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二节 屯军，首开金城移民的先河

　　自秦始皇派蒙恬北伐，把国界推至今兰州地区的榆中黄河南岸和东岗镇一带，筑榆中县后，便开始大举向这里移民，这是兰州历史上最早的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对巩固边陲，加强统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千里征战，辎重难运，士兵的给养成了沉重的负担，着实让朝廷头疼。可是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却轻而易举地被一种新的思路破解了，这就是西汉时期，军事家赵充国想出的办法——屯军。

　　西汉之初，匈奴乘中原内乱，重新占领河南（黄河南岸）之地，“与中国界于故塞”，并赶走月氏，占据了河西地区，与青海的羌人联合，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强大包围圈。这时的兰州处在匈奴势力范围的前缘地区。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出临洮，在兰州渡过黄河，进至焉支山，与匈奴军战于皋兰山下，获得大胜。西汉出兵河西，重创匈奴，把从兰州到河西的大片土地纳入西汉版图，归降汉朝的四万余匈奴人，则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属于陇西郡故塞之外的兰州，必然也有匈奴降户安置在这里。

　　西汉据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同时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同时加强了对扼守河西东大门的兰州地区的经营，修筑了从朔方至令居（今永登），由令居到玉门的长城，并修建令居塞，驻军戍守。并且仿效秦始皇时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大量罪犯和贫民迁往边郡，兰州即为移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屯田是一种亦兵亦农、军事戍守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措施。屯田区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郡一级屯田区设农都尉管辖，其下还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吏等官吏，负责管理屯田的各项事宜。屯田的生产劳动者被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每人大约耕种二十亩土地，每亩交纳大约四斗田租。他们既是国家的兵士，又是封建国家的佃农，担负着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沉重负担。

　　由于汉武帝大力推行移民和屯田政策，兰州地区的人口开始增加了，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武帝末年推行赵过的“代田法”，西边一直达到“边郡及居延城”（今张掖市）。可以肯定，这一“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先进耕作技术在兰州地区也得到了应用。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开发，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宣帝初年，在与羌人战争时，赵充国曾建议：金城每斛谷价值仅八钱，如果政府籴谷二百万斛，作为贮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充国讲此言时，距武帝驾崩仅二十余年。由此可见，经过移民、屯田，兰州地区农业已相当发达，自给有余，市场粮价很低，民间积蓄甚多，故而赵充国才提出大量收购民间粮食以为战备的建议。

　　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加强对羌人的控制，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置了金城郡，从而大大强化了汉王朝在兰州地区的统治。郡名金城，体现了汉朝对兰州地区军事地位的重视，而郡治设于与羌区紧邻的允吾（今永靖西北），则是出于对羌人的戒备。金城郡一经设立，即成为控制羌人的基地，迫使羌人退过湟水，这就使羌人失去了今永登、红古地区肥美的“田畜”之地，遂引起羌人的不满，加之匈奴的挑拨，再次引起了羌、汉间的冲突和战争。如何才能打败羌人的进攻并有效地统治西羌呢？汉宣帝想到了赵充国。汉宣帝派人询问年逾七旬的老将赵充国，谁可率军征讨羌人？赵充国回答：“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汉宣帝又问出征需要多少人马？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金城，图上方略。”

　　赵充国，字翁孙，公元前137年生于天水。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去病奉命西征，歼灭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主力，在今永登县建立了令居塞。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王朝向包括令居在内的新开辟地区移民，17岁的赵充国“徙金城令居”，“为骑士”。金城令居即今天的兰州永登县。西汉名将赵充国的一生与兰州永登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他青年时代在永登度过十几年外，在他老年时又来永登征战，提出并身体力行著名的“屯田十二便”的策略。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以77岁的高龄领骑兵六万，步兵万余再次来到永登。他正确分析战争态势，运用兵法，讲究战略战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罕羌投降，只剩下先零羌部分兵力还在活动。赵充国根据他长期作战的经验，想出一种既不“出击交战”又不“班师回朝”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屯田。屯田即寓兵于农，把六万骑兵撤回，万余步兵留在边防线上，一面保卫边境安定，一面从事农业耕作，既能抵御先零羌，又能减轻政府的军费开支。赵充国的这一措施，史无前例，堪称创举。

　　赵充国屯田的地方，《汉书·赵充国传》说在“临羌东至浩”。临羌，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浩，在今永登河桥、连城一带。这里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屯田的士兵万余人，每人约种地二十亩（汉时1亩约合今5分2厘），便可就地解决军粮，且保持了对羌人的军事压力，使羌人分化瓦解，从而收到“不战自破”的成效。

　　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策略是：“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质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间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经赵充国三上《屯田奏》，反复力争，终获宣帝批准。于是，他带领一万余名士兵，在临羌到浩这一广阔地区开垦土地，修渠引水，架桥筑路，营缮房屋，有组织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屯田活动。

　　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屯田，从冬天开始到次年五月结束，尚未完成农业生产的一个周期，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他率领一万余士兵在半年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从而给这一地区的居民和此后的徙民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因此，赵充国屯田对河湟地区的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想见，军旗底下耕农田，渠引河水灌庄稼，放下刀枪锄田，操起矛戈上阵是何等的方便！

　　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怀柔政策，吸引了青海的羌人从事农耕经济，同时也从各个方面融合了羌人，一部分军士也在这个时候转化为农民，在永登、民和、红古一带屯田，落户定居。

　　今天，我们在充分肯定西汉政府的开发政策以及迁徙此地的内地汉族农民对兰州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同时，绝不可忘记羌族人民在这方面的功绩。

　　西汉时，羌人的畜牧业已非常发达。赵充国进军金城郡，在湟水与先零羌作战，一次小胜就获马牛羊十万余头，可见羌人牲畜数量之多。在进行畜牧业的同时，羌人的农业也有发展。当时人们在讲到羌人的经济时，常言“田畜”，可见羌人是农牧兼营，有些部落可能早以农业为主了。赵充国进兵罕羌时，下令士兵“毋燔聚落，刍牧田中”，可知羌已是定居并从事农耕的。赵充国建议屯田的上书中还讲到临羌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说明羌人曾在这个地区农耕，规模相当大。而且，赵充国还讲到要在这里“浚沟渠”。所谓“浚”，就是疏浚修复原有的沟渠。可见羌人已知引水灌溉，农业技术已比较进步了。

　　在屯田中，赵充国还推广赵过的“代田法”，即将每亩地做成三畎三垄，每畎宽深各一尺，作物种在畎内，畎和垄的位置逐年调换。这种耕种方法既有利于抗旱保墒，又可使土地获得休养，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西汉王朝与羌人的斗争，经过镇压与屯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屯田，使走投无路的羌人纷纷来降。“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到第二年五月，由于羌人大部分归降，赵充国以为羌人已被平定，再留兵屯田已无必要，就给朝廷写信“清罢屯兵”，得到汉宣帝批准。

　　屯田起到了防止羌人贵族攻扰边境的作用。赵充国的屯田措施常为后来有作为的帝王所仿效或称赞。赵充国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去世，终年85岁。为了表彰其功绩，汉宣帝将其画像立于未央宫麒麟阁上，由大文学家杨雄在画像旁题写颂词。

　　秦始皇“因河为塞”“移民实边”拉开了兰州地区开发的序幕后，汉武帝又采取移民和屯田的措施，加快了兰州开发的步伐，继而是金城郡的设置和赵充国屯田，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在秦、汉政府开发政策的促进下，经过汉、羌人民的辛勤劳作，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畜牧业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兰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正是对兰州地区当时农牧并举，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宋、夏战争导致北宋在甘肃的广泛屯田，促进了甘肃经济在战争期间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甘肃人口的增长。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入侵，不得不在甘肃大量驻军、屯田、戍边。

　　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对皇帝进言说：“渭源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万斛。”宋神宗从其请而开屯田。王韶收复熙河后，“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八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熙河多良田，七年（1074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群官属以集事”。至此，屯田遍及除陇东南外的整个陇右地区。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熙宁九年（1076年），诏熙河“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奖罚”；“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率耕种免役”。由此可知，特别是在宋仁宗及其以后，北宋对兰州的军事经营同时也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外籍军队调入兰州，直接增加了兰州人口，广泛的军屯则奠定了经济复活的基础。

　　到了元代，大批戍边屯田的回族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也被安置在甘肃境内。史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唯恐四大汗国及西北诸王危及皇权，以广设戍边屯田兵予以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而回回军则是屯兵屯田的主要成员。“回回军”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在灭南宋后，又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中，执行着“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任务。由于戍边屯田于甘肃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丞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兵万人”。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者银税”。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回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甘肃通志稿》记载：“这是回回人居甘肃之始。”

　　13世纪，蒙古人三次西征后，灭了“花剌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先后四十年间，大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到中国。他们主要是蒙古军的俘虏和工匠，归降的官吏、贵族及其部民，来华贸易的商人，还有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总计约几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统称为“色目人”，其中以被编入蒙古军的回族军士为最多，他们为元朝统一中国而南征北战，继而在西北、西南戍边屯田，捍卫疆土，从此，落居边塞重镇“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众“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随军迁徙后，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在军屯中，沿边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实行军屯，即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又巩固了边防，真正是“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之举。

　　聚居于永登县苦水镇和散居周围各乡镇的周姓人，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后裔。据现存族谱记载，始祖为周瑚。周瑚之祖先原籍湖南道县，和周敦颐同宗，周瑚先任百户，以侍卫从肃庄王来甘驻甘肃安定（今定西）。明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松山虏首火落赤、阿赤兔等纠挟河强虏，屡犯边界，兵部尚书郑洛带领庄浪（今永登）指挥同知甘雨，率兵五路进剿，调周瑚自安定水阜河驰赴松山攻战。因周瑚作战勇猛，五破其穴，追击逃敌，树有战功，遂以功授庄浪卫指挥使领下总旗，并把家搬到苦水堡定居，其子孙世袭苦水武职。

　　明朝建立后，元帝逃往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称西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骚扰犯边，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北临黄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

　　金县（榆中）作为兰州地区的关隘要地，必然成了军屯之乡，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营川、勇士川、苑川）的村庄多以营、城、堡命名，素有七十二营堡之说，这就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

　　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徒而来者十居八九”，金城仁寿（今兰州市安宁堡）吴氏也是这样。现存《金城仁寿吴氏族谱》是清末之隶州州判贺琳、拔贡生刘赞勋（瞿家营人）等编纂。序曰：“稽古吴氏，东周太王古公禀父裔也。自泰伯、仲雍封吴，子孙遂以国命氏。”就是说，吴氏源自吴泰伯。泰伯与二弟仲雍在周让位于三弟季历，之后带领一批家丁、工匠远徙句吴（今苏州梅里镇），吴国建立，泰伯又将王位让于二弟仲雍。“梅里古风千秋在，至德苗裔万世荣。”泰伯高风亮节，吴氏家族称其为“至德”，这副对联赞颂了泰伯的礼让美德，同时也寄希望于吴氏家族子嗣兴旺，事业发达。

　　“江水遥道仁寿城，陇云长接太平坊。”这副对联则讲述了金城仁寿另一支吴氏的历史渊源，也表达了他们对故乡“淮左名都”“十里扬州”的留恋。最早迁居兰州的吴氏始祖名叫吴治，是元末江苏扬州府江都县太平坊人氏。家谱序记载吴治于明洪武初年从戎，跟随魏国公徐达，为开拓西北边疆来兰，“降临洮，克兰州……直取张掖，屡建军功，遂被朝廷封为世袭千户世职，子孙遂隶籍兰州。”这些军人的后代就这样在兰州落户定居了。

　　“千户”在明朝是军队职务，自吴治起，其九代子孙世袭此职。满清入主中原，他们理所当然是抗清主力，也必然是清朝革除的对象。吴明患的名与字就是吴氏家族遭遇这一历史变革的有力证明。“明患”有纪念意义，就是记住明朝末年吴氏家族所遭遇的患难；其字“志易”，就是要记住吴氏家族这次由官宦到平民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历史竟是如此曲折，安宁吴姓人就是这么来的。

　　直道敢言，名满天下的清人吴可读，其先祖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徙居兰州。吴家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传至吴可读，已历十八代。他官位虽卑，但声名震于朝野，其事迹广为传播，是同治光绪年间响当当的“清流”中坚。

　　我们的古人真够聪明的，屯军，一改过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做法，让长年累月驻扎边疆的众多将士，不再终日荷戈在城堡关塞上走来走去的巡逻，而是分出七成或八成兵丁就近开荒种田，有负责此项工作的“卫所路官”领导他们种田和操练，于是充满肃杀气氛的边塞之地，出现了恬静的阡陌田畴，出现了桑麻遍野的田园景象。春种秋收，就地收获的农产品数量，远不是劳民伤财千里运输的辎重大队承担得了的，这样，既减免了老百姓运输军粮和承担军费的负担，又为边塞增添了生气，戍边的众将士每临黄昏就思念“闺中人”的乡愁也会冲谈许多，而一旦烽火台上升起狼烟，这些训练有素的兵士招之既来，来之能战，是何等的运用自如啊！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这一创举，真是历史上的奇观。

　　大量的戍边部队，在长城沿线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迹。永登境内的汉长城沿线，至今还有大量的汉代墓葬遗址。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城关满城汉墓群、凤凰山汉墓、中堡镇汪家湾汉墓群、将军山汉墓群等。这些长城沿线的汉墓出土的铜器皿、铜镜、弩机、五铢钱币、灰陶器残片等遗物，给我们展示了汉代军人征战、屯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