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历史名人

第四十二章 邓宝珊：将军生来爱和平

　　将军与和平似乎是永远对立的两个词，但它们却在一个甘肃人身上，得到很好的统一，他就是辛亥元老——邓宝珊将军。

　　将军之路

　　邓宝珊（1894—1968年），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在他13岁时，父母因病早逝，他靠哥哥嫂嫂拉扯长大。后来因家庭窘困，不得不辍学到兰州的一家水烟店当学徒工。1909年夏天，湖北新军协统杨绪赞所属部队调往新疆伊犁，途径兰州市招募新兵，邓宝珊应募入伍。1910年，在新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邓宝珊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因作战英勇，善用计谋，升为参谋。1913年杨增新任新疆都督，到处缉捕革命党人。邓宝珊得到消息后，远走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潜回东北，从天津、北京辗转回到天水。

　　1914年至1916年在陕西，与河北孙岳，福建何遂，陕西郭希仁、胡景翼等相聚华山，时称“华山聚义”，策划驱逐陕西都督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建立国民军联军，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邓宝珊出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为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和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阎冯大战，任反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9月，国民政府给高级将领正式授军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战之功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部队坐镇榆林。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在此期间，邓宝珊先后两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及边区领导人会晤。1944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这天，东方熹微，毛泽东破例起了个早，用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给邓宝珊写起信来：“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份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亲笔书写的信函。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在平津战役时期，高瞻远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来往斡旋于我军和北平傅作义之间，最后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为保卫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之使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于右任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竞选副总统来征求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敞开心扉对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邓宝珊以身体有病为由，回到甘肃老家，躲避蒋介石的纠缠。这年8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请他出山，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坦诚地对他说：“蒋先生挑起的这场内战，我以为注定会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你要注意保存军队，不要被老蒋利用。”这几句话虽然傅作义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毕竟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傅听后默然没有作声。

　　1948年底，毛泽东密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这天，邓宝珊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组织代表崔月犁。当天晚上，邓宝珊来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室。“我担心北平和平解决后，军队一交出去，共产党翻脸，到时血本无归，我无法向几十万弟兄们交代啊！”傅作义痛苦地说道。“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业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邓宝珊说。傅作义眼里充满信任地说：“好，那我就全权委托你了。”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通县马各庄谈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只是在解放军进城接管的时间上，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产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认为，接管时间应在三日以后开始，而邓宝珊则坚持至少应给傅作义军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作准备。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提议说：“我们何不将不同意见报告毛泽东先生，由毛主席决定？”15日当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于是，意见很快一致，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出版的《新民报》载文称赞邓宝珊：“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把锁，只有他可以打开。”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他时常与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诗论画，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让学者叹服，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同时他也是一位体恤民情、关怀疾苦的领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毛主席收到了一位甘肃干部呈送的—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天水一带人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位勇敢的干部就是甘肃省省长邓宝珊。他这一举动，受到时任省委领导人的埋怨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在他看来，群众的吃饭问题远远大于个人的进退荣辱。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无私胆气与坦荡胸襟。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骨灰盒存放何处，有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了：“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盒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