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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意人蜂拥而至,兰州商业异军突起

  从1935年开始,京、津、晋一带的商人和商业团体及流亡人口就陆续迁往兰州,最初经商者一般不带家属子女,而抗战开始后不得不将家眷接来兰州,甚至连晋南蒲剧也搬来兰州上演。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兰州,除原来的商号扩大、从业人口增加外,还出现了遍布于全市的小商业经营者。

  大量人口迁入兰州,成为兰州私营商业迅速走向繁荣的催化剂。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营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仅兰州的杂货店就有277家;京货店更是分门别类,形成了专门经营布匹、丝绸呢绒、百货、服装的商店。其中布商114家,丝绸呢绒商26家,百货商98家,服装商63家。此外,茶商、烟商、食品商和粮行等均有较大数量的增加。与之相适应,进出口货物也大幅度增长。

  在其他大城市遭受日寇蹂躏、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兰州商业却异军突起,独占鳌头。但就整个发展来看,兰州地区的商业与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相比,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即使是比较有名的京货行、杂货行、茶叶行和烟行等,资本额也大都在几千元之间,最多不过数万元,甚至还有几百元者。在这些商行中,除了极个别的新兴近代商业外,许多都是恪守封建行规、循规蹈矩的的小商小贩,甚至一些京货行、杂货行乃至十分有名的茶销业和水烟业,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使兰州地区没有能够出现十分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兰州商业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兰州,抗战时期的经商者始终以外地人为主。如著名的山西绛太帮,在兰州经商者约有一万余人,兰州的海菜行(酱园)、客栈业几乎全为他们经营,其他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行商等也大都为其经营;京货、杂货业大都以京、津一带商人专营;水烟中的青丝烟也主要由陕西籍商人经营。所以有人说,兰州“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兰州和对兰州商业的大规模经营,使各地先进的经营方式传入兰州,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及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兰州商业的发展,还使兰州再次扮演了“丝路”重镇的重要角色。当时,俄国商人在兰州专门设立机构,运销各种土特产品。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仍然通过兰州,经嘉峪关、新疆等地,将大量的皮毛、药材、茶叶等,运销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当时,中西交通更加畅通无阻。在国内,兰州的商人将南方大量的工业品运销新疆等地,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品如地毯、皮衣、葡萄干又被运回兰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兰州终于再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明珠,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重新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其时,一方面兰州的商人奔波于全国各个地区,从其他城市购买各种工业品运销兰州市场;另一方面,外地商人也在兰州设点立行,运销西北土特产品。由于兰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本地工业品的销售量迅速增加,尤其是面粉、火柴、纺织等工业品更是名列前茅,年平均销售值均在数百万元以上,纺织品的销售量甚至在数千万元以上。所以,抗战前后,兰州工业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原来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作坊迅速向以机制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过渡。据1943年统计,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机制工业厂数已达106家,除了战前创办的25家外,战后新增加81家。与此同时,由于烟草、食品、面粉、皮毛等销售量的增加,使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兰州市已成立和筹备的同业公会共有102个,计2252户。1940年,贺笑尘当选兰州市商会理事长。早在抗战前,就出现了“甘肃羊毛的产量及绵羊头数均在中国占多数”的局面。农产品中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从此,兰州的水烟和皮毛成为名闻遐迩的土特产。近代兰州,客商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城市,而且还与欧美人直接交往。这种交流,除了将国内外先进的工业品引进兰州外,客商们也将兰州的工业品和土特产远销国内外。尤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农副产品,更成为国内外商人及消费者青睐的佳品。这种商品的交流,使兰州地区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兰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地先进的经营方式进入了兰州的城乡经济之中,许多农牧业产品不再是一般的产品,而直接变为商品,并一开始就进入流通领域。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广大农民开始自觉接受新鲜事物,并走出家门,去了解世界。

  抗战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兰州的商业贸易,主要由山西和陕西商人经营,尤以山西商人较多,仅从当时在兰州的山西商人的人数上就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的兰州警察局调查全市人口仅有十余万人,而山西和陕西人就达一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山西人又占多数。这一年的商业已经极为萧条,但在兰州的山西人还有如此之众,可以想象商业兴盛之时,往来于兰州的山西商人该有多少。

  柴仲圭便是晋商中的代表人物。柴仲圭(1892—1966年),山西省新绛县北柴村人。13岁时,随其父来兰上学和经商。1929年其父病逝,他继承父业,在兰州经营“致兰斋”海菜铺。仲圭注重商业道德,讲究经营信誉,且以店为家,勤于事,精于业,重质量,创出远近闻名的优质糕点兰州饽饽点心。他善于经营,精于理财,持之以恒,稳步发展,先后在兰开设“中和当”“均和当”当铺两处,“德顺诚”食品店、“顺德”百货店、中盛永洋广杂货批发店各1处,购置房屋10多处,还在家乡新绛县开设顺城食品店1处。

  建国前兰州海菜行有五大名牌产品驰名西北各省,即致兰斋的饽饽点心、三合公的水晶饼、恒丰裕的白酱油、高明远的甜面酱、文聚成的蓼花糖。其中饽饽点心,色香味俱佳,名冠榜首。

  20世纪中叶,兰州的晋商中名气最大、贡献最多的当属奇才贾继英了。

  据考证,贾继英曾因给八国联军入侵而逃亡的西太后借银元30万元,后任清廷“大清银行”行长;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四儿媳、六儿媳和最小的子女避难兰州,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在兰州生活工作了七八个年头,期间大力支持甘肃办矿。1943年去世后,埋在五泉山的一黄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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