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清朝做霸主

第四四一章：国内三大商帮集团

　　　这些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他们都是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工人，来榨取他们剩余价值为的企业主，一般的资本家，主要分为产业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四种。

　　

　　产业资本家是以产业资本为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直接与雇佣工人处于对立的位置，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榨取者，而商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以及手工也资本家，只是最后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一群人。

　　

　　起初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这些资本家的工厂规模很小，产业资本家一般都是独立经营或合伙经营的老板，一般采取前店后作坊的形式，产业资本家既生产商品，也销售商品，集榨取剩余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于一身，独自占有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

　　

　　晚清末期也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内的资本家完全处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因此自然内部形成了依托官僚体系的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两个组成部分。

　　

　　民族资本家，一般情况下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没有太多联系，资本实力弱于官僚或买办资本家势力，只能算是一级资本团体。

　　

　　李宁宇的这次改革，对于民族资本家团体的冲击很小，但是官僚或买办资本家的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次国内大改革，断掉了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以及收缴了他们原本所有的土地，这让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在一起。

　　

　　但这些会出现的情况，李宁宇早就有了规划，也提前想到了，毕竟有历史的前车之鉴。

　　

　　不过这件事情，必须要这样办，哪怕做一次刽子手，杀百儆一，因为想要彻底解决国内根深蒂固的问题，必须要用雷霆手段，否则无法根治的病，会一点点烂在肉里。

　　

　　随着国内晚清政府的必然倒台，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自立为帝，再到现在远东全面掌握接手国内的政权，一切都像接二连三，毫不间断的发生，也导致很多资本家们还没有来得及改换门庭。

　　

　　不过就算他们先投入远东阵营中，李宁宇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不需要，远东集团更加不需要，并且已经开始控制区，展开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执行方针，主要的打击、监控对象就是那些曾经与官僚勾结的资本家。

　　

　　因为远东集团无论在任何措施前，首要就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边，这也是任何一个政权崛起、稳固必须要做的事情。

　　

　　坚决杜绝国内出现控制政治、把握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因为没有官僚资本家，社会秩序才可能自由发展，同时让原先在晚清时期、袁世凯时期的官僚资本家们，彻底退出垄断地位整个国民经济的舞台，让这些一边大发国难财，一边让自己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的官僚家族，彻底的退出历史。

　　

　　华夏民族除了地大物博，更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所以出了官僚资本家以外，还有一群民族商人齐心合力组建的中国十大商帮。

　　

　　其中山西地区的晋商、徽州地区的徽商、广东的粤商（但又分广商、潮商、客商），在国内的势力最大，影响力也最广的三大商帮。

　　

　　除此之外还有，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华夏民族虽然有悠久的历史长廊，但同样也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历史，数千年来一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以及农耕经济的市场主流，使得经济迟迟难以萌发，但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就像荷兰就是一个依靠贸易来殖民世界的国家。

　　

　　华夏民族历史的商帮大崛起时代于明、清时期，所以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以及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

　　

但三大商帮主营的种类都不相同，比如早期的晋商们，主要以山西地区蕴含的大量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地方特产，进行长途跋涉贩运，后来为了方便同乡人，便在各地开店铺销售，然后直接置换江南地区的丝、绸、茶、米，然后转销西北、内蒙等地，所贩运销售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因此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州商帮相抗衡的北方商帮集团。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东周时期，可是真正崛起于明、清时期，特别是到晚清中后期，山西商人因为长期在国内各地，为了方便同乡，开始了金融汇兑业务，所以在清朝中叶以后山西的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而著名的南方徽商起始为浙江人，所以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商早期靠贩运盐、茶、山货为主，后多经营文房四宝，因此文房四宝处于徽州地区。

　　

　　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徽商自己走出了水运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州，掌控长江、淮河，南到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之间，同时后期还远涉西北、东三省地区，因此徽商鼎盛时期，有着“无徽不成商”的美誉。

　　

　　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对“儒”字的重视。

　　

　　这与一门心思专门做生意的晋商相比，徽商追逐财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大官才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归宿，就像徽商中的代表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所以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但永远都是三心二意，从乾隆年间至嘉庆十年的短短七十年内，徽商子弟中就有265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而晋商中仅有22人。



　　　徽商的“官本位”，与晋商的“金本位”，其实有着一曲同音，因为在19世纪的末期，是资本主义盛行之时，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很明显，这个时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建设实业，这有这样才能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但徽商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而辉煌的“晋商”最后为何最终走向衰落？

　　

　　其中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他们为封建政府提供军协饷供应；第二：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依托的关系；第三：利润的逐步封建化。

　　

　　致使山西的商人们虽然都很富有，但投向产业却很少，这样就导致最后“晋商”也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逐渐衰落成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