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从而成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汇点。地理的特殊,与草原民族打交道的机会便要多一些。事实上,兰州的建埠,便是出自与行国抗衡或交往的需要。古书上把游牧人建立的国家称为行国,取其游移不定也。我们所说的中国也非今日概念之中国,主要指以中原为中心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国家。范文澜先生说,自秦汉时,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像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而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
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
(一)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
(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
(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
够了,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之所以大段征引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表述的史学观点,一者,先生乃史学大家,向为我们所敬仰;二者,先生乃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引用他的观点,从哪方面说都显得比较稳妥;三者,就本书本章而言,先生的理论确实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