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工业摇篮

第一节 战火助推国家格局变化办厂迁厂势必选择兰州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使中国最早的制造局、织呢局出现在兰州，从而肇始了兰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到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西北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国家格局改变，为兰州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迫使中国政治经济重心转移，西南、西北开始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当局宣称：“抗战根据地在西南，建设根据地在西北。”

　　政府投资转向西北，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纷纷迁往兰州，民族资本家也西迁避难。到1941年，兰州的人口一下子由抗战前的7万多人增加到17万余人。自1937年12月1日，甘肃省成立战时经济管理委员会，兰州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1941年7月1日，兰州设市，市政府成立。

　　1940年冬，张心一担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后，根据形势需要，与资源委员会、交通部及国家银行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人员、机器设备，兴办了一些新企业，加强了原有工矿事业。兰州经济又呈现兴旺景象。

　　在工业建设上，人们的目光又一次落到了左宗棠创办的兰州制造局。这个局道路曲折，几度沉浮。

　　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彭英甲恢复生产，迁至小仓子，改名兰州机器局，一直维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彭英甲离兰后停产关门。民国六年（1917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又将兰州机器局由小仓子迁到萃英门（今兰大二院）进行扩建。制造枪械弹药，有140多人。

　　张广建迁厂的背景，是一片涂满政治色彩的大烟幕。时值民国初年，袁世凯鼓吹帝制之际，张广建作为袁氏的忠实亲信，以为袁世凯当了皇帝，自己必能跻于显爵。他一面秘密劝进，一面令督军公署军需课长郑元良筹建“王府”。郑奉命为府第选择吉地，暗访到一个叫谈协中的榆中人找来一乡人和兴隆山道人，一起看风水。说是五泉山前面的史家祠堂风水最佳，“龙脉”最旺；其次是萃英门贡院内至公堂、西明远楼南面的地段。因最好的五泉吉地已被别人占用，又请另一人看风水，认为五泉与贡院两地不相上下。这样，张广建就决定在贡院修建他的“王府”。

　　与此同时，已派人带着工匠，持督署的命令会同庄浪茶马厅、平番（永登）县长、连城鲁土司等赴连城天堂寺一带寻求大木料。郑元良亲自进山砍伐。

　　由于袁世凯称帝尚未公开，张广建只能打着修建工厂的旗号建“王府”。伐自连城林区的大木材，由大通河经黄河水道源源运到兰州。

　　工匠们先拆除原举子应试号房等建筑，然后动工建大殿、大门及门外大照壁。这些建筑物都是仿照北京顺承郡王府的样子，照壁是用水磨砖做的，上面刻有百鸟朝凤，显得富丽堂皇。门额上的“带砺门”三个字，由张广建亲书，刻石镶金于其上。

　　正在筹建中，袁世凯宣布帝制，张广建受封一等子爵，为甘肃最高爵位。这一下，张广建督促更急，“王府”工程日夜施工。

　　张广建没有想到，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正当大照壁刚完成，洪宪帝制就垮台了。张广建灰心丧气，无奈之下始决定在大殿东西两边及其西南角盖了些工房和办公室，把兰州机器局迁到这里，改名甘肃机器局。张又题写“甘肃机器局”五字于门楼上。

　　甘肃机器局仍以生产枪械为主，有10余设备，大部分工序为手工操作。职工140多人，由督军委派一人，总办局务，下设股室及铸工场、锻工场、炮弹场、冷作场、装配场、木工部等。产品有七九式步枪、手提式步枪和仿造英、法、德、意等国的步枪、手枪、机关枪。

　　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部刘郁芬入甘，其国民军与甘军战事频繁，加上发生“河湟事变”（即青海、河州的回民起义），因为打仗，这个机器局又有戏了。甘肃机器局易名为“甘肃制造局。”刘郁芬亲笔题写石碑，正中横写“甘肃制造局”五个大字，右边竖写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左边竖写清苑刘郁芬。（此石碑黑底黄字，像一本厚重的史书，现存土门墩兰州通用机器厂退休干部活动室左侧墙壁上，当然它也早已退休了）。

　　这时的甘肃制造局，日夜赶制弹药，人员迅速增加，工人日平均500余人，最多时达千余人。有房屋百余间，有车床25台、刨床4台、钻床2台、铣床3台，插床2台。主要制造火药、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马刀、步枪、迫击炮，捷克式、汉阳造、三八式等枪支都能仿造，也能造轻重机枪。并兼做部分铁锨等。

　　省政府每月拨经费2万元，材料费3—4万元（均为银币）。后来甘肃军事渐平，军器军火制造逐渐减少，便由军工转为民用生产。国民军东下后，业务萧条。到1935年，职工减少到250余人。1936年“西安事变”后，生产完全停顿。

　　刘郁芬主甘时期还建立了一个与制造局有关的造币厂，产量最高时一天铸造六七万银元。造银元的白银之来源，是1928年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八坊两户姓马的人家挖出窖藏的白银200多万两，用90匹骡子把这些银子驮到兰州，日夜不停地驮运了几个月。因为银子太多，过秤来不及，后来干脆就用斗量，还委托银号钱庄代收。奇怪的是不知何故，甘肃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没有标明甘肃制造，而仿用的是其他牌子。铸造最多的是“老人头”银元，就是民国三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叫“袁大头”，在省内流通。也造了一部分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后来由邓隆任监督时，曾在数万元“老人头”银元上加印甘肃二字。再后来，因原料用完，银元成色不符合部颁规格，产量大减。最后库存的100万银元作为富陇银行基金，但被国民军孙连仲带走充当军饷，只给造币厂留下100万元富陇银行的钞票。厂子一片空虚，1935年停办。后来与机械工厂合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省政府将甘肃制造局改为甘肃省制造厂，由经费报销改为自负盈亏。第二年又改成甘肃制造厂总管理处，不久又撤销。1940年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后，改名甘肃省建设厅机械工厂。又过了一年，省政府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合办机械工厂，定名为甘肃机器厂。

　　变来变去，还是由左宗棠那个兰州制造局变迁而来。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任命阎树松为甘肃机器厂厂长，因日本飞机轰炸，在兰州西郊土门墩（今兰州通用机器厂厂址）购地344.44亩，另建新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正式由萃英门迁到土门墩新厂。新厂建筑面积12525平方米。资本总额3000万元（法币）。共有职工322人，各种设备67台。

　　从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41～1945年），甘肃机器厂制造的产品有6大类近60种。六大类是：机床工具类、农机灌溉机械类、石油机械配件类、轻工毛纺机械类、汽车零件及公路建筑机械类、枪械军工用品类。大部分是民用产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调整经济结构，决定甘肃机器厂裁撤。1946年4月甘肃机器厂正式停办。1947年3月复工。

　　1949年7月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将甘肃机器厂部分设备运往青海。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由市军管会企业处接管。1950年隶属甘肃省工业厅领导，定名为“兰州人民机器厂”。1953年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器工业管理局领导，定名为“兰州通用机器厂”。1954年造出中国第一台大型洗毛机，机身长达62米，净重152吨，占地面积250平方米。开创了甘肃自制大型设备的先例。“一五”期间开始生产采油设备。成为全国机械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之一。

　　抗战时期的毛纺业，首推国民政府军政部与甘肃省政府合办的甘肃制呢厂。这个厂也是由晚清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延续而来。1918年，甘肃官府和一些社会上层人士提出：“放着左宗棠购置的外国纺织机器，不搞官办，也不组织民办，不是太可惜了吗？”当局认为此建议很好，即指示实业厅办理。

　　正当各方人士为官商合办还是民办争议之中，恰巧马鸿逵之父马福祥来兰，由他出面协调，确定由甘肃人邓隆与牛载坤招股商办。这两位可谓顺应时代潮流的学者型实业家。

　　邓隆，字德兴，甘肃河州人（今临夏），晚清进士，在四川做过知府，1910年，邓因母丧回甘。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省议会议员、戒烟总局局长及夏河县县长等职。曾在官绅合办的光明火柴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舶来品瑞典“洋火”风行全国的形势下，光明火柴厂生产的“轮船牌”“朝阳牌”火柴行销甘青等省。邓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慈善事业，对西夏文、藏文研究很有造诣。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他对纺织业极感兴趣。

　　牛载坤，字厚泽，甘肃狄道县八松庄人（今康乐）。曾赴日本考察，当过甘肃工业学校校长，思想开明，主张教育实业救国。牛与纺织业的缘分由来已久，享有“毛袜祖师”的美誉。由于他主办工艺传习所，从外地聘请教师、技师，培训本省学生，通过学生回乡辗转传授，一时羊毛纺线编织物遍地开花。织褐子、织毛衣、毛袜、毛帽，民众自己纺织自己穿戴，成为时尚。

　　邓牛二人一拍即合，商定招股成立甘肃制呢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制呢公司，起先主要生产各种羊毛驼毛粗纱，卖给众多编织毛衣毛裤的人。计划以此积累资金，添购外国的精纺机器设备，再生产粗呢。

　　公司与西藏喇嘛寺联系，批量订销粗呢。又生产了一批毯子和栽绒毯，在公司自办的商店应市。生产大有起色，一度加开夜班。

　　信息闭塞的邓隆兴冲冲将本公司产的呢子运往上海推销。不料到上海一看，才发现物美价廉的洋货充斥市场。相比之下，自己的产品与洋货优劣相差很大。他赶紧把呢子样品藏起来，把带去的一批呢子减价在上海大拍卖了。

　　兰州出的呢子显然是技术工艺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眼看着进口的细呢，毛毯逐渐流入兰州市场，甘肃制呢公司质粗价高的产品更加滞销。为了继续维持，公司组织职员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大力向亲友劝销。有些公司职员花40块银元买下一条栽绒毯子，质地结实耐用。使用了几十年，完好无损。

　　都说西北产的东西就是结实，可是光结实能行吗？此后这个厂惨淡经营了一段，于1923年停办。

　　1925年，冯玉祥部刘郁芬率国民军入甘，在组织制造局生产军器军火的同时，派曾学过纺织的山东人马瀛岑再次恢复左宗棠的织呢局，以为军需之用，改称甘肃织呢厂。用原有的厂房机器生产。有员工120多人，其中四五十个女工从事拣毛。工人的月工资：一等工银币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元七元不等。当时一块银币可买40斤左右的面粉。端午节还发了奖金，每人5元。

　　工厂经营得法，日产呢子10匹左右，所产的驼绒毯质量可与俄国毛毯媲美。产品供国民军用，一部分应市销售，售价为1米呢子卖3块多银元。

　　第二年，因河湟事变而停产。直到抗战时期军政部与省政府合办，称甘肃制呢厂，于1938年9月开工。这个制呢厂能生产质地优良的军毯和各色双幅呢绒，有红、绿、藏青等品种。因战争原因，进口染料困难，无奈之中，曾用土法染色，用槐花籽染绿色，用橡壳子染黑色。

　　西北盛产羊毛，利于发展毛纺织业。抗战爆发，战火燃烧，工厂内迁。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的目光转向大后方。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看中了兰州。他委托中国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刘鸿生亲临兰州考察。从此在兰州毛纺工业的舞台上，刘鸿生一直唱主角。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留学加拿大，1906年在美国圣约翰大学辍学后回到上海。1918年在英商开平矿务局当过推销员，买办。后来他自主创办民族工业，以做火柴起家，成为闻名全国的“火柴大王”。

　　刘鸿生是一位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他开办水泥、搪瓷、毛纺织、大型煤矿，并经营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他的精明与品德，写在胡厥文的一首诗中：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涓，勤政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正当他在上海大办实业之际，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摧残上海民族工商业，他被迫离沪赴港。香港沦陷后，他到了重庆。此时他把视线转移到大西北。

　　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他，认为要解决军需及同胞的冬衣问题，非在兰州设有相当规模的毛纺织厂不可。其实，他在上海开办毛纺工业时，就产生了开发西北羊毛资源的念头。

　　杜月笙的想法与刘鸿生不谋而合。刘说：“鸿生对西北产毛区的注意亦已14年了，先后10次派专人深入西北内地调查，抗战开始后，鸿生本人亲赴兰州调查已达三次。”1940年，刘鸿生就与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开办的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公司合资开办了西北洗毛厂。

　　刘鸿生经过实地调查，于1943年向杜月笙提交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叫计划书。计划书中说，西北各省羊毛资源丰富，兰州又是皮毛集散要地，在此设毛纺织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可惜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毛纺技术落后，长期以来只能输出原毛。抗战前大多羊毛集中兰州，由黄河筏运包头，由包头转运到天津，外商独占收购，出口国外用作毛制品原料。如今兰州已成为抗战后方重镇，设毛纺织厂后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