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论：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两个思想框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凡成熟的理论都是用来指导实践、教化人民的，都是有层次、有条理的，即以“条条”作形式的。如是观，把理论称为教条，亦无不可。但“教条”而成“主义”，则包含着教条主义者极复杂、极深刻的蜕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教条主义者不自觉地把“僵化”视为“坚持”，然后是把坚持变成束缚，再后是把束缚变成禁锢；教条主义也由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变成自觉的教条主义再成为专制的教条主义。这个过程表面上看只是理论认识上的错误，而实质上是世界观上的错误；表面上看是方法上的错误，而实质上是方法论上的错误；表面上看是能力的低下，而实质上是党性的堕落。至少，前者是可以转化为后者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党的宗旨（立党目的）的不同，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表现为不必然和必然两种情况。如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曾经的教条主义现象，客观地讲，没有理由说明那些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立党为私，他们的教条主义也就是认识上、方法上、和能力上的错误。党一旦认识到这种错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错误是能够而且有机会纠正的。如果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事业还会迅速发展。并不必然地由认识错误转化为世界观的错误，由方法错误转化为方法论的错误，由能力低下转化为党性的堕落。必然转化的典型当数苏联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虽然我们不能说苏共的立党宗旨在斯大林掌权后就已发生了动摇，但有充分证据说明在苏共垮台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立党宗旨是发生渐变的。由于立党宗旨的渐变，苏共的教条主义由认识的错误转化为世界观的错误，由方法的错误转化为方法论的错误，由能力的低下转化为党性的堕落。这不仅是一种理论推演，也无所谓厚此薄彼，更是一种历史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事实弥补了笔者在论证上的一切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空前巩固，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以至被解散，统一苏联国家解体的事实强烈对比，昭示了一切。

　　1.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互相加速，完成转化

　　1924 年 1 月，列宁病逝，斯大林成了苏共主要领导人。不可否认在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前，他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建立了突出的功勋。但他也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错误之一就是教条主义。关于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根源，笔者在“党的思想基础的根本动摇”一部分已经作了部分阐述。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三化”（领袖权威化，理论实用化，标准个人化）中任何一化，都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和以教条主义为基本内核的。

　　领袖权威化。说斯大林成为苏共领袖之后，就主动或自觉地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公允的。但斯大林垄断了真理的表达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教条甚至宗教。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真理特质，它在实践中发展，任何个人都无权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阐述出其全部真理性。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一个国家变化着的全部现实状况从宏观到微观都了然于胸。只有集中全党的智慧，通过全体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种集体的力量当然要立于它的参加者智慧的总和，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具备这种力量。而由领袖个人垄断真理解释权，因离开了全党的智慧，离开了全民的实践，自然就窒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更谈不上发展真理了。这种对真理认识上无知的状况，在斯大林之后的一些苏共领袖身上达到了极致：不懂真理的领袖成了解释真理的权威。勃列日涅夫就坦率地说：“说我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谁相信？”

　　理论实用化。领袖的权威化，尤其在理论上的权威化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社会实际并不因领袖的权威而发生本质变化，党员和人民中相当多数的人也不会因领袖的权威而停止对真理的思考，这一切都是对权威的挑战甚至威胁。当权威的领袖感到领袖的权威受到挑战甚至威胁时，理论的实用化就是一种必然选择：合乎权威的就是正确的，就有用，就鼓吹；不合乎权威的就是错误的，就无用，就打压。而这一切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当然，这种情况在苏共不同的领导人身上，甚至同一领导人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一概地说理论实用化仅是维护领袖个人权威也不公允。也有些领袖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但因其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思想导师看成了车间工长，把导师提供给人的行为指南看成了施工图纸，把原则看成细则，因而用教条化的理论去剪裁实际，这当然不符合实际，并遭到实际的有力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如果不反思自己的教条主义作法，必然会导致强权政治，甚至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迫使全党向自己的个人标准看齐，这就是真理标准个人化。真理成了强权的奴仆，马克思主义成了权威政治花招的论据，教条成了宗教，尽管二者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生前就十分反对把他的理论教条化、实用化。他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侮辱。”列宁也早就对教条主义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些。

　　教条主义不仅是机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其与主观主义结合时，就由机械看待变成主观曲解，如果加上个人的不良动机，“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是一种旗号，而很容易变成打压改革思想的工具。这时主观主义就会倒过来巩固教条主义。至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产生，在逻辑上是没有顺序的，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相生相依、互相促进、并行不悖。在“一化”到“三化”的变化过程中，权威们也完成了由不自觉的教条主义、自觉的教条主义到专制的教条主义的演化。这种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盛行，党还会有活力吗？完全丧失活力之时，就是亡党之日。

　　尽管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一而二（形式）、二而一（本质）的思想体系，但前者比后者的内涵要宽泛得多：主观主义使用个人标准看待一切事物，而教条主义使用个人标准看待既成理论。但既为论证，就不得不把二者从理论上加以剥离，以方便论证。

　　就认识的存在而言，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不同认识主体对同一对象的认识是有差异的，但差异的原因是客观的；认识的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客观对象的近似写真，还可能表现为与现实毫不相关的主观虚妄。所以，讲认识的主观性毫不奇怪。但“主观”发展到“主义”，就是说认识主体已把自己的主观认识变成了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变成了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观察一切以个人认识为标准，衡量一切以个人价值为标准，思考一切从个人标准出发。当用主观标准看待理论时，就成了教条主义。

　　从理论上讲，这两种“主义”人人都可能有。但普通人的“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作为执政党的领导甚至领袖的“主义”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时期，党的领导人或党的领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很容易走向这两个“主义”。不使自己适应社会需要，而是强迫社会适应自己。这就给各种各样的歪曲、篡改、肢解、阉割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成熟的、有力的机制约束这一切，主观主义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当主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主观主义者就成了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的产生，有理论本身对人的可能影响，使人产生盲目性的问题（这当然不是理论的过错），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观主义导致个人认识的局限，使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而创造性地工作，不能创新理论的表现。主观主义者往往会放大个人力量，迷信自己的权威，当在理论上捉襟见肘时，就当然很容易把理论当教条，把教条当武器，以方便打压自己权威的挑战者甚至怀疑者。这样，教条主义又强化了主观主义。

　　2.教条主义导致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

　　教条主义的危害已经很严重了，但还远远不止。如果仅此而已，当党的领袖突然清醒过来，或党内辩证法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完全可以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苏共党的领袖并没有清醒过来，党内辩证法的力量并没有增长到足够大。在正确思想被教条主义禁锢致死后，人们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主心骨。而其他社会思想却渐渐觉醒了，觉醒起来的力量要努力寻找出路。更不用说这些力量已成为畸形社会的客观需要，更不用说那些敌对分子本来是有目的的酝酿和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在正确理论的发展处于停滞或前进缓慢的情况下，在这里或那里会发现某种“自由思想”的绿洲，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不胫而走。因为思想无法消灭，哪怕你消灭了思想者。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期。苏共历史的“宿命”也就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