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论：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五、两个“放弃”：放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显然，从意识形态和军队对执政党的重要性方面来论证这“两个放弃”的教训，没有多大意义。理由很简单：没有一个执政党会无视意识形态和军队的重要性。对这一点的无知，本身就否定了其作为“党”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放弃党对二者领导之说。所以，考察“放弃”的过程更有意义。

　　1.放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在论述苏共在意识形态的过分斗争之后，接着论述苏共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这似乎非常矛盾。但笔者的观点是：恰恰是“过分斗争”才导致了“事实上的放弃”；在意识形态上的过分斗争，恰恰是对意识形态最彻底的放弃。

　　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意识作为人脑的反映，具有很强的自由性，你可以禁锢思想者，但你无法禁止其思想活动；你可以消灭思想者，但你无法消灭已经传播的思想，你可以使意识主体闭嘴，但你无法停止他的意识活动。这就是笔者所谓“意识的自由性”。但这种自由性并不是无法驾驭的，因为意识主体固然能够抗拒暴力强制，但也能够接受说服引导。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过分的控制更容易引起反弹甚至爆炸。

　　正确的、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虽然存在着与别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点是很正常的），但这种斗争不需“过分”，更不需用物质暴力去禁锢、打压，甚至消灭思想者。只能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真理性去战胜错误。所以平等、自由地讨论、辩论、争论就是真理战胜谬误的常规途径；逻辑、事实、实践是真理消灭谬误的常规武器。常言讲的“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胜于雄辩”，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迷失了常规途径，失去了常规武器，用“过分斗争”甚至用物质暴力来维护某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本身就被打上了问号。或干脆直言之，需要用“过分斗争”，甚至用物质暴力才能维持的意识形态，本身肯定是错误的。这并非主观臆断，是意识自身规律的说明。（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年苏共用暴力所维护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意识形态，许多只是苏共领袖个人的意志，其中许多内容已相当脱离实际而陈腐不堪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首先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判断力，相信人民群众的理性，人民并非天生有选择错误的倾向，倒是天生有选择正确的能力。当年俄国人民跟着俄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并成功保卫红色政权，以及后来苏联人民跟着苏联共产党打败法西斯武装侵略的事实还不能说明这一点吗？有什么理由说明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和平建设时期丧失了正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而竟然需要用暴力来帮他们判断和选择“正确思想”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产物，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性之花。作为个体的人，他有可能接受错误的意识形态；作为群体的人民可能在一时接受错误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整体的人民，则不可能长期接受错误的意识形态。只要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予以引导、指导，就必然会这样。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世界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呢？这有点类似于林肯所言：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正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决定力量之所在。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包括人民在意识形态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言之甚详，无需赘述。

　　违背意识形态基本规律必然产生不良后果。用暴力禁锢、打压、维持的意识形态，当然能在一定时期内得以通行。但这种通行只是形式上的，它绝对不可能内化为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不会变成人的自觉实践活动，充其量使人愚昧罢了。“洗脑”也只会使人暂时相信错误。当你用暴力消灭了正确思想（事实上完全彻底的消灭几无可能），善良的人们失去了“主心骨”——正确思想的指导，当社会普遍出现对你所强行灌输的错误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时，就可能在思想的荒漠上出现另类思想的绿洲，产生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当这些芜杂的意识形态成了“气候”，成了“替代目标”时，你强行灌输的意识形态就该寿终正寝了。这对于暴力推行者当然是一种失败，对于执政党可称为“放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暴力禁锢和灌输，转而寻求一种“人道的、民主的”意识形态又会怎么样呢？由于苏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指导意义。另类的意识形态就从“绿洲”中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了。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还是失败了。这可看作另一种形式的放弃。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禁锢、打压并不是坚持，恰恰会催生“另类”，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搞“自由化”，“替代目标”就会成为主流，就等于放弃。同样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引导就是领导，讨论、议论甚至争论恰恰是巩固。真理在合乎真理的条件下会战胜一切谬误。这是意识形态自身的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共是通过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用暴力推行，注定不能持久，最终失败，等于放弃；放弃暴力，思想空间被另类占领，最终还是失败，可视为“放弃”。是意识形态自身的逻辑使违背逻辑者被动地“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客观地讲，说马克思主义的血脉在苏共内部完全被斩断了，这肯定不是事实。如果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居于恰当地位，选准恰当时机，运用恰当的方法予以恰当处置，苏共的灭亡并非必然。然而，没有了这一系列“恰当”，灭亡就是必然。很不幸，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说是历史）在错误的时间把错误的人推到错误的位置而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处置，诱发了苏联社会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使苏联进一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失去控制的“公开性”和“意识形态多元化”，连同其他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综合起来直接促成了苏共的垮台，党灭亡、国解体。悲夫！后人治党要深思，绝对不要陷入如此悖论。

　　回顾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始于教条主义经于专制主义终于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等于僵化了共产党的政治脊梁。要尊重意识形态自身的存在、发展规律，依靠引导，依靠真理自身的力量，使正确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成功的。我们尊重了规律，准确地定位了“一花”与“百花”的关系，“一家”与“百家”的关系。尽管我们也有过挫折。

　　2.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很奇怪的命题。执政党怎么会放弃军队呢？这不应是认识上的问题，关键在于党是什么样的党，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党固然有一个能够对军队实施有效领导的问题，军队也有一个是否忠于党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绝对领导”的问题才能解决。当然也有一个体制、方式、方法问题。无论有多少问题，执政党主动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在世界政治史上至少是罕见的。直言之，与其说苏共放弃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不如说是苏联军队背弃了苏共。

　　（1）苏联军队曾经的辉煌

　　苏联军队曾经是一支伟大的、英雄的、忠于苏联人民和忠于苏联共产党的军队。从1918年3月至1920 年底，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俄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国内战争。在极端危机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参军参战，建立了强大的苏联红军，经过三年的苦战，终于打败了十四国的武装干涉，镇压白卫军的叛乱，保住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德国以突袭的方式进攻苏联，苏军与人民同仇敌忾，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 年 12 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1945 年，苏军进军东欧，攻克柏林，迫使法西斯投降。苏军不仅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这一阶段的苏军与苏共与苏联人民是何等团结一致。要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并不是苏军苏共和苏联人民最为强盛的时期。

　　（2）苏联军队曾经的灾难

　　苏联军队因保卫红色政权而伟大，因创造战争奇迹而英雄。苏军是胜利者，苏军克服了一切战争灾难，但既使伟大的英雄的军队也有不可克服的灾难：领导着他们的党的错误。苏共内的一切斗争，无可幸免地进入军队且首当其冲。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许多多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苏共和忠于苏联人民的高级将领、干部、战士，被逮捕、关押、枪毙。其他方面遭到同样命运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也是出身军队的干部。这次“大清洗”可以说是伤筋动骨，使军队的元气大伤，在苏联军人及社会中留下了长久的，不可言喻的创痛。

　　（3）苏联军队曾经的磨难

　　舆论工具把军队当作保守势力加以攻击。报刊上热衷于揭露军内的腐败现象，散布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造成军队威信的不断下降。国家经济陷于危机，相应地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从国外撤回的军队不能及时妥善安置，大批军人只能住在帐篷里过着简陋、艰苦的生活。军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恶化的速度，家庭生活得不到保障。军人转业也很难找到工作。激进派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断地制造矛盾，分裂军队。而民族主义势力，则竭力反对军队采取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行动，甚至建立民族武装，与苏军对抗。

　　3.社会上侵犯军人及其家属荣誉和尊严的事件越来越多

　　尤其是闹独立的共和国，故意把苏联军队当作敌对力量，有组织地进行反军活动。立陶宛仅1990年1年就通过了 20多个旨在反对苏联军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视他们，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不允许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生活上刁难他们，不给家属上户口，不供应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以停电、停水、停暖气相威胁。拉脱维亚规定，凡在苏军中服过役的人和在苏共担任职务的人均不给予拉脱维亚国籍。社会上殴打、伤害、侮辱军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些地区的犯罪分子公开向军队挑衅，投掷爆炸物，袭击或绑架军人，抢夺武器弹药。仅在 1990 年上半年亚美尼亚就发生 200 多起袭击军人的事件，有2000 多件武器被抢走。全国袭击军人事件记录在案的就有 3500多起。1988年，全国发生2起军官被杀案，而1989年共有 59名军官被杀。1990年前3季度就有 52名军官被杀。至于被打伤住院和受到伤害、侮辱的更不计其数。

　　罗列以上三点史料，旨在引起人们思考：是谁放弃了谁？使之能合乎逻辑地成为红旗倒地背后的原因即可。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和文中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于苏联军队，使之背弃了苏共。

　　有一种朦胧的观点，似乎在国家机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人民要反抗、推翻执政者几乎没有可能。执政者只要掌握了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就可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主宰一切，就可以实现“绝对领导”了（正是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决定历史的观点不合，所以这种观点才是“朦胧”的，对朦胧的观点，笔者只能用“似乎”）。这种观点的无知不仅在于观点的持有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在于对历史和现实事实的双重无知：

　　第一、历史上哪个执政集团手中没有掌握着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呢？但当他们尖锐地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时候，他们同样的照常灭亡，这又是为什么？

　　第二、“只要掌握”仅仅是一个假设条件，如果掌握不住或无力掌握，当何如？

　　第三、军队确实是工具。如马克思之言，政党与国家同为工具，军队是工具之工具。但此“工具”非彼工具，完全由人设计、创造、掌握、使用，没有丝毫的主体性。军队是由许许多多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价值观、有主体性的而且充满着活力（起码生理上如此）的特殊的“工具”。作为工具，当然有可利用性；但由于其主体性，军队也会自我选择：源于个体选择的群体选择。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之一部分，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意向不可能不反映到军队中，如同其他思想都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一样。

　　在举世震惊的苏联“8·19 事件”中，苏联军队出现分化，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多数部队的指挥官以不能向人民开枪为由拒绝出动，因此“紧急状态”的有关措施实际上不能实施。克格勃最精锐的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在20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们认为，拒绝执行命令将使国家免于一场灾难。苏军部署在莫斯科的三个陆军师也拒绝对群众使用武力。苏联国防部会议决定，把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区。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对于在这一极端复杂情况下苏军的行动，是“利用”还是“选择”，笔者不敢贸然下结论；如果是兼而有之，哪个占更多的比例，笔者也无力说明。笔者的观点是：不排除军队的选择在其中。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在党对人民的绝对忠诚上，军队才能绝对忠于党，才能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政党、军队、人民这三者中，只有人民才具有目的价值。

　　苏共被动地放弃对军队的领导，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苏共高层领导中聚集了相当数量军队出身的干部，他们也是冷战思维产生的主观原因（尽管不是所有的），冷战思维客观上使军队和军工领导人的建议有了不同一般的分量。到苏共垮台前夕，苏共对来自军界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质疑的采纳，可谓言听计从。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冷战思维符合军界的利益，高额的军费开支拖垮了苏联经济，却满足了军界的利益，至少满足了军界上层的利益。既如此，军界高官为何不挟军队以自重呢？我们虽然不能说是苏军高官胁迫了苏共，但苏共领导人在苏军高官面前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是不争的事实。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属于苏共的军界利益集团的矛盾是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矛盾的实质并不是苏联人民的利益，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利益。所以，前文所论及的苏联军队的概念中应剔除苏联军队中的高官（虽然同样不是全部），因为他们同样不能代表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就没有为了苏联广大人民的利益而选择放弃苏共的问题。这样就把包括苏联军队中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苏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和包括苏联军队在内的苏联广大人民区别开来了。这样就才逻辑地回到是苏联军队背弃了不能代表苏联人民利益的苏共而不是苏共主动放弃了苏联军队的观点上来了。除此而外有什么能说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