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

评论 行走在哲理与情感之间

　　——闵凡利论

　　裴 争

　　如果把一个地域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山川地理就是他的身躯，人文环境就是他的灵魂，生活在这一方水土的子民就是他的儿女，而这一地域的作家们就是他最肖的子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闵凡利无疑是滕州的孝子之一。

　　滕州是鲁南重镇，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就非常重要，古有“九省通衢”之称，京杭大运河临西穿过。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和枢纽，滕州地处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中心位置。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滕州自古就有“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称号，人文和文化环境极其优越。滕州境内有被命名为“北辛文化”的7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岗上遗址，有商周时期的前掌大古遗址；北邻孔子的故乡曲阜和孟子的故乡邹城；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的故里；还是滕文公、孟尝君、毛遂、鲁班等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要论及的作家闵凡利就是在这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不同于现今文坛上的大多数当代作家，闵凡利没有名牌大学的学历背景，更没有显赫的家世依托。由于家境贫寒，闵凡利初中毕业后就过早地踏进了社会的大门，但是贫困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成为激励他更加上进的契机。走上创作道路后，曾经的贫困经历甚至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像《油钩子·油撇子》中所描写的那样，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半年才吃三四两油；全家16口人分食3个珍贵的油花子；为了充分品尝到油的滋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喝上一马勺半的油……这种生活大概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否则不会把“油钩子”和“油撇子”这种平常人很少注意到的量油的器皿写得如此细致，把这段生活写得如此生动而逼真，让曾经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看了既心酸又欣慰。他把苦难当成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能让人增加心智和心胸的源泉。但是，闵凡利绝不是一个仅靠忆苦思甜来赚取读者同情心的作者，他所关注的视野要宽广得多，他所思索的问题要深邃得多，他的作品所涉及的领域是多视角全方位的，这其中，“新禅悟小说”是闵凡利给予较多关注的一个领域。

　　一、禅悟思索

　　无疑，“新禅悟小说”一向被认为是闵凡利作品的重镇，是闵凡利构筑的一种新的文本。从1995年以来，闵凡利就进入了“新禅悟小说”的思考和开拓。十几年来，“新禅悟小说”已在小说界成为一种逐渐被认知、认识的新文体。但是，要真正理解他的此类创作，尚需对“新禅悟小说”做一个界定。其实“新禅悟小说”的名称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首先，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曾存在过一个“禅悟小说”的流派和称谓，既然不存在“旧”，那么“新”也就无从说起；其次，闵凡利的这类小说并非宗教文学，也并非是对禅宗的宗教教义进行宣传。据悉，闵凡利本人不是佛教徒，也无意为宣传某一种佛教理论而创作。尽管如此，“新禅悟小说”的名称里有一个“禅”字却不能说跟禅宗毫无关系，但二者的关系不在于表面名称的借用而在于其在思维方式上有本质的相同。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Jhāna“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禅那”的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按照中国禅宗祖师的理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禅宗祖师一再地提醒教徒，一味地去冥想和思索，就会失去禅的精神。胡适曾这样说过：“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伽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伽或禅那的一种革命。”也许这不是一次有目的的革命，而是一种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日本佛学理论家铃木大作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象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禅宗在中国的最终形成跟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作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

　　理解了中国禅宗的宗旨，我们再来看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二者关注的都是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展示，而非形式上的殚精竭虑地冥想和行为上的不遗余力地追求。闵凡利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定义“新禅悟小说”：“所谓‘新禅悟小说’，就是以佛道中人的故事为背景，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追诉，展示生命的禅机和玄妙。佛道中人，虽然他们遁入空门，自称是出世之人，其实他们更入世。身在红尘中的我们，由于受权、色、贪等各种业障的侵扰，浮躁轻佻，急功近利，一点也不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家园和今后的归途。这是一个拼命旋转的时代，人人都如快速旋转的螺旋，只有旋转才会站得更牢。佛门中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特殊一类人，他们是被尘世抛弃或者是厌恶尘世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有的只是漫漫的时间和长长的岁月。他们能用这大块的时间来静静地思考人自身的来去归还问题。他们的思考能让焦灼的心田得到滋润，能让凄冷的心间得到温暖。他们能给世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能让世人好好地反刍自己，思索自己。”尽管闵凡利经常在“新禅悟小说”中借佛门中人来说事，但在具体的作品中，真正领略其“禅悟”精神的却不一定是僧人和尚之流。他把故事设定为禅佛的背景，只是为了借用他们的身份境遇达到一种空灵，达到反思人世的目的。比如他的“新禅悟小说”的开山之作《神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塑女神像著称的神匠接了一个和尚的活儿，和尚要在用自己化了20年的缘才盖起来的新庙宇里塑一尊观音的神像，而且要以他提供的一个女子的画像为蓝本。观音像塑好后，神匠先给神“洗尘”，就是往神身上涂抹他的汗水，因为神匠认为：“神有了人味神才是神，神才活。”然后，他给神“安心”，因为“神是人变的，人和神都是一样的，都有心。”但是，这次神匠给这尊观音安的“心”却非同寻常，竟然是他自己的心。为了让这尊观音更灵动逼真，他把自己的真心献了出来。原来，这尊观音是以他去世妻子的画像塑造的，和尚是为了他的妻子才出家的。面对神匠的真心，千辛万苦、孜孜以求的和尚只能很苦地呼一声“阿弥陀佛”。但值得欣慰的是，神匠的真诚让他最终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真正能够赢得感情的不是代表物质和名利的庙宇和神像，而是代表真挚和情感的汗水和心意。《神匠》奠定了闵凡利“新禅悟小说”的所有基石。所谓“禅悟”，乃是“人悟”；所谓“神性”，乃是“人性”。“新禅悟小说”悟出的都是人世的真理和真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来概括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那就是“哲理小说”。

　　如果说对人本性的领悟是闵凡利“新禅悟小说”跟禅宗在本质上的相同点，那么“顿悟”则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的相同点。顿悟本是禅宗修行的一个法门，是相对于渐悟法门而言的，也就是禅宗六祖惠能提倡的“明心见性”的法门。它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佛法的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这一理念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天地间早已运行着真理。文字只能做有形的表达，而无法使人深入地了解，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了解其真正的含义。只有了解了原来的意思，再去接触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地理解。这就是禅宗不立文字的真谛。这一“顿悟”的法门被闵凡利充分地应用到自己的“新禅悟小说”中来。虽然他不可能做到“不著一字”，却做到了使用极少量的文字去阐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为了最少最经济地使用文字，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有很多都是以“小小说”这种最短小精悍的小说形式出现的，通过这种短小的文体来表达他对生命、人生和宇宙万物终极的追问和思考，来呈现他浓浓的关爱及精神情怀的向度和广度。对一些需要深入考究的问题和思考，闵凡利还会用短篇、中篇这些体裁来表达其精到的见解和哲思，如发表在《大家》上的中篇《木鱼里的天空》及短篇《三个和尚》，还有刊发在《莽原》上的短篇《魔人》等篇作。

　　如果以小说的不同样式来类比修行的法门，那么中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渐悟的法门，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则是顿悟的法门。闵凡利用小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新禅悟小说”，恰如禅宗用顿悟的法门来修行。其实，文字的少并不表示思想含量和价值情感少，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没有说出的反而更多，这也是闵凡利对小小说情有独钟的主要原因，他曾经这样评价小小说：“小小说是精致的、精妙的、易把玩的。作为此种文本，形式限制了她是短小的，然她的内涵却不短小。这恰如一杯海水与一盆海水，虽然态势上、数量上有大小多少之分，但它们都是水，都是海的一部分，内里都有海的深邃和惊涛的声响……”这也正契合了闵凡利所推崇的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来的仅仅是八分之一的冰山一角，另外的八分之七藏在海水深处，需要读者自己去发掘。《神匠》也是闵凡利对海明威“冰山理论”的最好验证。闵凡利在他的一篇文章《〈神匠〉写作的前前后后》中曾经提到，有了这篇小说的思路后，他曾经计划把《神匠》写成一个中篇，笔墨的重点放在那个女人身上，而且已经写了将近两万字了，但后来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只把女人作为一条暗线，始终没有让她真正出现，原来的近两万字最终仅用了3000字就充分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而且丝毫不逊色于一个中篇小说的含金量，甚至由于用笔的含蓄，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看完《神匠》的读者，一定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复原这个女人生前的形象。

　　尽管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跟禅宗的教义和“顿悟”的形式有诸多暗合之处，但禅悟小说毕竟不是宗教故事，我们读禅悟小说跟读宗教故事会有不同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它是文人自己的创作，无论是在结构的谋篇布局还是在语言的风格特色上都能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闵凡利大多数的新禅悟小说都是独立创作的，个人风格是不言而喻的，少数几篇从宗教故事改编而来的也依然能够看到作者个人的影子。比如《行路的和尚》，讲师兄弟两个和尚在行路的途中偶遇一女子要过河，师弟从容地把女子背过河，而师兄诧异于师弟的行为，一直在脑子里纠缠和尚是否应该背女子过河这个问题，当他忍不住询问师弟时，师弟回答道：“我背了女子过河，不过，我背过河后就把她放下了，不像师兄你，现在还背着呢！”这个故事并不稀奇，是个很常见的宗教故事，把这样一个故事改编成禅悟小说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会被人认为是抄袭，即便不被认为是抄袭，要突破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闵凡利却勇敢地尝试了，并且获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把它作为一篇小说来处理。首先，他改变了人物关系，原故事是师徒二人，在这里改成了师兄弟二人，师兄了尘，师弟了空，这种人物关系的改变并不是随意的，是为以后的小说情节服务的，小说增加了一个重要情节，在他们遇见要过河的女子之前，师兄了尘给师弟了空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和尚用功的时候老是看见一头狮子在他眼前跳舞，和尚告诉师父这件事，师父就给他一把刀子。他再一次坐禅时，那狮子又来了，他就挥刀刺向狮子。了尘问师弟：“你说刺在什么地方了？”了空说，也许刺在坐禅和尚的腿上了。了尘接着就问了空，你怎么知道是刺在坐禅和尚的腿上的？了空说，狮子是虚的，和尚的腿才是实的。这一情节的加入不仅点明了整篇文章的主旨，也使作品不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而且使人物形象更加完整。对于哲理的领悟跟修行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有时候是需要天赋和顿悟的，这一点也跟禅悟小说的宗旨是一致的。其次，作为一篇小说，《行路的和尚》在语言上也独具特色，简明而不失生动、纯净而又鲜明的语言是闵凡利文章一贯的特色。比如，作品中有一段描写女子的文字：“一女子立在岸上。女子二八年纪，着一双红绣鞋，一条葱绿的灯笼裤。火一样燃烧的袄儿。女子有一条长辫子，梢儿调皮地指着风向。女子看样子想过河，想到那岸去。那岸有很多花，红的，黄的，蓝的……反正比这岸多，好。看女子的鞋，就知女子怕水，女子的鞋很新，鞋上绣着几朵桃花，很鲜，正热闹地开。女子只好站在岸边，瞅着那岸的鲜艳和缤纷，揉着自己的袄角。”闵凡利的文章喜欢用短句，少用逗号，这种语言特色比较符合禅悟小说侧重哲理而不重描述的特点，但在这里要写一个能在年轻的僧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女子，通常用短句是比较困难的，但闵凡利做到了，能够把这样一个鲜亮生动的女子形象看作虚空更显示出了空功力的深厚和了尘的迷惑。

　　作为一种从未被尝试的小说样式，“新禅悟小说”无论在创造还是在评论界都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其内容和形式也都有待完善，这一点身为“新禅悟小说”开拓者的闵凡利是清楚的，他在表示继续致力于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完善的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和同仁关注这一题材。“新禅悟小说”是值得关注的，原因就在于它在某些方面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相契合的，这是一个快节奏、急速运转的时代，读者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领悟到更多的哲理，同时还要享受到文学阅读的快感。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需要更多精力的投入才有可能完成。

　　2008年12月，中国传媒大学把闵凡利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新禅悟小说《真佛》拍摄成艺术电影，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电影节。《真佛》在开幕式前放映，受到了学者与专家的一致好评。这对宣传和推广新禅悟小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乡土情怀

　　闵凡利出生在滕州，成长在滕州，滕州虽不是一个大城市，却有着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滕州给予作家闵凡利的遗产是丰厚的，不仅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观念的影响，也有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的浸染，更有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在闵凡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善州”这一特定的区域，因为滕州古时因滕文公善政，曾被孟子称为“善国”，闵凡利作品中的“善州”大概就是由此得来的。但是，他作品中的“善州”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滕州，闵凡利自己曾经说过：“善州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她是虚构的。是我大部分小说中人物集中活动的场所，内里有滕州的影子，但不是滕州。在我眼里，滕州她不是城市，她只是乡村的一个扩展，是个大乡村，最多是个大乡镇。而善州，她比滕州要大，她是鲁南风俗、民情及各大城市的总和。”作为一个从中国北方最寻常的农家走出来的作家，长期的乡间生活让他浸染了浓郁的乡土情怀，闵凡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就是抒写自己的乡土情怀的。但是，如果称闵凡利的这部分作品为“乡土小说”，似乎也并不确切，因为根据鲁迅的定义，“乡土小说”的写作状态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忆，通常作者已不在他所书写的那个地域，但闵凡利的此类题材的作品不是这样的，他依然生活在他所书写的这块土地，写作状态的不同带来了些微的差异，由于并没有远离书写的对象，闵凡利的作品可能更逼真更写实，同时也更能体现作者的乡土情怀。

　　大体上可以把闵凡利的此类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乡间小民杂事的，通常篇幅短小，人物少事件少，却意蕴隽永；另一类是写政体改革大事的，涉及地方政府官员，多是中篇，如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解冻》及在《红岩》刊发的《天下大事》等。在这两类作品中，真正能够代表闵凡利创作特色的应该是写乡民小事的那一类。耳濡目染于乡间的人和事，让闵凡利对这类题材驾轻就熟，写来充满真挚的深情。《王朝村事》是闵凡利早期的一个短篇，分两个小节，写了两个感人至深的老农民。第一个短篇是《驼》，写王朝村一个叫砖头爷的农民平凡而辛苦的一生。砖头爷是王朝村“背棺头”的，这是一种地方流行的下艺差事，就是把装有死人的棺材从堂屋背到大门外的棺材架上。这种活计辛劳、危险，还被人看不起，但为了挣口饭吃，砖头爷凭着一把子力气干起了“背棺头”。终于有一天，在一次背棺材时，他被压断了脊背骨，从此成了驼背。临死前，他嘱咐儿子一定要让他死后直着身子走。儿子为满足他的愿望，在他死后找人用杠子压平了他的驼背。第二个是《在天之灵》，写一个叫道恒爷的老人在老伴道恒奶死后思念成痴，坚信她还会回来，跪求得了癌症快要死去的道顺爷给道恒奶捎信让她回来，整日抱着老伴的红袄到处跑，儿子们看不下去，在母亲坟头烧掉了红袄，老人也扑倒在老伴坟头红袄烧成的灰烬上死去。这两个故事读来都让人心酸，然而却都是至情至性的乡间的人和事。这两件事都写乡间的老人，并且都和老人的身后事有关，这一点也是滕州这一地方的乡风民俗，看重死者，却往往会忽视了生者的感受。相对于老年人更多关注的是真情和和感受而言，年轻人更关注的则是“面子”。关于“面子”的问题，闵凡利有一篇非常出色的短篇《张山的面子》，真实记录了一个乡村男人对“面子”的看重和为了挣得“面子”而做的荒唐行为。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张山的老婆跟村长黄运河有染的事成了张村公开的秘密。其实，这事对张山早就不是秘密了。一年多前，张山就在自己家里撞见了自己的老婆和村长的好事，但慑于村长在村里的淫威，更碍于自己的面子，张山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想到的是，这事被自己不懂事的儿子在学校里说了出来。这下子，全村人都知道了，张山再装不知道，面子上就过不去了。为了挣回面子，张山想要在大街上当面骂村长一顿，但又怕村长给自己“小鞋”穿，所以先请村长的客，希望村长能同意自己的这个挣面子的打算，无奈村长也为了自己的面子断然拒绝了张山的办法。万般无奈的张山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去强奸村长的老婆，虽然最后没有得逞，却闹得整个张村都知道了这件事。张山最终因强奸未遂罪被关押。但是，出来后，他却受到了张村人的尊敬，因为他挣回了自己的“面子”，张山是“胜利者”。这出因“面子”问题而上演的荒诞剧在滕州的农村有着很深的现实依据，这是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在民间土壤的变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遗传基因再现。

　　如果说《张山的面子》是借“面子”问题批判了今天农民身上依然残存的国民劣根性，那么《张三讨债记》则借一个讨债事件思索当今的农民最缺失的是什么。老实人张三借给奸猾的李四两千元钱，几次去讨债都因李四耍手腕而一无所获，最后张三决定蹲门要账，不还钱就不走了，却又中了李四的“美人计”，不但没有要来自己的钱，反被李四敲诈了两千五百元钱。作品揭示的不是新时期的农民愚昧无知和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知识，而是透过这个事件来揭示了善良与奸恶的较量的结果是那样的让人心酸，乡村善良在奸恶下的无奈和凄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要深深思考的。

　　结合《张山的面子》，我们看到闵凡利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似乎并没有超越五四的“启蒙文学”，他对待农民的态度也依然有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闵凡利的落后，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了闵凡利对当今农村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如果说对中国农民的启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是正确的话，那么对启蒙文学也不应该在短时间内结束，不同的作家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在这一主题下写出自己的特色，写出地方的特色，闵凡利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在闵凡利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特色，本色的语言让人读来感觉犹如迎面吹来一阵田间的风，风里似乎还夹杂着麦苗的清香。这种风味几乎弥漫于闵凡利的所有此类作品。《小米的婚事》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虽然发表较早，但已初露端倪，请看这段描写：“小米那天去南洼地摘豆角了。小米娘正在家里给猪和食。那时太阳似落似不落的。小米娘一手拿着个铁勺子一手端着只瓢。瓢是葫芦瓢，里面盛着棒子面。小米娘一面搅着，一面往饲料里倒棒子面。搅得正起劲，门外有人喊，嗓门很高：大妹子在家吗？小米娘一听那动静就知道是谁了。这样的好嗓门村里少得稀罕，只花喜鹊有。花喜鹊是村长四柱的媳妇，能喳喳，喳喳起来三五里都听得清。小米娘答话了，在。花喜鹊就飞进了小米的家。小米娘说，四嫂，哪阵风把你吹来了？说着忙进屋端出一个板凳，用毛巾擦了，放到花喜鹊跟前。花喜鹊说，来给咱家妮子做个媒。”类似这种独具滕州农村风味的描写在闵凡利的农村题材作品中比比皆是，显露出他对当地农民语汇的谙熟于心。正是得力于这种熟悉，闵凡利才把老掉牙的农村题材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写出了自己的韵致，写出了自己的风景。

　　三、侠义人生

　　成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青年，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武侠情结，那是随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大陆的流行而催生出来的。当然，大多数读者只会通过阅读小说和看电视剧来过一下眼瘾。大概只有像闵凡利这样的铁杆武侠小说迷才会不满足于过眼瘾，而要自己动手去写武侠小说，来过一下写武侠小说的瘾。

　　闵凡利的武侠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子，离奇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文化内涵，唯一不同的是闵凡利惯写短篇。他擅长在较短的篇幅内构筑故事，就像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比如《死帖》，一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却能被改编成一部长达90分钟的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黄金时间播出，足见其内容含量的丰富，就像一个缩微版的长篇。闵凡利的武侠小说虽然具备传统武侠小说的一切因素，却不像是纯粹的武侠小说。闵凡利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江湖世界。在他笔下的武侠世界中，总是江湖文化中混淆着俗世道德，黑道规矩中夹杂着白道理念，侠义英雄中牵扯着儒家精英。《死帖》就很好地体现了闵凡利的这一武侠小说理念。表面看来，《死帖》写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世界。江湖第一大杀手集团血光门是一个极其看重江湖规矩的门派，讲义气，重承诺，接过的帖从没有误过。这一次，门派的主人接了一个颇为棘手的死帖，刺杀善州一个爱民如子、众口皆碑的地方清官孟仲。为完成这个帖子，主人特意派了他最得力的杀手如蚁。如蚁杀人从未失过手，他有一个规矩，在刺杀自己的对象前总要替他们做一件事，让他们无牵无挂地走。这次也不例外。孟大人让他绑架地方首富黄玉霸，为的是筹集一大笔款子，好在善州的荆河上游修一道堰闸，防止荆河泛滥成灾。如蚁帮孟大人做到了这一切，并给孟大人留出了一个月修堰闸的时间。当堰闸完工后，孟大人主动以身试剑。就在孟大人倒下的那一刻，如蚁的主人赶到，主人竟然是孟大人的哥哥，而且死帖就是孟大人差人送去的。原来，孟仲希望哥哥能退出江湖，不再杀人。《死帖》这部小说真正的过人之处不在于结尾出人意料，而在于它颠覆了所谓的武侠世界。首先，在作者看来，真正的江湖并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完美世界，它是受俗世文化道德影响的，正因为此，血光门的主人接到刺杀孟仲的死帖后才会如此犹豫、犯难，犹豫、犯难的背后一方面当然是兄弟亲情的不舍，更有违反民意、擅杀忠良的不忍。所谓的黑道白道，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白道有时候固然需要遵守黑道的规矩，黑道也需时时顾念白道的理念，否则黑道将不复存在。其次，真正的侠义英雄或许并不是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士，而是心存仁慈爱心的儒雅文人。《死帖》中的杀手如蚁，号称“仁义的杀手”，但也称得上是一个侠义英雄。当然，他为了一人之仁，比起孟仲的为了千万人之仁，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孟仲煞费苦心地想让自己的哥哥退出江湖，但是他自己又何时游离于江湖之外？其实他自己也是江湖中人，而且是江湖中真正的侠义英雄。江湖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江湖，人又如何能退出江湖呢？

　　如果说《死帖》是一个官场中人借用江湖规矩完成自己功名大业的故事，那么闵凡利的另一篇武侠小说《活镖》则是武林中人借助官场把戏完成自己报仇雪恨壮举的故事。威远镖局的黄龙风靠打赢擂台赢得了一场押解朝廷重犯天下第一恶人笑透天的活镖，沿途不断打败前来劫镖的各路人马，其中包括自己的义弟公车。活镖终于被安全运到京城，交给刑部尚书寻超。问斩笑透天时，黄龙风来到法场，请求手刃此贼。原来，笑透天是黄龙风不共戴天的仇人，28年前，笑透天杀死了黄龙风全家38口人，只有他和义弟侥幸躲过此劫。黄龙风得偿所愿，亲手杀死了笑透天。然而，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黄龙风行刑时发现一个疑点，怀疑笑透天被掉包，于是找到易容高手颤九北了解情况。此时，颤九北已命在旦夕。据他透露，被黄龙风杀死的笑透天果然是被掉包的。在颤九北的指引下，黄龙风找到寻超的府邸，并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寻超在皇帝示意下设的圈套，他还亲眼目睹了笑透天又杀死寻超以灭口的情景。最后黄龙风终于现身跟笑透天恶战一场，但这场恶战黄龙风并不占优势，因为他的武功实际只及笑透天的八成，正在危急时刻，他的义弟公车现身，出其不意地给了笑透天致命一击。原来，黄龙风早就意识到其中的阴谋，他将计就计，当着笑透天的面和义弟演了一出双簧，为的是让笑透天放松警惕，最终实现自己的报仇计划。像闵凡利的《绝杀》、《英雄帖》、《杀无赦》等其他武侠小说一样，《活镖》可谓一波三折，最后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其实，相比较结局的意外，更让人震惊的是它背后隐藏的政治阴谋，甚至连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参与其中。虽然这个阴谋最终被正义者利用来除掉首恶，但我们知道，只要产生阴谋的制度还在，阴谋就一定还会继续上演，而且能被侠义人士利用来除暴安良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甚至只是作者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这个角度看，闵凡利的武侠小说其实上已超越了武侠小说的范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反思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小说。

　　在都市众生的生存状态的塑造和精神的解剖上，闵凡利走进了人心的深处，他用思索和追问来分析人们柔软深处的痛源和麻木，剖析爱与恨癌变的病灶。闵凡利发表在《红岩》上的中篇《名字叫阴谋的门》，发表在《辽河》上的《一只走出屋子的猫》，还有刊发在《福建文学》上的《吸血的蚊子》，发表在《天津文学》上的《望远镜》，发表在《红岩》上的《找啊找啊找啊找》等数十篇作品，对活在都市中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浮躁以及苦闷和无奈都做了追溯和思究，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闵凡利是从写诗入手的，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着诗的意境，语言里有着诗意的韵味，叙述中有着诗体的韵致，所以造就他作品的打击力是那样的尖锐和快捷，人文的关怀是那样的氤氲和深入。

　　闵凡利不光在小说领域创作成绩斐然，在散文创作上也收获颇多，《散文》曾多次刊发其作品。很多人认为，闵凡利的散文要比小说写得好。闵凡利说得好：“小说要藏得住，散文要放得开。”在这方面，他对自己的内心展示得一丝不挂。正因如此，他发在《散文》上的《像桃花一样胜利》，被江苏、广西等10多个省市选为2009年高考模拟试卷中的阅读试题；《满天风筝自在飞》被编入安徽省蒙城县2007—2008学年度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语文测试卷，并收入浙江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发表在《散文》上的《给儿子买鱼吃》被武汉市东西湖区选为2007—2008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九年级语文试卷；刊发于《影视文学》的《腊月荠菜香》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冈语文读写练（小学六年级）》一书。当然，被选作高考、中考试题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真爱是佛》、《马县长送礼》、《扑火》等小小说。

　　在歌词、小品、戏剧等方面的创作，闵凡利也有很大的收获。他所创作的好多歌词被《词刊》、《通俗歌曲》等刊物刊发，《风中谁能领我回家》获“第二届深圳原创歌曲大赛优秀作词奖”。他的小品、戏曲等作品也常在省内外获奖。

　　对一个多产的、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分类评论，实际上是一件相当不合适的事，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用较少的文字来涵盖他所有的作品，并从理论的视角来加以解读。加之闵凡利是一个有着相当大的创作潜力和空间的作家，也无从界定哪部作品能代表他的最高成就，或许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闵凡利将会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更大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