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如果说父亲是一个船夫,那么母亲就一直是家庭的舵手。她大父亲几岁,经历的事也多,父亲有一种依赖心理,而母亲则当仁不让地主持着家政。
父亲和爷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爷爷对父亲素无好感,对他的不听调教,对他的无所事事,对他的漫不经心,几近厌恶。让他早早成亲,让他十五岁分家,已近乎一脚踢开,生子只当无。他喜欢二爷家的一个儿子,达到痴爱的程度。他时常把米面钱财送给侄子,却从来不给儿子。以至后来把分家时送给父亲的三亩地收回。父亲母亲只好求亲告友到处借贷,凑集上千斤粮食交给爷爷再把地赎回。他们不能没有地。
爷爷曾希望母亲的到来能改变父亲,可是一旦父亲真的一改木讷变得像一匹小马驹样现实地过起日子,爷爷又无比恼火了。他恼怒父亲又迁怒于母亲。动不动找茬打骂,打父亲也打母亲。他觉得他的为父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儿子已真的不属于他了。这使他万分沮丧。后来有了小叔,爷爷更把父亲视为陌路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说,你死吧,你死了我一点都不心痛。父亲眨巴眨巴眼不说话。他只是在心里想,我怎么能死呢,你干吗要盼我死呢?父亲当时很生气,但很快就忘了。父亲不记仇,一生都不记人的仇,他只记住人的好处,何况对父亲呢。但这些绝情的话以及无数次的毒打,却大大伤了母亲的心。她弄不清这个古怪而暴戾的老头究竟是怎么啦。长辈要找小辈的茬,小辈是防不胜防的。争吵不断发生,也不断升级。终于几乎断绝关系。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关系还不如一般邻里。这首先是因为爷爷的古怪,其中也有母亲的固执。她性格中强悍的东西太多,对任何人都不愿低头。
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逐渐好转。
我小时候并没有像一般家庭的孩子那样受到爷爷奶奶的宠爱。从上小学到上中学,没有花过他们一分钱。但有两件事却让我永生难忘。一是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去县城。是爷爷带我去的。我家距县城十二里路,爷爷赶一头很瘦的黑色毛驴,驴背上搭一张小褥子。爷爷让我骑在毛驴背上。他赶着。脖颈里插一杆烟袋,烟袋包晃晃荡荡的。我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这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地方。我还不能想象县城的轮廓,可我知道那是个热闹的去处。这又是我第一次和爷爷单独在一起。平日他老是阴着个脸,动不动就大声训斥我一通,我很怕他。但那次进城,爷爷却没有训我,当然也很少听他说话。他只是闷声不响地赶路,间或吆喝几声:“嘚!嘚!”如果是父亲在这种场合下,一定会唱点什么。但爷爷不唱。我一生都没有听他唱过什么。他总是阴着脸飞快地走路,也不和人说话,突然远远地吆鸡吆狗,弯腰拾一块小砖头甩过去,然后又飞快地走路。
那次进城,我已不记得爷爷办了什么事,只记得在县城西关路南的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吃的是大米饭、羊肉汤。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饭馆,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大米饭。从此我知道了世上居然还有卖饭的,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记得回到家天已落黑。尽管爷爷在驴背上垫了小褥子,我P股上还是磨出两片血来。那头毛驴实在太瘦了,真个驴脊如刀。但我还是兴奋了好多天。
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在六一年。那年我从村里小学考上丰县一中。丰县一中是当时全省闻名的一所中学,学生是从全县范围内择优录取的。考上这所中学。全家看得像中举一样重要。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学却没有钱交学费,还是后来父亲卖掉我心爱的猎狗才凑齐了钱的。那条猎狗被卖掉后又逃回来,逃到半路又被人打死。这段生活曾被我写进一篇小说里。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我去县城上学那天,奶奶送给我一只大花瓷碗。那是祖上保存下来的一只大花瓷碗,很精致,平日不用,只在过年上供时奶奶才用的。现在想来也许很珍贵,说不定是件古董。但那时不懂,也许奶奶都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只当一件祖传的碗就是。奶奶把它送给我是让我吃饭用的。我一直在县城中学用了几年,后来和同学打架时不当心碰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记忆中奶奶送我的惟一礼物。好多年过去,仍不能忘怀。
爷爷奶奶是喜欢我的。我能感觉得出来。特别我考上中学以后,那份爱心更是日渐浓厚。可是由于家庭关系的不正常,爷爷对儿孙都生分了。他从没有抚摸过我的头或时常弄点什么好吃的给我,却时常远远地盯住我看,直到我消失在他的视野里。后来才听母亲说,那次带我去县城,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父母,是他偷偷带去的。那时他刚从戒烟所里出来不久。爷爷在解放初住过一年多戒烟所,因为他吸大烟,住进去强行戒毒。
家族在经过十二次绑票和数次反抗失败后,迅速败落下去。曾祖母年岁已大,再无力领家,就给三个爷爷分了家,说各家单过。三个爷爷由那些年应付土匪开始,渐渐都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老兄弟三人由三杆快枪变成三杆烟枪,家境日渐衰微,到土改时,二爷三爷都被划成贫农,惟有爷爷还有二十多亩地,被划成中农。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瓦屋家已轰然倒塌。
到我年岁渐大,逐渐了解这部家史后,我开始努力理解爷爷。我为他感到悲凉。他的古怪和暴戾和由此对父亲的疏远,都含着一个老人的无奈和绝望。他的满腔的仇恨和悲愤无处发泄,只能怨恨儿子,怒其不争。在他时常远远地看着我的遥远而茫然的目光里,似乎含着他的酸痛和叹息:这孩子会有出息,可惜太晚了!
到后来我高中毕业特别参加工作以后,爷爷再不能掩饰对我浓浓的爱心,仿佛他贫瘠了一生的精神荒漠终于有了依托。尽管这精神依托再没有任何意义。每次回乡下老家,爷爷看见我就悄悄凑上来,怯怯地和我搭讪,问一些城里的情况,让我说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甚至他完全不懂的事。他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插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在我面前,他毫不掩饰对那些事情的无知。他用慈爱得令人发抖的目光看着我,像看待一个极有见识极有身份的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爷爷在他一生中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不曾向任何强暴低头,在我面前却变得那么瘦小,那么卑琐。有多少次,我想大叫一声:“爷爷,我是你的孙子呀!”
那个古怪、暴戾的老头不见了。
他走路不再那么快。脸也不再那么阴沉。
没有了大瓦屋,没有了财富,也没有了脾气。
爷爷变得平静而安详了。
我知道,在爷爷对我浓浓的爱心里,既有对他迟到的安慰,也有他对往事的忏悔。他对父亲曾有过高的期望,那几乎近于苛求。父亲即便认真读书,又能如何呢?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没有谁能有回天之力。
父母经过多年奋斗,到解放已有八亩地。土改以后政府提倡发家致富。他们更是如鱼得水。从土改到合作化短短的几年中,已发展到二十四亩地,一头牛一头驴,耕织齐全。如果不是合作化,他们再度成为庄园主是完全可能的。
那时父亲多快活啊。
种田,做生意,听戏,一样不误。
他几乎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
清晨还在薄雾里,父亲已吆牛下地了。不大会三三两两的庄稼汉子都赶着牲口离开村子,田野里渐渐有了些游动的身影。父亲爱唱,爱唱梆子戏。他几乎精通所有的古典戏曲。直到晚年,每在县城住一些日子,他什么要求也没有,每晚一张戏票足矣。戏园子是他的圣堂。父亲还是唱吆牛歌的好手,他的吆牛歌可以传出几里远。他乎日说话口拙,却天生一副好嗓子,宽厚而洪亮:“哈哈——嘿——喂——嘞嘞——嘹来——啊哈——嘞嘞——嘹吔——”雾气缭绕的田野里,父亲放开嗓子,把鞭子挥成S字形,并不舍得打在牛身上。他和牛都在悠悠地走,透着满足和闲适。这里那里,庄稼汉子们渐次都喊起吆牛歌来,此起彼伏,于是乡野从沉睡中醒来,雾气散尽,是一片明朗的天。
母亲忙着家中事,还要时常回娘家看一看,那里有许多让她牵肠挂肚的事。
舅舅们在那场仇杀过后不久,外祖母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七舅和八舅。两人无依无靠,成了孤儿。八舅自幼是个残废人,一条胳膊细如麻秆,不能做什么事,吃饭穿衣都要人照顾。七舅十八岁时和人打了一架。对方人多势众,欺他身孤力单,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七舅吃了大亏,却无人帮助。打完架,他到外祖父和一群哥哥的坟上痛哭一场,然后依坟睡了。一觉醒来后神志错乱,从此疯痴一辈子。母亲每去一趟,帮他们拆拆洗洗,照应两天又忙忙地赶回来。有时也把两个舅舅带回家住些日子。两个舅舅大一些后,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都曾帮他们娶亲。但不久都散了。一个残废,一个疯子,无法养家糊口,两个女人先后都走了。七舅八舅直到前几年才先后去世。两个鳏舅一死,外祖母家便一门灭绝了。
四舅早年出走,再无下落。想来早已客死异乡。直到前些年,我才听说,四舅一家后来定居上海了。四舅早已去世,他的儿子也已去世,但四舅有几个孙子孙女,在上海还是个很大的家庭。母亲活着时曾叮嘱我,有机会一定去上海找一找四舅的后人。我想有一天我终会去的。五舅出走后,突然在解放时有了消息,说在徐州市当了干部。母亲赶忙让父亲去打听,果然在徐州市找到五舅和五妗子。原来当年离家不久,他们都成了地下党,利用做小生意做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五妗子曾被捕蹲监一年,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让她招供。五妗子向来性硬,当初在家时就是个坏脾气,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下派上用场了。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皮鞭,能用的刑全用了,她硬是挺住不投降。后来我曾问过五妗子,敌人用刑时你怕不怕。她说咋不怕,没用刑前害怕,一用刑我就火了,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受不住了就骂,祖奶奶的!肉是你们的,骨头是我的,那会儿哪想到会活出来。敌人拿她没办法,就投进死牢。后来被营救出来时,五妗子已是枯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五妗子成了英雄。徐州人把五舅称为侯老五,称五妗子为侯五嫂。刚解放时,五妗子去北京参加群英会,毛主席接见大家。有人向主席介绍了五妗子的事迹,主席握住她的手称赞说,你是钢铁妈妈!后来出过一本连环画,叫《钢铁妈妈侯五嫂》,就是描写五妗子革命事迹的。五妗子做了多年的徐州市妇联主任,到八七年才去世。至今徐州市五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人不知道侯老五和侯五嫂的。我第一次见到五妗子是文革大串联时。那时五舅已经去世,我到徐州找她,在她家吃了一顿饭,说了一些闲话,大多是她问我一些老家的事。饭后临走时送我十块钱,然后沉着脸说,到北京看看赶快回家去,别乱跑!
后来凭那十块钱,我跑了半个中国。
五舅在世时,给过我们家很多东西。解放初,父亲做小生意常去徐州。每次去五舅都要给些钱物,而且每次都要送到城外。五舅性情温和,待人亲切。有一次五舅送父亲临出城时,买了三十条香烟给父亲,说回去换些粮食给孩子们吃。那时三十条香烟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可换一千多斤麦子。徐州到丰县一百八十里,父亲一天一夜走回家,真是高兴极了。后来父亲以这三十条香烟为本做生意,一次买了八亩地。
父亲是村里入社最晚的一批。
当村支书带着腰鼓队到家里欢迎祝贺时,父亲蹲在一旁抱头痛哭了。
他从十五岁分家,以一个稚嫩的肩膀挑着担子,走遍了四省交界地的几十个县,在兵匪盗贼间穿插往返。吃苦受罪还在其次,单是遇险就不下几十次。一次去安徽的砀山县贩麻花,傍晚回来时在黄河故道里遇上强盗。强盗紧追不舍,父亲挑一担麻花在故道的阴柳棵里左拐右拐,舍不得丢下。那是五百根麻花,挑回家一根可赚两分钱。来回一百三十里,父亲都是连夜往家赶。那次父亲在黄河故道里周旋了一夜,最后还是把麻花都丢了,人也被抓住打了一顿。有一回去山东的菏泽贩卖粮食,中途碰上打仗,粮食被没收,人留下修了三天炮楼,还被砍了一刀。那年日本人扫荡,鬼子突然进村,父亲带全家仓皇逃出,刚买的一头花牛未及牵出来。半夜里,父亲顺麦垄爬回村,想把牛偷出来。潜回家刚把牛牵在手上,就被日本游哨发现,一阵排枪打来,花牛当场倒地死了。父亲赶忙滚进一条暗沟,仗着地形熟悉,一寸寸往村外爬行,进入野地,爬行三里多才脱险回来,双膝磨得血肉模糊……
这类事够他回味的了。
他用血汗挣来的几十亩地和牲畜不再属于他。
父亲两手空空,只剩下满身伤疤。他的两条腿青筋暴凸,盘成疙瘩。到了晚年,那双腿每夜都要不停地抽搐痉挛,时常疼得梦中醒来。他年轻时跑过的路太多太长了。
入社后,父亲的大黑牛被分到别的生产队。可他每晚下工回来,都要去看它一次。黄昏一声低沉悠长的牛哞,叫得人心里抖抖的。父亲带一把炒熟的黄豆,去了村外的饲养室,脚下是一条荒僻的小路,月光洒在上头,依稀照出一些碎片烂瓦。父亲走在上头,忽然被绊了一下。他弯腰捡起一块形状古怪的瓦片,在月光下端详一阵,习惯地要把它装进兜里,可掂了掂还是把它扔了。父亲咂吮一下嘴唇,又往前走。他的嘴涩涩的。
父亲在饲养室找到那头黑牛,掏出黄豆用手捧着一粒一粒地喂它吃。那头黑牛是两岁口,正是能吃能干的时候,拉犁拉耙都是主套。只是喜欢调皮捣蛋,干着干着活突然用角顶撞左右邻居,因此常挨鞭子。父亲喂完黄豆,拍拍它的脑袋,黑牛便低低地哞叫一声,显得特别乖,特别乖。它每天都盼着老主人来看它,每天都想吃老主人带来的黄豆,每天都想诉说它一天的委屈。
但父亲得走了。呆久了饲养员老头会不高兴的。
后来父亲便做了社里的耕作员。
父亲依然是村里起得最早的。
父亲依然喜欢唱吆牛歌。但那歌却格外地凄凉了。
吆牛歌没有歌词,也没有一定的曲调,或高亢,或悠然,或凄婉,全看歌者的心境如何。
清晨,一个庄稼汉子赶着牲口,在薄雾里扶犁游动。他时常把鞭子挥一挥,甩成S字形,却并不真的打在牛身上。
人和牛都在悠悠地走。
忽然那汉子唱起来:“嘞嘞——嘹——吔——啊——嗨嗨——嘞嘞——嘹——嗨嗨——唉嗨——!……”
那便是父亲。
一曲吆牛歌,无词无韵,却唱出一个庄稼汉子心中的苦闷忧伤、烦恼和无奈,唱出乡村岁月的全部滋味。
雾散了。
父亲的轮廓渐渐清晰。
一群麻雀尾随在他的身后,蹦跳着在新翻的黄土地里捡食虫子。
《钟山》199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