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兵戎故事

第一节 一架日机飞临兰州

　　从一八四〇年开始，中国似乎一夜之间从天朝大国的位置上跌了下来，巨人的跌倒，发出来的声响是惊世骇俗的，而巨人的重新站起所耗费的气力是小个头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中国的重新站起，整整花费了一百一十年的时间。在此，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祷告：中国，千万别再跌倒啊！

　　你、我、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我们都看见过战后的土地，战争留下的废墟，从战争中逃出来的受难者。

　　这一切，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这一切，都让我们卧不安席。

　　这一切，都让我们铭心不忘。

　　不忘历史，才有可能阻止历史的重演；不忘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走向明天。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巨人跌倒以后，在兰州发生的一件事情吧。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中国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又处在危亡关头的时间，这天，在遥远的大西北腹地兰州，在万里晴空中，突然窜出一架飞机，机翼上涂着牛血一样的太阳旗。日机飞临上空，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当时，兰州市民对飞机的认识还很有限，分不清什么是轰炸机，什么是侦察机或战斗机，但涂着膏药旗的，无疑是日本飞机。虽然，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华北的长城抗战、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说明战争早已开始了。日寇还在步步紧逼，中日必有一战，全中国人心里清楚，兰州人心里也清楚。而今，上空突然出现一架日机，胆小的市民到处躲避，胆大的市民看见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机怒火万丈，却也无可奈何。

　　当时驻防兰州的是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是于学忠，他还兼着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几十万大军，装备超过了日军，人数更是日军的十倍以上，却一枪不放，把家乡丢了，如今，寄身兰州，日机又追来了。谁也无法想象当时东北军将士见到日机后是什么心情，能看见的是，日机在兰州上空，悠闲自得地盘旋了几圈，大模大样地降落在东郊机场，飞机上下来六个大模大样的日本军人，其神情好像是兰州请来的贵宾，其中领头的便是羽田嘉郎。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围了上去，面对愤怒的中国士兵，羽田嘉郎全不放在眼里，他打着哈哈，嬉皮笑脸，说是来兰州游历的，要见于学忠长官。

　　士兵将这六个日本军人带到省府门口，还未通报，他们便硬闯了进去。见了于学忠，照样嬉皮笑脸，种种无状。有的将腿架在办公桌，有的乱翻东西，有的呢，出言不逊，脏话粗话混账话说个不停。

　　那个年月，日本人一直在给中国找茬，或浪人，或军人，或商人，到处在寻衅闹事，如果中国人吃了亏忍气吞声，日本便白占一次便宜；如果中国人忍无可忍起而反抗，日本人吃了亏，日本政府就出面了，以发动战争相要挟，中国政府不是赔礼道歉，就是赔款“惩凶”，一开战，便是丧师失地。日本人尝到甜头了，一样的伎俩三番五次地施展，几乎没有不得手的。伊利阿斯·卡内蒂在《群体和权力》一书中，用猎犬群原理论述了战争发动者所惯用的这一招数，他说：

　　战争的内在的或者猎犬群般的的原动力，最初的本源看来是这样：从围绕一个死者周围的悲号猎犬群形成了应当为死者复仇的的战争猎犬群。从取得了胜利的战争猎犬群形成了凯旋的增多的猎犬群。

　　正是第一个死者把受到威胁的感觉传染给了大家——想要发动战争的掌权者很清楚地懂得，他必须搞到或者创造第一个死者。关键并不在于他在其团体内的重要性。涉及的可能是某个没有特殊影响的人，有时甚至是一位不相识的人。关键在于他的死而不在于其他；人们必须相信：敌人应对此负责。可能导致他死亡的一切原因都被隐瞒，除了一点，即他是作为人们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的成员而丧命的。

　　迅速产生的悲号猎犬群起的作用就像大群晶体，他可谓自动裂开：一切都悬着，由于同样原因而感觉受到威胁。这个悲号猎犬群的意识转变成为战争猎犬群的意识。

　　真是看透人心惊破胆啊！优秀学者之所以优秀，完全依赖于他对现象后面本质的揭示。所谓禽兽无言，而高明的兽医照样可查出它的病因。日寇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要么是士兵丢失，要么是谁谁被杀，“九一八”如此、“一二·八”如此、“七七”如此。日本人的胆大妄为，在于中国政府的怯战。于学忠是一个身怀家仇国恨的将军，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他毫不犹豫地在兰州发动了兰州事变，敢于向党国领袖发难的人，还不至于怕眼前这几个日本小飞贼。

　　但，他忍住了，因为民国政府一直在忍让着。

　　次日一大早，日机升空，扬长而去。

　　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而言，以中国人所遭受的空前灾难而言，民国二十五年，日机侵犯兰州领空，自由来去，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算是一个没造成灾难后果的恶作剧，甚至还有些好玩，但可看出，中国当时的防空力量是多么地单薄。

　　一年以后，日机飞临兰州上空，这次，不是恶作剧了。当然，兰州人也不允许其自由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