是防御这种大雨的,涂在屋顶上的烂泥,随着雨水从隙缝中漏到室内来,弄得桌子和床榻都是泥水。连忙将室内的器物搬到未漏水的一角。后来室外虽已云开天霁,室内还在滴着雨水。

  至于温度,戈壁滩可代表大陆性气候的极端,夏天白昼酷热,冬日夜间严寒。7月13日的中午,室内是90度,露天已是122度了。19日将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仍有些墓地的地图要补测,在120度以上的热戈壁中工作,汗出如注,很易疲劳。测绘时从望远镜中看过去,似乎戈壁地面上有水蒸汽上升。再加细察,才知道是沙砾上受热上升的空气,震动成微风;细沙被风所吹,荡漾于地面上,很像水蒸汽上升。我们工作时,四顾无蔽荫,烈日下晒,暑气上蒸,令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太阳下山后较为凉爽,但是黑暗得很快。26日我在鸣沙山北测绘完毕返站时,中途天已经黑了。两旁那些侵蚀所余留的土堆,兀立于星光之下,形状奇离狰狞,颇为怖人。我几乎迷路了。幸得向先生在庙前用手电筒一闪一闪照耀着,指示着我,才得很快地回到佛爷庙。7月30日将野地工作告一段落,便暂时移住千佛山逃暑去了。

  原载《敦煌考古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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