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3章 参加延安整风接受历史审查

　　1941年四五月间，章泽同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部分成员回到延安。不久，章泽进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学习深造，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年9月，学习结束，章泽被分配到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联）工作，担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秘书长、主席。

　　1942年，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学习运动，这年10月，章泽由延安市青联调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学习期间，章泽受到了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刻教育。

　　1943年7月，整风学习运动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使章泽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央西北局机关“抢救失足者”运动动员报告大会上，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竟然公开宣布：“边区青救会的章泽是个国民党特务，一定要彻底坦白交待。”报告大会之后，边区青救会机关随即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对章泽进行斗争。在每一次斗争会上，一些与会人员质问章泽：“你父亲张松筠政治反动，是个国民党特务，你还能不是个特务！”强迫章泽交代其特务身份及与特务组织的关系。对于这些不实的指控，章泽感到实在冤枉，难以接受。接着，章泽被关进一个窑洞禁闭起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接受批判斗争和放风之外，章泽整天被看管起来写“交代”材料。两三个月之后，“抢救失足者”运动被纠正，章泽被安排到延安行政学院继续接受历史审查和甄别。

　　大约经历了一年半时间，直到1945年初，党组织对章泽作出了历史清楚、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审查甄别结论。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对章泽在东北大学期间参加“心一团”和进入安吴青训班的介绍人这两个问题上做了保留。直到1956年审干时，中央组织部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重新审查，做出了没有什么问题、是清白的政治结论。

　　章泽在延安行政学院接受审查的时候，一位与章泽同龄的女青年也在这儿接受审查，她叫陈凯。

　　陈凯是广东肇庆人，原名陈兰湘，抗战前在天津南开女中高中部就读，其父供职于天津一家外国公司。天津沦陷后，父女二人离开天津，到了武汉。1938年3月，陈凯在武汉参加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个服务团是1937年10月5日在上海成立的，时值“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期，发起人和总负责人是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女士，并由何香凝推荐胡兰畦任团长。胡兰畦是陈凯的革命引路人。胡兰畦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女性，著名作家，国际反法西斯坚强战士。她坐过希特勒法西斯的监狱，她撰写的《在德国女牢中》一书被译成俄、英、德、西班牙文出版，轰动世界。服务团的任务主要是在第九战区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搞抗日救亡战地服务工作。全团37人全是女性，大部分是上海纱厂女工，其中有16名党员。这个服务团在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由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直接领导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的秘密党支部，这个地下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在服务团内发挥着强有力的战斗堡作用。

　　服务团通过秘密党支部，得到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桂林、南昌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以及妇女界的负责人邓颖超、钱瑛等人的秘密支持。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一次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妇女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三年时间，陈凯随战地服务团坚持在正面抗日战场，转战于鄂、湘、赣、皖、豫、苏、浙、桂八省，参加过武汉保卫战。服务团的成员们通过唱歌、演戏等形式，鼓舞部队士气，发动群众，支援抗日。参加运送护理伤病员，掩埋烈士遗体，慰问军属，搬运粮草弹药，化装侦察，计捕汉奸特务等实际工作，为抗战事业出生入死。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服务团不得不撤离罗卓英部，其中大部分去了新四军，参加了抗敌剧社。陈凯的志愿是去延安，她和党支部书记胡瑞英等四位队员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指点下，自广西北上，跨过长江，从秭归上岸，巧妙化装，与几位朝鲜抗日义勇军队员结伴，闯过一个个难关险阻，历经长达一年时间的跋山涉水，辗转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由山西过黄河到达陕北佳县，转赴延安，这时已经是1942年的仲春了。在她们途经河南洛阳时，陈凯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由支部书记胡瑞英和冯烨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安整风期间，陈凯被列入审查对象，遇到了与章泽相同的境遇。他俩一个参加过敌后抗战，一个在正面战场抗日，有着相似的抗日经历，有着遭受审查的相同命运，这对青年男女此时产生了爱慕之情。1945年4月30日，章泽与陈凯在延安共结连理，成为“窑洞夫妻”。

　　审查结束，陈凯留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章泽被安排到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做巡视员工作。

　　战斗在科尔沁草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时局的新变化，适时制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核心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执行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先后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延安派出2万多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赴东北。章泽参加赴东北干部工作团之前，刘澜波来延安负责调查登记在延安的东北籍干部，登记后由中央统一安排调动。章泽听说刘澜波来到延安，就去找他，并自我介绍说：“我叫章泽，过去叫张志伟，辽宁海城人。”同时，章泽也提到父亲张松筠。刘澜波也谈到七年前介绍章泽参加革命的往事，同意章泽回东北工作。这样，章泽和陈凯就成为赴东北干部工作团的成员。

　　1945年9月，章泽夫妇离开延安，随同延安赴东北干部工作团，跋山涉水，赶赴东北。途经张家口时，在北方局机关驻地，巧遇十多年未曾见面的大表姐夫何松亭。从何的口中得知，何是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由张学良资助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法商学院教书，曾担任过边业银行经理。1941年，京津地区一些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又到了晋察冀边区，被安排在北方局社会部工作。大表姐佟淑贤于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共产党，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中牺牲了，表妹佟淑媛和丈夫王紫剑都是共产党员，参加了革命。表妹和表姐的两个孩子于1943年先后去了延安，听到这些消息，章泽十分高兴。在张家口休整几天后，章泽一行出古北口到达热河省承德，再转赴东北局辽北省委驻地辽宁法库。东北局安排章泽和一部分同志前去西满分局工作，这时，已经到了1946年1月中旬。章泽到达西满分局所在地郑家屯后，又随同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分局民运部长张平化，赶赴东蒙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一带开展调研工作。

　　“巴彦塔拉”蒙语意为富饶的原野，它是科左中旗旗府、兴安南地区行政公署、哲里木盟首府所在地，是东蒙兴安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蒙古族集中聚居的地域。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东科中旗、科左中旗，位于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腹地，松辽平原西端，是古代契丹、辽国重地。

　　张平化和章泽的考察工作十分仔细认真。当时科左中旗还没有编纂过地方志书，他俩通过多次座谈，翻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知情人士，了解科左中旗地区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发现科左中旗还有一个特别的旗名，叫达尔罕王旗。“达尔罕”在蒙语和满语中为勤劳、武功最胜的意思，这是清朝政府对蒙族各部有功人员的封号。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张平化和章泽基本熟悉掌握了科左中旗的历史和现状，向西满分局写出了《调查报告》，后来章泽在他的《自传》里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对这次调查情况都有所表述。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张平化和章泽认为：这个地区的穷苦牧民，不但遭受过满蒙上层联姻结盟300余年的残酷统治，还遭受过伪满洲国14年的奴化教育，遭受过喇嘛教宗教上层数百年的愚弄与欺骗，遭受过大汉族主义的长期排斥与欺压。他们面对的现实是：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科左中旗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成了政治“真空”，“维持会”无力维持，陷入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盗贼猖獗，散兵游勇拦路抢劫，封建王公贵族、日伪官吏、地主土匪武装横行成灾，国民党反动势力乘虚而入，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与此同时，他俩还了解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加紧建立了科左中旗本部，进行革命活动，先后领导成立了科左中旗民主政府和自治政府。一大批在外地受过高等教育的蒙古族知识青年也聚集起来，他们倾向于内人党和共产党，为振兴东蒙奔走呼号，在内人党的领导下，他们很快成立了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简称内青团）科左中旗本部。他们赶走了巴彦塔拉国民党特派员，扯下旗杆顶上的国民党旗帜，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是一支了不起的革命力量。但是，张平化和章泽觉得这些青年热情有余，理论不足，勇气可嘉，策略欠缺；因此亟待共产党的领导，急需革命理论的武装。根据考察的情况，张平化和章泽便邀请蒙族青年领导人李鸿范、色音巴雅尔等进行座谈，向他们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解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讲解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并建议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培养蒙古族干部。于是，李鸿范当即提出成立东蒙军政学校（一说为军政干部学校）的建议，请求西满分局派人帮助办校。张平化当即表示赞同，并当场答应将富有青年工作经验的章泽留下来，帮助他们筹办军政学校。章泽十分爽快地答应留在巴彦塔拉。在当时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章泽能够单枪匹马地留下来，同蒙古族青年战斗在一起，其胆识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此，章泽成了科左中旗有史以来第一位共产党员，与蒙古族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章泽和内青团科左中旗本部、旗自治政府和兴安南地区行署的共同努力下，东蒙军政学校很快筹办起来了，科左中旗内青团本部也合并于军政学校。军政学校由原科左中旗老旗长乌力图兼任校长，章泽和李鸿范任副校长，章泽主持军政学校日常工作。军政学校通过考试录取了150名学员，主要来自科左中旗蒙古族知识青年，也有来自科左前旗、后旗和库伦、奈曼、通辽的。军政学校采取安吴青训班和抗大式的办学方法。学员分编为一、二大队，由章泽担任主讲，后来还有王白荻和梁一鸣等同志。军政学校于3月1日正式开学，那时，虽然初春已到，但科尔沁草原仍然是冰冻雪封，寒风嗖嗖。章泽身穿一件大棉袄，盖床小薄被，和副校长李鸿范等人挤在一个炕上，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与蒙古族青年亲如兄弟，结成知心朋友。从章泽身上，这些蒙古族知识青年亲眼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与品质，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好军队。

　　军政学校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从九一八――八一五》等。章泽主要讲授《社会发展史》和革命人生观，还负责编写教材、安排课程、组织讨论和辅导答疑。曾参加过军校学习的忽奇图回忆说：“章泽口齿清晰、表达准确、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课特点，深深吸引和打动了所有的听讲学员。使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从此开始懂得了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不是上天捏合的唯物史观。也懂得了社会是按客观规律发展的，是从原始的共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向社会主义迈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人、任何反动力量也不能干涉阻挡的。同时，也使我们懂得了中国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而蒙古族百姓头上除三座大山之外，还压着大汉族主义这座大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几座大山的代理人，他们维护这几座大山，阻挡社会前进，阻挡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实现自由民主。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这几座大山，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劳苦大众。章泽的教学方法和效果博得所有学员的一致称道。”

　　东蒙军政学校虽然只办了一期，授课也只有近三个月时间，但它扩大了党在蒙古族人民特别是在蒙古族青年中的影响，为革命培养了干部，使这些蒙古族革命知识青年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些虽说是很普通很简单的道理，却把他们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使他们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要依靠谁和团结谁去革命；其次认清了共产党不是“汉人党”，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八路军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子弟兵；第三，明白了内蒙古民族争取解放的事业，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民族和全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第四，明白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最终取得胜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章泽在主办军政学校期间，能够从学员年龄结构和青年特点出发，抓好军政学校内青团组织建设。当时，校内内青团组织对入团条件掌握得很严，伪满时期的警、宪、特不准参加，年龄大的也不发展。章泽便找校内青团组织负责人色音巴雅尔谈话，询问内青团组织的性质是什么，是党派组织还是青年群众组织，色音巴雅尔回答不上来。章泽便说：“党派组织，讲政治条件，而不是年龄，青年群众组织虽然也讲政治条件，但要求不能太高，但年龄要有所限制，犯错误的人改正了，也可以参加。”章泽还问道：“你们的组织有没有自己的章程？”色音巴雅尔说：“没有，不会写。”章泽又以反问的口吻说：“我给你们起草一个行不行？”色音巴雅尔高兴地说：“当然行！”没过几天，章泽便起草了一份《科左中旗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章程草案》，这个《章程草案》使色音巴雅尔和科左中旗内青团本部耳目一新。这个《章程草案》明确提出了内青团是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其奋斗目标是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而努力奋斗。《章程草案》还规定了加入内青团的条件以及团员的义务、权利等细则。色音巴雅尔立即组织军政学校内青团员们学习讨论这个《章程草案》，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在章泽的帮助下，内青团团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重新选举了旗、校两级内青团的秘书长和执行委员会，健全了组织。章泽还建议内青团组织定期过组织生活，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章泽的关怀下，科左中旗内青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章泽起草的这份《章程草案》，也为内青团东蒙本部后来制订新团章时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这是章泽在东蒙青年工作上做出的一个贡献。

　　章泽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重课堂讲授与班组讨论相结合，使学员之间，学员与教员之间相互启发，加深理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另一方面他还十分注重教学与斗争实践相结合，把学员参加内青团组织活动、学生会活动都看成是实践与锻炼的好机会。他通过普选学生会干部，让学员接受民主教育。对于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职务，他强调人人都有当选的权利，但必须经过竞选演说、评论比较、酝酿讨论，推出侯选人，再通过无计名投票选举产生。

　　在教学联系实际的过程中，章泽更重视让学员参加阶级斗争实践，在搞清算、斗恶霸、抓特务等斗争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1946年4月，科左中旗开展清算斗争，他抽调出部分学员参加了巴彦塔拉和架玛吐两个区的试点，清算了勾结日伪欺压群众的伪商会会长商达夫、伪区长斡拉勒哈和恶霸大地主王小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章泽让学员参加了破获以赵仲元和戴文连为首的20多名为国民党效力的反动团伙的斗争。赵、戴二人伪装积极，混进革命队伍，赵仲元当上了地区行署的秘书科长，戴文连当上科左中旗政府宣传科长。他们阴谋拉拢上层，发展组织，暗杀干部，配合国民党军队入侵，企图篡夺新生的民主自治政权。章泽请示西满分局后，安排军政学校学员也参加了突击搜捕案犯住处的行动。学员们在赵仲元家的天棚里，搜出了他们的秘密行动计划，搜出了国民党东北负责人罗大愚签署的空白委任状和党员花名册、入党申请表等罪证，使学员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提高了对敌斗争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经验。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逼近西满分局所在地郑家屯（今双辽市），距离巴彦塔拉仅仅20公里，形势骤然变化，旗、盟政府和地区行署遭到严重威胁。上级决定立即撤退，军政学校暂停，5月23日，学员提前毕业。章泽安排年龄较大的70名学员到旗盟各部门和自治军骑兵二师工作，其余年龄较小的80名学员向西撤退到通辽，进入辽吉省委军政学校继续学习。

　　安排到地方各部门和自治军骑兵二师基层连队第一线的70名学员，他们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面前首当其冲，直接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有的捐躯战场，血洒科尔沁草原；有的被俘，在严刑和威逼引诱面前，坚贞不屈，誓不低头；有的惨遭匪特杀害，从容就义，保持了一个内青团员的革命气节。时至今日，一些健在的、白发苍苍的、担任过国家和内蒙古地区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的当年东蒙军政学校的学员，无不称赞章泽是他们终生难忘的导师、良师益友和革命的引路人。

　　6月10日左右，国民党军队进犯巴彦塔拉前夕，辽西省委改名为辽吉省委，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和行署主任乌力图转移通辽，组织布置科左中旗政府人员战略北撤，领导科左中旗武力阻击国民党军队进犯，已成为当务之急。4月间，章泽已担任中共科左中旗工委书记，这是科左中旗有史以来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同时，章泽还兼任了副旗长。他安排好军政学校停办事宜之后，又和旗长张达木林担负起组织旗政府撤离的重任。章泽和旗政府机关人员日以继夜地工作，既要确定转移的行动路线、宿营地，安排撤离人员吃、住、医等问题，又要动员鼓舞士气，做好撤退人员的思想工作，克服急躁、悲观和动摇情绪，还要联系布置安排武装保护问题。除了安排保安大队一个中队负责防守保护外，他还与驻通辽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取得联，独立旅派来一个连队保护旗政府。

　　旗政府到达乌达吐不久，国民党军队逼近，旗政府安全受到威胁。章泽判断敌人已经发现了旗政府的目标，建议立即再向后方撤退，前去库里根庙。经过一昼夜行走，旗政府安全转移到了目的地，稳住了阵脚。第二天，敌人便攻占了乌达吐。这时，过度劳累的章泽，嗓子哑得已经不能说话了。6月中旬，章泽在一次外出工作时，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腰，并患上肋膜炎，伤势较重，旗政府把他送往通辽地委机关治病养伤，旗工委书记和副旗长之职由安铁志和邵志睿接替。

　　在建立和巩固东蒙根据地的斗争中，章泽的另一个贡献是着力抓好科左中旗的地方武装。

　　科左中旗自治政府先后组织成立过旗独立大队、旗大队、警卫队武装、东蒙自治军骑兵第二师也于1946年3月在旗政府所在地成立。但是，这些武装的成份复杂，有相当部分来自收编的日伪时期的所谓国兵、警察，放下武器归顺的土匪、保安队人员等等，在风平浪静之时尚且可以信赖，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逃跑、投降、甚至叛乱。章泽养伤治病一个月后，前往自治军骑兵第二师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积极开展政治工作。8月间又和政治部部分成员随辽吉省委组织的工作团下到农村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期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军主力开始转移。旗大队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骑兵第二师内也发生了叛逃事件。王公贵族、地主武装到处袭击土改工作队和旗区政府，进行反攻倒算。加之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出现了“左”的错误，广大农牧民群众顾虑重重，干部情绪低落，形势逆转直下。8月中旬，科左中旗旗大队伪警察出身的第二中队队长苏和巴特尔伙同敖木喇嘛，策划并杀害中共党员、副大队长朱塔兴阿和副政委李云，投靠了国民党。8月底，他们又纠集了700余土匪武装，包围了哲里木盟、内人党及旗工委几位主要领导人乌力图、李鸿范、安铁志、达木林、包惠国的驻地孙家窑，企图杀害这些领导干部，幸被击退。这就是有名的孙家窑事件，震动了西满分局和辽吉省委。土匪武装被击退后，9月上旬，分局和省委调章泽接替安铁志重新担任中共科左中旗工委书记，并任命章泽和旗长色音巴雅尔分别担任政委和旗大队长，组建新的旗大队武装。

　　章泽回来后，立即同色音巴雅尔研究决定，暂停土改，撤回工作队，统一全旗力量，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对当前形势和战略转移的认识，树立斗争必胜的信心。

　　接着，在盟领导的帮助下，很快组建新的旗大队武装。旗大队部的参谋、政工人员和几个中队长、指导员，大都是由军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担任，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新的旗大队武装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章泽和安铁志两人还介绍旗长兼大队长的色音巴雅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新旗大队武装在章泽、色音巴雅尔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斗争，配合兄弟部队，转战在科左中旗北部舍伯吐至瞻榆的大片草原地区，经历过多次规模不同的大小战斗。他们发挥骑兵行动神速的作战特点，或擒其敌警察职员，逮捕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叛徒、蒙奸、汉奸、土匪，打击小股散兵游勇和窜拢之敌，配合南下的蒙汉联军收复了科左中旗北部重镇舍伯吐，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反扑，使科左中旗北部地区形势大为好转。1946年12月，中共哲里木盟地委曾经认定：“科左中旗大队成分纪律都好，又有威信的领袖，经过几次战斗锻炼，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好武装。”1947年3月，辽吉省委赞誉：“旗大队是科左中旗人民解放的一杆耀目的大旗”。章泽是这支武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作为这个新旗大队的政委，同科左中旗新旗大队的光辉业绩一起载入史册。

　　在科左中旗工作期间，章泽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对内蒙古民族的统战工作。章泽主持军政学校工作，培养蒙古族青年，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这本身就是一项具体的民族统战工作。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章泽和地委书记赵石、内青团哲里木盟委员会书记李鸿范一起提出了“哲盟自治运动要在地委的领导下，广泛地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一致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国民党，反对蒙奸、蒋特、土匪、窝主，开展互助互救，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指导原则。还提出了“民族斗争与民主斗争相结合”、“以培养民族干部为桥梁”、“要运用民族形式开展工作”等有原则性意见。同时，章泽先后同四位旗长、内人党负责人共事期间，都十分重视与这些上层人物的关系，与蒙族干部交朋友。章泽来到巴彦塔拉前，老旗长乌力图当过科尔沁前、中、后三旗联合办事处主任，又是兴安南地区行署主任，后来又任哲里木盟主席。他原是日伪时期科左中旗第四任旗长，还出任过伪满洲国地方多个官职。日本投降后，任科左中旗维持会会长，收拾残局，做过几件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好事。在历史转折关头，他拒绝了国民党地下党部的威胁利诱，选择了共产党，邀请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进入科左中旗，避免了科左中旗20万农牧民误入歧途，为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条件。继任旗长祜和录，曾是日伪旗府职员，既尊崇佛法，又信任共产党，和乌力图一样，都年近半百。张达木林、色音巴雅尔两位旗长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蒙古族知识青年，或内青团成员。李鸿范是一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蒙古族爱国知识青年领袖，内人党东蒙本部派往科尔沁前、中、后三旗的总务处长，兴安南地区内人党的负责人。对于旗内的这几位头面人物，章泽以他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热情诚恳、善于联系群众的热忱态度和作风，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在具体工作中章泽较好地把握了当仁不让和避免越俎代庖的界限。作为主持军政学校工作的副校长、中共科左中旗工委书记、副旗长、新旗大队政委，章泽都尽心尽职，竭尽全力地把份内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赢得了盟旗干部对他本人和共产党人的信任。对于这些盟旗领导人，章泽尊重、支持、协助他们工作，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不干涉、指责、包办或强加于人，赢得了他们的尊重，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土改期间，章泽抵制“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等看起来正确，当时却脱离东蒙实际的过高口号；在对待王公贵族问题上，章泽坚决反对违犯民族政策把他们扫地出门的错误主张。在惩办少数反叛分子时，章泽政策界限分明，采取惩办首犯、释放胁从人员团结教育和挽救了多数盲从者的做法，得到了各阶层人士和农牧民群众的拥护，维护了民族团结。

　　老旗长乌力图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很钦佩章泽同志的政治家风度。章泽是民族工作、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的强手，在科尔沁地区很得人心，是很有威望的好领导。”原旗长张达木林说：“章泽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形象，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我们的心目中熠熠生辉。”原哲里木盟地委书记赵石早在1949年2月就称赞：“章泽同志在青年工作上很有经验，有其独到之处。”

　　章泽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起科左中旗这段战斗生活时，满怀深情地写道：“1947年1月，高力坂会议后，组织上调我回西满分局工作，我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了科左中旗。”科尔沁草原，凝结了章泽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