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表演艺术

第七章 话剧奏响时代强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抗日的烽火。日寇铁蹄所至，“半壁河山”沦丧，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纷纷携家带口流亡内地。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兰州建市时城乡人口由抗战前的7万猛增至17万余人。在全国抗日的政治格局中，兰州作为西北内陆地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又是苏联援华物资向抗日前线输送的中转站，其战略地位骤然上升。7月29日，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抵兰。8月25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11月5日，日轰炸机十九架首次空袭了兰州空军机场（拱星墩）、靖远东湾等处。唤醒民众，迅速掀起群众性抗日热潮为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兰州国民党当局因担心共产党借民运工作壮大其政治影响，对推动民运心存疑惧，首鼠两端。因此在抗战爆发的两个月中，甘肃虽有抗战救国之言论，然终未成为一个运动。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迫于形势走共同抗日的道路时，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就会蓬勃发展，当国民党当局推行反共防共的错误路线时，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就会陷入低潮。也就是说，只要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共产党（以隐蔽身份）的直接参与和领导，就必然会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否则就像一潭死水。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国共两党政治较量的晴雨表。

　　由秦腔唱主角的兰州舞台，在抗战爆发后陆续出现了十多个剧种近三十个剧团的空前兴盛局面。其中，话剧艺术作为新生事物，引起了兰州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生活化的逼真表演和内容上同仇敌忾的时代精神一下子拉近了观众和艺术的距离，一跃而占据兰州舞台的中心。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8日，在甘肃工委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妇女会与青抗团是甘肃的救亡因子，联合剧团是一声走上救亡的号音，读书会与《西北青年》，《妇女旬刊》与壁报，血花剧团与《抗敌》报，新安旅行团与平津学生演剧队，后援会与妇女会之歌咏团，各学校剧团之成立与学生参加救亡高潮一时。”由于各文艺团体的出现，使一向落后、闭塞、沉闷的兰州古城一下活跃起来。

　　甘肃青年抗战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进步青年罗伟、万良才等人负责的甘肃青年抗战团（简称“青抗团”），参加人员不过一二十名。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没有明确的目标，工作毫无起色。经谢觉哉、伍修权多次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中共党员罗扬实、蔺克义、樊大畏先后进入“青抗团”后，加强了组织领导，工作才迅速开展起来。经过三个多月的活动，各地各校分团共建立了七十二个，团员发展到三千多人。总团编辑出版了《抗战通讯》和街头墙报，组织歌咏队演出了抗战话剧和街头剧。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召开“防止异党活动会议”，借口统一领导，把“青抗团”等各抗日群众团体归并到甘肃省抗敌后援会。

　　西北抗战剧团。是当时的教育厅在甘肃民众教育馆（今兰州晚报社址）组织的官办剧团。由专业画家、音乐教师、大中学生二十余人组成，进步文化人士塞克、王洛宾、王德彰、罗珊加入后把该团变成由国民党出钱、进步分子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阵地。他们的足迹遍及河西、青海、陇右一带。演出了《打回老家去》、《保卫芦沟桥》等抗日剧目。剧团每到一地，先将十几幅用白布做的宣传画挂出展览，然后演出抗日话剧、街头剧，演唱歌曲、讲演或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是主打节目，王德彰扮演老汉，罗珊扮演香姐，王洛宾扮演小伙计。王洛宾给他在兰州的战友们写信时这样描述巡回演出宣传的感受：“多少日月我们顶着风雨，在西北高原上，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来激励人民，而人民群众的热泪，留有手温的铜钱和那热情呼唤的口号声，也激励着我们。所以，团里的学生们虽然手掌磨破，嘴唇干裂，但他们的眼晴却闪耀着幸福的光彩，因为他们都能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深深地引以为荣。”

　　此后，西北抗战剧团在兰州演出过塞克、肖红、端木蕻良合写的话剧《突击》，由塞克执导。罗珊在《葡萄美酒夜光杯》中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娇艳风流的交际花，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是著名教育家汪达之先生发起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团员共有二十余人，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下半年由淮安开始，剧团经华东、华北、平津等地，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经绥远辗转来兰。沿途写标语、编宣传画、演出抗战歌曲及街头剧，放映幻灯和影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正如谢觉哉所指出的那样：“不识字的民众，他们不能接受书本上的教育”，但“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永世不忘”。新安旅行团的活动颇受各界人士及群众的好评。他们来兰后，住在甘肃省民教馆，馆长蔡若愚积极协助解决生活困难，安排他们的演出活动。在兰及甘肃各地演出期间，他们自觉实践陶行知的“社会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政治理想。谢觉哉曾多次去民教馆观看该团演出，批准徐之光等人入党，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为该团题词鼓励：“以艺术武装手口，以理论武装头脑，从工作中锻炼成长为钢铁的战士。”三个月的演出活动虽然短暂，却有力地推动了兰州的救亡运动，影响深远。

　　甘肃妇女慰劳会。全称“中华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在兰成立，贺耀祖夫人倪斐君为会长，会员多半是一些上层妇女。谢觉哉让工委负责妇女工作的刘杰同志协助甘肃妇女慰劳会开展活动，如募捐、慰问演出、办识字班等。刑华、曾桂英排演了很多宣传抗日的进步剧目。朱蒂（又名若兰）、柴木兰等组织的歌咏队在雁滩、上西园一带宣传抗日，收到了良好效果。

　　平津学生演剧队。由平津流亡学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在西安成立的，共有队员28人，内有9名共产党员。该队有党支部，田文仰为书记兼队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初来兰，利用甘肃省民教馆礼堂茶园及“新舞台”剧场，演出话剧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他们以精湛的演技，演出了《前线》、《电线杆子》、《八百壮士》、《雷雨》、《日出》、《渡黄河》等剧目。当时所唱的救亡歌曲主要有《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歌。他们的歌曲和讲演有极强的感染力，博得了兰州市民的欢迎。为时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八路军”而强迫解散。在“八办”的指导下，一部转入杜汉三团继续从事宣传工作，一部分离开兰州返回延安。

　　血花剧团。其前身是联合剧团，成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是由甘肃省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省妇女慰劳会三个团体中的爱好话剧的青年联合组成的。该团主要负责人为聂青田、刑华、樊大畏，主要演员有瞿锦芳、季飞霞、郝俊杰、万良才、朱芳兰、岳维峻等，参加剧团活动的人数经常约七八十人到百余人，制作了白色上衣、黑色领带的团服。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松花江上》、《到前线去》、《不要放走汉奸》、《前夜》、《芦沟桥血花》等话剧及《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以后，被强行并入甘肃省抗敌后援会。“联合剧团”改组为“血花剧团”，戏剧家塞克当导演，排练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优秀剧目和歌曲，并与王洛宾联手为“血花剧团”创作团歌（塞克词、王洛宾曲），歌词写道：“子弹在响，血花洒遍天涯……”充满了为抗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豪情。剧团除了在兰州市张掖路新舞台等场所演出外，还经常深入榆中等地为群众义务演出。

　　在兰演出的其他话剧艺术团体还有隶属于国民党91军的“天山剧团”，主要演员有崔超、寇家伦、田野、聂兰英等人，演出主要剧目有《满江红》、《屈原》、《夜话》、《北京人》、《桃花扇》等。

　　“新西北剧团”在毛志义、陈果青的领导下，主要演出了《古城的怒吼》、《凤凰城》、《雾重庆》、《日出》等剧目。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演剧宣传八队（原八战区政治部办）在兰演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去新疆。由黄晨、景明、高仁杰、杨亚林、金锡官等人主演了《雷雨》、《日出》、《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国戏剧学会（原国民党西安战干团办）在兰州等地巡回演出《逼上梁山》、《清宫外史》、《上海屋檐下》、《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丁尼、范里、赵秀蓉等人的精湛表演征服了兰州观众。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青年剧社（三青团甘肃支部办）开始演出《国家至上》、《草原风暴》、《雾重庆》、《女人女人》等剧目。

　　八战区政工大队、剧教四队曾一度活跃在兰州舞台上，演出了《山城梦》、《牛头岭》、《日出》、《大明英烈传》、《女店主》、《金指环》等富有代表性的话剧剧目。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谱写了兰州前所未有的进步文化繁荣的新曲，虽然它阻力重重，时而犹疑，时而停步，却始终在亲近民众的道路上奏响了时代强音。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召开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发动反共高潮。渐渐地，群众团体全部取消，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低潮。正如共产党员丛德滋在兰州当局监狱所写的小诗《无花果》那样：“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私意结硕果”。在抗日的烽烟中，话剧找到了适合它生长的土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话剧艺术在兰州异军突起之滥觞。

　　在兰州众多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中，王氏兄妹剧团以其家庭成员组织的演出形式让人眼前一亮，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这朵绚烂的花不是开放在艺术审美的枝头上，但它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激昂气氛中掩藏不住的一种别样的深情，让人回味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