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表演艺术

第二十章 千年绝调重弹时

　　1982年秋天，《丝路花雨》赴巴黎演出。看过演出的法国敦煌学家在和剧组人员的一次座谈中，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丝》剧音乐舞蹈与敦煌乐谱舞谱的关系，以崇敬而谦卑的口吻请教这方面的问题时，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告诉人家。当时国内对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因“文革”的破坏而停滞，只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先生在释解敦煌乐谱上取得了一定突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法国学者对敦煌乐谱、舞谱的关注，点燃了一位出席会议的笛子演奏员心中潜藏已久的决心要复活敦煌古乐的弘愿——这个人就是席臻贯先生，甘肃省歌舞团更名为敦煌艺术剧院后曾担任首任院长。

　　《丝路花雨》在巴黎演出间隙，在同事们尽情饱览浪漫的巴黎风光时，席臻贯先生同另外一个同事迫不及待地来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被喻为“天书”的唐五代写卷——“敦煌舞谱”。席臻贯先生后来回忆，曾对“原卷勘磨数度，并将清晰的照片带回以作进一步玩味。当时并不结识水原先生，也与北京舞蹈研究机构无任何联系，处于一种‘个体户’的研究状态。”（见《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译丛》）。这次让他大喜过望的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其昱博士给他搜集复印了水原渭江先生1976年至1982年中发表的十篇有关敦煌舞谱的论文。

　　从此，席臻贯开始了如醉如痴的十年漫长的求索苦研之路。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国外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尤其是日本学者有关敦煌乐舞艺术的研究水平和状况。席臻贯在不惑之年一边苦学日语，一边利用出国或出差的机会搜集相关资料进行研读。

　　1983年至1984年访问日本时，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巨擘、日本著名学者岸边成雄赠送近著《古丝绸之路音乐》，席臻贯先生如获至宝，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一气舒卷，即有如登宝山，如获筌蹄之感。”并认为岸边成雄“在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方面继往开来，将田边高雄、林谦三、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成果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他获得岸边成雄另一部裹挟着巨大学术分量的巨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后，慨叹道：“一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能如此毕生孜孜不倦，案牍劳形，在吾辈本是神州子孙，含愧之余，难道不应视为策励乎？”他一边向国内学界翻译介绍岸边成雄、水原渭江的论文著述，一边开始了自己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

　　从1987年开始，席臻贯先生厚积薄发，陆续抛出一批有关敦煌舞谱交叉研究的系列论文九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学》、《黄钟》、《西北民院学报》、《敦煌学辑刊》等刊，在海内外学界得到关注与好评。《中国音乐年鉴》谓：“具有一定开拓性的考证文章。”香港饶宗颐教授称：“注意句读及字义训诂方面，颇异于一般徒比附于舞台而乏深入探究之作。”水原渭江先生也认为：“的确是真挚的研究……在今后的舞谱解读上，该文是个好资料。”

　　1990年，对参加国际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的席臻贯先生来说，是其学术研究上的一大飞跃和转折点。“过去在音乐学的研究中，笔者（席臻贯）虽亦注意到学科的‘渗透研究’，但其思路囿于一定的领域，故总感在某些问题上说来多不莹彻、影响更深的开掘。”他也为此苦恼，深感在学术研究领域突破哪怕一丝一毫，实比撼山更难。这次国际敦煌学学术讨论会不料成为一种“顿悟”之契机。席臻贯宣读的论文《敦煌舞谱序列原型探幽——敦煌舞谱交叉研究之九》，引起了与会的孙宜生教授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钟正山及新加坡学者魏维贤的极大兴趣，认为彼此“对东方神秘文化的破译有共鸣”。通过会上会下进一步拊掌纵谈，觉得有必要对中国艺术的核心——意象及其研究现状做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孙宜生教授当时正在主持国家科研项目意象艺术研究系列论著，因敬佩席臻贯先生对乐舞艺术的深邃识力和精湛见解，当即约定为该项目撰写专著名曰《中国乐舞意象逻辑》一书。

　　乐舞意象的研究，对于席臻贯来说具有“吹尽狂沙始拣金”的意味，所有过去近十年分散研究积累的东西，像被灵感击中了似的，豁然贯通，成为支撑中国乐舞意象逻辑理论观点的有力依据。“1991年，由于出版时间突然提前，只能以每天四五千字的速度匆匆成稿。原来预计该书为15万字，不料一动笔欲罢不能，16万字才完成了一半，作为上册先行付样，下册有五章，目前正在撰中。”读书自泛论“意象”诸家之言的汪洋大海中起，纵横于意象中的“意”、“象”的论述阐释，力图使传统乐舞意象逻辑渐显本象，对中国传统艺术意象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容分割的美学特征做了初步的分析，尤其在探讨具体的乐舞意象时，结合“唐五代敦煌舞谱表象谱字序列结构中所反映的八卦、星纬、原型的极其复杂、严谨而又千变万化的意象逻辑，作层层剥离的剖析”。正当人们期待着看到有更多理论建树的《中国乐舞意象逻辑》（下编）时，席臻贯先生竟于1994年被病魔夺去生命，成为学术界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虽如此，但席臻贯先生经过十多年的上下求索，探幽烛微，在敦煌乐舞艺术领域积累的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深厚的学养识见，已具备了偷盗天火向更高境界攀登的能力，那就是要实现他破译25首敦煌乐谱的弘愿。应该说这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音乐语言，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世所罕见。这部像天书一样深奥难懂的曲谱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专家学人的探讨研究考释，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对乐谱的研究未获得满意的结果。席臻贯先生受命撰写《中国乐舞意象逻辑》一书的过程中，再次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几乎所有的音乐文献和有关诗词歌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确立了唐代的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乐舞意象原则，认为音乐的节拍必须符合舞蹈的节拍和诗歌的节拍，因为中国古代的“乐”实际关系着辞、乐、歌、舞四事，是典型的综合艺术。据此思路，席臻贯先生如得神助似的将他的主要精力用在25首唐代曲谱的破译上，这或许是《中国乐舞意象逻辑》（下编）一书未能在生前面世的主要原因。

　　1992年初，当席臻贯先生将自己破译的《敦煌古乐》送给著名舞蹈家、《丝路花雨》编导之一许琪时，将信将疑的许琪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感受：“读后深感不安，觉得自己有小看人之嫌。回想起来平日里他匆匆忙忙早出晚归的身影，注意到他两鬓渐白的发丝，才恍然大悟，他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据许琪同志回忆，为了将古乐搬上舞台，“席先生作了几件不为人知的工作，他在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中，经过反复研究筛选，为解译了的曲谱配上了相应的敦煌曲子词，使其得以歌唱，又在大量史料中寻觅唐代乐器的资料和形象，吸收敦煌壁画上的器乐图像资料，亲手绘制了乐器的制作图，研制了一批仿唐乐器，其中尤以玉磬、玉石琵琶、玉萧、玉笛、玉埙及已失传的筚僳、方响等乐器十分珍贵。为了这些乐器的制作，他多方游说，多处求援，使得这批乐器提前投入使用，保证了1993年初排时的使用。这些费尽心思吃尽苦头的操作，便是使《敦煌古乐》得以堂皇登上舞台的根本。”

　　穷经皓首、废寝忘食做学问的人，在别人的眼里是了无情趣的，别人一般不会关心他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十年间，他没有带家人上过一次公园，整天泡在图书馆，据说仅他抄录的资料卡片就达约500万字，笔记百余本。如有人送稿纸比送什么都高兴，那时没有电脑，论著均为手稿，其工作之艰辛，非常人所能及。他原本有心脏病，又被膀胱癌夺去了生命，这完全是长期伏案，积劳成疾所致。

　　1993年初，《敦煌古乐》成立了以席臻贯和编导许琪、张聚芳、张强，指挥韩中才，舞美设计李明强，乐队队长呼延天助等人为主的排练小组。3月1日开始排第一场——“宴乐图”时，席臻贯先生因身体不适入院检查，发现膀胱有肿块尿血，但他为了腾出半天时间在团里坚持工作，拒绝了大夫要求开刀治疗的建议。4月17日席先生带病陪同香港市政署唐敏女士观看并介绍正在排练中的《敦煌古乐》，唐敏女士当时决定该剧参加香港举办的丝绸之路节的演出。拖至5月11日，他在兰州陆军总院做了手术，在病榻上还不厌其烦地指导《敦煌古乐》的编排工作。

　　11月，席臻贯先生和剧组一行人如期赴港，以超人的毅力克服腹部导流管发炎的巨痛，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讲座等活动。返回后，为了进一步加工修改，席臻贯谈笑风生地给剧组成员讲了一个礼拜，以提高大家对敦煌古乐的认识，谁能想到他是一个死神临头的人。对此，巴尔扎克认为，“一个支配着生命力的内在的人，至今科学还不能解释这内在的力量，而它却像物质力量一样存在着。殉道者受酷刑时为什么能英勇无畏，泰然自若，因为他们的内心的我此刻在别处。”偷盗天火的人只有把自己烧成灰烬时，他的灵魂似乎才能乘着艺术的翅膀自由的飞翔。

　　《敦煌古乐》为参加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进一步加工编排时，有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必须离开学术去创编，对此，席先生坚持保留原曲谱及唐代乐队演奏风格。《敦煌古乐》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并不是随意捏造的产物，必须尊重其学术的严肃性是创排的前提，尽可能鲜活而生动地逼近历史原貌正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如果将它创排成另外一种东西，恐怕不能称之为敦煌古乐。从曲谱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中去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善，实践证明原编创以乐为主，坚持在乐与舞的整体审美把握中以大度雍容的唐文化背景为依据，追求古朴中的华丽的创作思路是正确的。根据曲谱的演奏，反复合着音乐即兴舞蹈，奇特的音乐节拍造就了奇特的舞姿。同样的曲谱，由于节奏与技法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文曲缠绵而奇妙、武曲雄健而激昂的别样风格。有些曲谱旋律具有浓郁的胡风，在乐与舞的配合中，就用敦煌壁画中两个窄袖飘举的胡风女子妆束来造型，用符合人物身份带棱角的快节奏变形舞姿突破敦煌舞S型的模式，证明敦煌乐舞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发展变化着的。

　　1994年8月19日，《敦煌古乐》作为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开篇节目接受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观众的检阅。人们普遍认为席臻贯先生破译的敦煌曲谱，旋律流畅，音韵典雅优美，在可听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病入膏肓的席臻贯与医院签了生死合同，坐在轮椅里被抬上舞台接受广大观众最崇高的敬意。李瑞环握着席臻贯的手说：“千年绝唱，功不可没。这个戏搞好了，比《丝路花雨》的价值还高。”席臻贯先生已不能言。他带着未了的心愿和无尽的遗憾，于艺术节过后不久溘然长逝，化入永恒的艺术之中。

　　那一晚下着小雨，见证了这一幕的许琪后来撰文写道：“那是慰藉辛劳者的雨，是弘扬可歌可泣的精神的雨。”街灯朦胧，遥望漆黑的夜空，那淅淅沥沥飞扬着的雨滴打湿了所有被感动的心灵。

　　席臻贯先生在艺术的祭坛上，毫不保留地用自己的激情、执着、赤诚，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殉道者的角色。在他专一地去完成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时，他自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他超出学者之外的许许多多的期望。在追悼会上，许多他生前不理解他的人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1996年，《敦煌古乐》进京演出，获第五届“文华新剧目”奖和古典音乐探索奖。其后在香港、澳门及韩、日等国演出200多场，如今已成为该院演出的必备节目，席臻贯的艺术贡献不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理解，他的名字也将铭记在历史的册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