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1章 忆章泽（代序）

　　韩天石本文作者韩天石曾任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大约是在1938年末或1939年初，党组织决定我从抗日大后方四川成都撤离，同冯文彬同志一道乘八路军的军车经西安赴延安，途经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时，我见到了章泽同志。他是训练班三连连长、指导员。这次见面，没有交谈，印象不深。青训班地处渭北泾阳县，政治环境非常险恶，生活十分艰苦，参加青训班的同志（包括教师）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为抗日救国不惜牺牲的热血青年，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向他们介绍了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情况。住了两天，我们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党组织分配我到中央青委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一间窑洞里，见到了一位有点面熟的青年，他身穿一套灰色的军装，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仪表堂堂，举止大方，谈吐自然，富有青春活力，又使人感到敦厚朴实，真是一位干练漂亮的好小伙子。一位同志介绍说这是延安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席章泽同志。我们相识后便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章泽同志是辽宁海城人，是我的同乡，他曾在东北大学读过书，参加过北京的一二・九运动；1938年奔赴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投身革命。1940年初，青训班撤回延安，此前，他参加了战地工作团到抗日前方去了，在冀热边区搞青年抗日工作，以后又回到延安，任延安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席。我是中央青委秘书长，我们之间有了经常的联系，他们的工作需要经常到中央青委请示、汇报。中央青委把延安工作作为工作重点，新的工作布置先要在延安进行试点。中央青委组织的一些活动又需要他们加以实施，组织延安的青少年参加，如纪念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大型青少年会议、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营造青年林、青年农场等等。章泽同志在组织这些活动和在日常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出色，显示出他的才干。

　　1941年初，我调到中央西北局青委任副书记兼西北青年救国会副主席，同章泽同志的联系更多了。在这一段时期，中央青委、西北局、西北局青委和各级领导同志对他的工作和他本人都有很好的评价，给予他很大的信任和器重。特别是他朴实敦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热爱。现在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大为减退，很多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章泽同志给我的印象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他的音容笑貌直到现在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小我六岁，却先我离开人世，每当忆起时，使人阵阵心痛。

　　这年夏，我离开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县里去工作，1945年秋去东北。1948年7月，东北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同志调任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把我从佳木斯市调到东北局任青委书记。为了迎接东北地区的解放，青年工作急需开展，青委干部急需充实和加强。蒋南翔同志同我研究，应先调一名副书记，我们不谋而合，首先想到的就是章泽同志。当时章泽同志担任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青委副书记。几天后正逢章泽同志到哈尔滨来开会，蒋南翔同志和我同他恳谈了几次，他依然那样诚恳热情，富有朝气。那时我们都为当时党在东北立足未稳，群众受日本帝国主义、伪满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和戒心，教育争取广大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工作非常重要，任务也很艰巨，章泽同志欣然同意调到东北局青委工作，东北局组织部立即发了调令。不久他便到哈尔滨东北局青委报到，任东北局青委副书记。

　　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形势迅速向好的方向发展，青年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东北局的领导下，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团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或学生团体。根据毛主席、中央青委的指示和东北局的决定，青委于1948年8月23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成立了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筹备委员会，选举我任筹委会主任，章泽参加了会议，被选为筹委会秘书长。人民解放军在决定东北乃至全国人民命运的辽沈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全东北于11月2日获得解放。在东北军民、全国军民欢呼胜利声中，东北局决定迁往沈阳。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筹委会决定从11月11日起，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更名为东北解放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接着东北局青委派章泽同志，率队同东北局先遣人员一起到沈阳进行接收和安置机关的工作。这项任务进一步显示出了章泽同志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才能，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机关、青年干部学校等单位准备好了房子、办公和生活用品以及交通工具等。12月4日，青委随东北局迁至沈阳，当即开始办公了。章泽同志分管机关、宣传和青年干部学校等工作，都管得井井有条，成绩显著。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章泽同志代理书记留沈阳主持工作。

　　1949年9月，以肖华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经莫斯科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节、第三十五届国际青年节，1950年2月回国。这一时期章泽同志任东北团委代理书记。在1950年9月5日召开的东北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章泽同志当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委员会副书记。

　　抗美援朝时期，章泽同志思想坚定，夜以继日地组织机关和广大青年参加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妥善地安排并保证了机关安全和家属撤离工作。

　　1951年9月，我调离团东北委员会，赴鞍山市委工作，章泽同志继任东北团委书记。从此，我们分开了，但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党内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中断来往达二十多年之久，但我们相互深深地怀念着，殷切地希望知道对方的情况，盼望着能有机会重逢，谈谈心，叙叙旧，倾诉衷肠。1979年我调回北京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很快就恢复了，我曾几次到西安出差，他也多次来京，我们不放过每次见面的机会，相约畅谈，每次见面都感到十分亲切欢悦，收益不浅。在他患病期间，我和我的家人对他的健康感到担心，虽然尽了一点心意，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病痛，我们全家时时惦念着他。

　　我和章泽同志在一起工作虽然只有五六年时间，但相知却已有半个世纪多了。他勤于学习，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素养；他忠于党和人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青年的楷模。

　　章泽同志的一生屡遭波折，历经坎坷，但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他党性强，顾大局，识大体，在党内斗争中，在政治运动面前，他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保护了干部，维护了党的原则。

　　他有良好的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虚心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即使个别同志讲了错误意见，他也让人家把话讲完，事后再单独谈话。他经常下去调查研究，到宿舍、到群众工作活动的现场，同群众聊天，共同活动，以求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的主动权。他不计个人名利，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人诚恳、忠厚、热情，对于处境困难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

　　章泽对工作兢兢业业，异常勤奋，主动承担任务，把重担和艰苦的工作留给自己而绝不推给别人。他亲自动手写报告、写发言稿（有时自己口述秘书作记录）。他写的报告几次受到团中央的赞扬，印发各地参考。在青年团的建设中，章泽同志充分发挥青年团是党的忠实、得力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同时把团的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具有明显的青年特点。他深受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和爱戴。

　　章泽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优秀干部和领导者，青年们敬佩的兄长和老师；是我多年亲密同志和挚友，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建立起莫逆之交，堪称知己。在工作中我们团结合作，结下深厚的支谊；在生活上我们两家长期是近邻，家人交往甚密，相处很亲。

　　1991年5月26日，我正在外地，从家人的电话中得知章泽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噩耗传来，甚为震惊和悲痛。太突然了，前几天我三儿子去西安还见到了他，还说他“身体状况尚好嘛！”我当即打电话给他的夫人陈凯同志，并发了唁电，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夜未成眠，迄今仍深感遗憾的是未能亲自赴西安吊唁。章泽同志病逝后，在我会见当年在东北团委工作过的同志谈到章泽同志时，无不深深地怀念着他，无不痛心落泪，对他的为人和工作无不表示由衷的敬佩，都说：“需要向章泽同志这位良师益友学习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