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位于城关区山字石中街18号的皖江会馆在当时兰州各会馆中自有风致,会馆曾有名联如下:
君不见黄河东走,青雀西飞,白茫茫五月天山,邀将供奉仙才,把塞上吟情,狂吹玉笛;
我所思莼菜秋风,杏花春雨,绿冉冉千年乡梦,好借杜陵广厦,掬江南烟景,满注金樽。
纸上风光,好一个春和景明的塞上江南。
但在烽火年代,哪儿会是一块平静之地呢?
1927年春节将临的一天,皖江会馆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2月4日,皖江会馆张灯结彩、热气腾腾。一早,省市党部近200名党员,高高兴兴来到会馆,参加春节联欢会。大家推选钱泉做联欢会主席,钱泉高兴地说:“平时大家工作都很紧张,过年了,聚在一起娱乐娱乐……”党员们说说笑笑,气氛十分欢愉。突然,会上散发出了市党部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给在场的田昆山提出的十二条质问。
十二条质问,条条凌厉。
会场气氛陡然一变。
田昆山何许人也?原来他是一个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早年就惯于投机钻营,而且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1925年年初,陆洪涛被迫辞去省长职务,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任命田昆山以特派员身份到甘肃办理党务。当年7月,田昆山秘密纠结腐败的官僚、劣绅、土豪等成立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田昆山独揽大权,“孤零地爬伏在这封建势力的蛛网之下,一筹莫展地关着门围炉革命”、“除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外,也不会再有一个人影去干涉他”。(宣侠父《西北远征记》)
没落腐朽的田昆山百般指责刁难国民军中宣侠父、钱泉和贾宗周的工作,肆意篡改诋毁他们进步思想的宣传,并采取各种恶劣手段逼迫宣侠父、钱泉、张一悟等特支领导人离开兰州。
面对田昆山一伙国民党右派挑起的斗争,特支团结国民党左派,对以田昆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予以了严厉还击。特支发动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在师生中揭露田昆山党羽沙月坡、张璞(一中校长)、杨肯堂(女师校长)等人歪曲三民主义和无中生有、造谣蛊惑的行为;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揭露他们抵制反帝反封建的丑陋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伙人实际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在人民大众识破他们阴谋的有利条件下,要求省、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处理他们的问题。幕后操纵的田昆山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要求推迟会期。宣侠父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不论是谁,要想反革命,我就用这个东西对付他!”
省、市党部全体党员大会如期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开除沙月坡党籍6个月的决定,同时责成沙月坡解除张璞和杨肯堂的校长职务。此事震动了省城,督办刘郁芬以此为由电呈冯玉祥请求辞职。1926年11月,宣侠父被迫离兰。
宣侠父走后,田昆山更是有恃无恐,到了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田昆山加快了反革命的步伐。其爪牙明目张胆地诋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说是“危险的政策”,公开表示对国共合作的不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甚至无耻地制造谣言,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
田昆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国民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踢开这块革命路上的绊脚石。
1927年2月4日,本该是大家其乐融融共渡佳节的一天。皖江会馆突然气氛一变,大家拿着小传单,提议在会上讨论。钱泉当场把向田昆山提出的十二条质问宣读了一遍:田昆山贪污公款,吸食鸦片,克扣市党部经费,排斥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等等等等。田昆山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许多人一致要求田昆山当场解答。田昆山无可奈何神色慌张地走上台,吞吞吐吐搪塞抵赖,面对田昆山的无赖狡诈,在场的人气愤不已,跟着一阵喊打声,会场秩序大乱。在一片愤怒的呐喊中,有人把茶杯摔向田昆山的“翅膀”和“卫队”的任冠中、凌子惟等,双方扭打起来。田昆山也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
钱泉继续主持会议,联欢会开始按照特支事先安排的议程,处理田昆山的问题。大会采纳群众要求,当场选举钱泉、延国符、李世军、王陶、李印平、邱纪明、韩芝惠、阎可选、丁益三等9人为委员(其中7人为共产党员)。新的临时省党部正式宣布停止田昆山特派员职务,限其3日内交出印信,并调整成立了新的兰州市党部。
皖江会馆,硝烟弥漫。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田昆山及其走狗狼狈不堪,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会后,田昆山装病住院,暗中策划更大的阴谋。他拒不交出省党部印信,并秘密派人到开封冯玉祥面前,挑拨诬告“共产党在兰州诋毁时政”、“批判(冯)总司令作风不对”。冯玉祥当即给刘郁芬下了逮捕钱泉等人的命令。督办刘郁芬对田昆山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田昆山一伙变得愈加嚣张。
2月中旬,钱泉被捕。
共产党甘肃特支重要成员宣侠父离兰,钱泉的被捕,党在兰州的工作一时陷入了低潮,但在兰州地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员凭着他们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准备着将义无反顾地投入更加艰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