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得了机会,携夫将雏回到我阔别的老家。老家是一个传说中资质渊源的村子,百转千回的漳河水绕村而走。老屋就蛰居在岸边。
牵着儿子,顺着熟悉而生疏的乡间小道,我终于真实地站在老屋门前,这分明与记忆中的模样严丝密缝地吻合,而又似乎比过去的缩许多,难道是孩子眼中的一种错觉?我哑然。
屋子多年未住人了,原来漆着猪血的大门,已褪去了朱红的颜色,只留下白森而清晰的木纹,但门板上一道道刻着我们身高的刀痕却依然清楚可见。为成长而雀跃的遥远心情一下子充盈我的胸间,我几乎能抚摸到那微微胀痛地喜悦。推开厚实的大门,雕栏画栋的屋梁依旧显露出不甘寂寞的气派,在斑驳脱落的墙壁上,我不假思考地找到儿时用木炭留下的大作。
左侧第一间小屋,我们叫“火笼屋”,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带着我们撕掉贴在四壁的旧报纸,重新糊上新报纸。这儿是我们待客迎宾的厅堂,也是家人围炉笑谈的聚地。
外婆的房间让儿时的我最怵然,角落里终年放着一具漆得黑亮的棺木,每每壮着胆子在门口叫外婆时,总担心棺木里会忽然冒出一个鬼怪。后来,棺木还是装着我慈祥的外婆永远离开了家门。这种滞留在孩童时的恐惧直到今天仍有余悸。
左侧的外间是我们兄妹的房子,靠窗的那张书桌还放在老地方,每次放学后,哥哥和我总要为抢占这张书桌而吵闹不休,而几乎每次都以我的胜利告终。现在想来,多半是懂事的哥哥礼让我的。
右侧的内间是父母的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户,只有顶上两块昏黄的亮瓦撒落了少许光亮。父母就是蜗居在这间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以他们的坚韧背负着他们的责任。尽管如此,小时候我并不能分辨出这间房子的潮气和霉味,一味地缠着父母赖在他们的身边。
屋子的隔楼上堆着晒干的花生和炒熟的豌豆,那儿简直是我们的“宝库”,蹑手蹑脚地爬上来,偷偷地抓上—捧碗豆和几粒花生,仿佛是昨天的事。
儿子的嬉笑打破了我的思绪,我惊觉自己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屋后的墙院上我忽然发现一处突凹不平的泥面。啊!这是我母亲的手印!当初,我们做完新房后无钱粉饰壁面,是我的母亲在劳作之余,和着石灰泥浆,用手一点,抹上去的。这墙耗竭了母亲多少心血又凝结着她怎样一片护守家园的美丽心境。物是人非,如今,母亲已远走天国。我一遍,遍触摸着墙壁,仿佛触摸到母亲那湿润粗糙的手,泪水如涨潮的海不可抑制地扑面而来,我的心剧烈地颤栗,我终于找回了我迷失在老屋的沉沉的爱恋。
(发表《宜昌日报》200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