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表演艺术

第二章 艺坛舵手朱怡堂

　　朱怡堂（1885—1955），陕西泾阳人，早年投身秦腔“魁胜班”，出科后驰名关中。以唱工见长，嗓音宏亮纯净，行腔婉转流利，因其功夫深厚，又坚持吊嗓子，探索研究咬字、用腔以及发音部位的唱法，几百句的唱段，能够唱得从容不迫，深情并茂。民国元年（1912年），在县门街“三圣庙”戏台（位于今武都路）演出的“万和班”营业萧条，为了谋求出路，从西安请来朱怡堂、张其堂、关雪亭等人。他们的加盟演出，如同注入了一剂强行针，“万和班”一度起死回生。当时，由他主演《四贤册》中的王月娥，在丈夫设计诓她欲卖侄儿而实为卖掉亲生孩子以度灾荒的情节中，准确掌握剧中人物多变的心理状态和复杂情绪，于唱腔里揉入了“哭颤音”、“花音”、“刚音”等，突出了人物晶莹如玉的道德品格，给观众以极大的感染力。《孟姜女》长约二百句的唱腔，同样唱得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关雪亭（青衣）的台步功底甚好，走起来宛如行云流水。“紫娃（朱怡堂）的乱弹、关娃（关雪亭）的走”，令观众大开眼界。时间不长，客主反目，“万和班”由朱怡堂接办。

　　清末至民国初，活跃在兰州舞台上头角峥嵘的秦旦，均由男性反串，阵容虽一时与生行难以并驾齐驱，当时红得发紫的史月聊（艺名八娃子）、朱怡堂（艺名紫娃）、陈景民等个别旦角演员，其艺技声誉却决不在同代名须张福庆、李夺山、郗德育等人之下。其后崛起的张筱英、何彩凤、梁培华、王晓玲等人，无不承受他们的余泽而饮誉艺坛。

　　朱怡堂先生是一位倍受观众欢迎的秦腔旦角演员，但他的胸襟怀抱早已超出了仅仅做一名好演员的角色定位，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从不同层面对秦腔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在他掌管“万和班”后，第一件事便是整顿戏班，改换门庭。民国二年（1913年），“万和班”易名“化俗舞台”，后又名为“化俗社”。朱怡堂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一片舞台。

　　“化俗社”这个名称，与陕西“易俗社”有着相同的寓意，即：革故鼎新，移风移俗。一开始，朱先生并不在意与其他秦腔班社争一日之短长。他在考察了兰州的演出活动后得知，当时的班社一般在小巷小庙的戏台演出，条件简陋，地理位置偏僻。影响大的雷坛会、五泉四月八等庙会则敞门公演，由承办庙会的会首和当地的缙绅们以集资、派捐的形式来支付演出费用，收入有保障。有一点却不尽如人意，那就是有庙会才有戏，没有庙会自然就看不到演出，戏曲演出受限制。上演剧目脱离不了宣传行善布道、修仙成神、孝顺父母、忠君保国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题材内容散发出陈陈相因的腐败气息，严重阻碍了剧目的更新和进步。

　　朱怡堂重打锣鼓另开张，在口袋巷扎了草台布帐，第一次打破了庙会演出不能唱卖戏的惯例。只要有人看，可随时演出。可以这么说，在“化俗社”出现之后，以江湖形式赶庙会演出的兰州戏班逐渐有了各自相对固定、售票营业的演出场所。在赢得演出自主权的同时，虽然失去了依靠庙会的稳定收入，但退路没有了，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就势必从演员素质、上演剧目及演出管理等方面严格要求，观众也随之有了更多新的期待。

　　为了站稳脚跟，吸引观众，建立一个强大的演出班底，朱怡堂以先议定包银的方式，从陕西邀请郗德育、唐玉麟、杨三保等人来兰演出，后又从陕西“易俗社”邀来王文鹏、安鸿印、王得孝、萧彩方、朱训俗、常春燕等著名艺人搭班演出，保证了演出的艺术水准和质量。朱怡堂有感于兰州本土班子不讲究行头的弊端，十分注意包装，集资购置了十分漂亮的新戏箱。蟒靠是平金盘花，折子道袍都是绣花，头盔堆满了绣球，旦角戴头水银珠子五光十色。不但花衫青衣涂脂抹粉，连小生须子也擦粉画眉。“化俗社”的演出开一时之新风，追求程式、道具、精神、风采的融铸合一，将每台戏尽量打造得“好看抢眼，别开生面”。演出剧目既有传统戏，又有“易俗社”新编的新戏，还有少量的时装戏。乐队严整紧凑，服装别致，化妆漂亮，武打火爆。主要以演夜场戏为主，在皖江春、大金台、民教馆、三神庙等现成的剧场演出，有座位，安静文明，多以欣赏艺术为主，妇女们看戏也觉着雅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地老班子演出时，看客可以随便大声喧哗，怪声喊好，甚至指骂演员，秩序混乱。

　　朱怡堂先生始终领风气之先，不但率先走出了依托市场（而非庙会）自主经营、独立发展的新路子，而且促进了甘、陕两省秦腔人才的频繁交往和艺术上的融合。只要他认准的事情，总会择善从之，固执而无悔。

　　长期以来，兰州成为甘肃秦腔的主要演出地区，以唱东路梆子戏和生净蟒靠的历史戏曲为主。从有传闻的清光绪后期（1880年前后）以来，未闻有青衣花衫，只有生净，而大净的地位较生角为重。朱怡堂来兰不久，正值辛亥革命时期，北京出现了坤角演员剧社，朱怡堂对此举深表赞同，萌生培养坤角的想法，贴出告示公开招收女演员，“但因当时兰州风气未开，相沿梨园旧习而无报名者”，反对坤角登台者甚多。朱怡堂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做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决定，他力破陋俗，鼓励自己的妻子下海学戏。朱妻是兰州黄家园李氏之女，其娘家闻女学戏，百般阻止发难，并威胁说若真的登台，则不许她姓李和回娘家。但李没有妥协，同情和支持丈夫的想法，毅然走出闺门学艺。朱怡堂为她易姓更名为朱喜凤。在他的精心传授下，朱喜凤破天荒地登台主演了《走雪》、《卖酒》、《珍珠衫》等戏，令观众大开眼界，啧啧称奇。朱喜凤因此成为冲破封建家庭和世俗礼教的叛逆者，成为陕甘两省第一个登台演唱秦腔的女艺人。

　　兰州地处生存环境残酷的黄土高原，气势汹涌的黄河穿城而过。加之接近边疆，民族杂居，历史上战争频仍，干戈迭起，从而养成了这里的人民雄浑豪迈、纵横驰骋的个性和尚武抗暴的精神。朱喜凤无疑秉承了这一精神，是慷慨悲愤、苍凉激越的秦腔以它特有的一种英雄品格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张扬自我的信心和勇气。关于朱喜凤的身世及从艺生涯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但她无疑是一个痴迷艺术的性情中人，朱怡堂有除旧的胆识，朱喜凤不乏男儿血性，有追新的激情和勇气，从此，夫妻同甘共苦，比翼齐飞。“化俗社”赴河西民勤、武威、古浪等地演出时，朱喜凤作为主要演员同班随行。

　　在朱喜凤之后，民国八年（1919年），邓春兰上书蔡元培，带头冲决大学女禁，有人称此举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大纪元”。朱喜凤首开妇女登台先例，与其说对西北各地妇女登台表演产生了重要影响，毋宁说是她最早敲响了西北妇女思想解放的沉钟。

　　民国十四年（1925年），朱怡堂看到老演员逐渐退出舞台，秦腔艺术后继乏人，于是创办社属科班——“化俗班”收徒授艺。这是兰州地区最早出现的系统而正规地培训秦腔人才的教育机构，是朱怡堂提倡坤角演员之后的又一创举。任职教师有朱怡堂、关雪亭、张其堂、安鸿印、王德孝、高天喜、唐玉麟、郗德育等人。科班先后两批招收八十余名学生。名师出高徒，离不开一个“严”字，对科班规定稍有违犯者便施以极重的体罚。教师教戏十分认真，首批学生姓名中嵌一“化”字，第二批学生姓名后辍一“俗”字，合起来则为“化俗”二字。两批学员中的郗化民、谭化美、王化礼、王化南、王化成、李化仁以及周正俗、李育俗、任易俗、吴俊俗等人，成为艺界的后起之秀。其中，周正俗继郗德育之后擎起了甘肃秦腔流派大旗，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化俗班”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兰州秦腔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朱怡堂正值少壮有为之年，如折翅之雄鹰，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陆洪涛主甘（1920—1925）时，“化俗社”的著名旦角曹福成演出闹剧《夫妻对证》，甘军李长清团的兵痞和当地流氓在台下观看演出时恣意胡闹，演出结束后冲上后台欲将曹挟持到外边调戏侮辱，朱挺身而出与之拼斗将曹夺回。图谋未逞的这帮兵痞当晚用计将朱骗出后台，乱棒之下，朱怡堂被击中左额，导致左眼失明，从此破相而无法登台演出。

　　民国十二年（1933年），驻扎河西的马步青要在武威建立一个秦腔班社，将朱怡堂先生用全部心血苦苦支撑了二十年的“化俗社”以非法手段拉走了，朱怡堂成了一个失业者，不久流落武威。新中国成立后，受省剧目工作室的派遣，范克峻先生到武威调研时见已过花甲之年的朱怡堂在一家剧社干着倒茶跑堂的差事。

　　在长达20余年的演出历程中，“化俗社”曾多次邀请陕西名角来兰演出，为兰州观众奉献了百余部优秀精湛的剧目，有力地促进了兰州各戏班的戏曲改良和表演艺术的提高。

　　红毹梦断，云水声寒。穿越历史的隧道，朱怡堂身影是那么高大，就像一个迎着风浪挺立船头的舵手，毕生殚精竭虑，将秦腔艺术的大船奋力撑离岁月的堤岸，导入到浩浩荡荡奔涌向前的社会潮流中去。作为秦腔艺术的先驱者，当年惨遭厄运的他或许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没有实现，但他做了一件又一件别人想不到更难以做到的事，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其人生行臧不仅应记述在秦腔艺术的史册中，而且还应铭刻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丰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