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6.周恩来积劳成疾，病中仍敦促部队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8 月的毛儿盖，秋风送凉。

　　送走张国焘，毛泽东心事重重。虽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再次表态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毛泽东十分担心在行动上他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不与中央积极配合。事实上，执行“松潘战役”时，红军就是吃了张国焘不积极配合的亏，才贻误战机，不得已放弃“松潘战役”，改为“夏洮战役计划”的。如果下一步张国焘继续我行我素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毛泽东的忧虑，我们可以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找到文字的证实：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注：指沙窝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分坚持己见而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沙窝会议上，张国焘的举手仅仅只是举手而已。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政见和感情的裂痕并没因举手而弥合，相反，它在进一步加深。

　　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病因是积劳成疾，加上营养不良。

　　长征以来，周恩来的工作特别忙碌，忙得没有时间剃胡须，胡须既长且黑，大家就叫他“胡公”。杨尚昆对周恩来的工作情形有深刻印象，回忆说：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打瞌睡，容易摔下来，只能步行。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忙完，常是下半夜了。刚睡下，来了情况，又得把他叫醒处理。有一次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出来。第二天，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就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到毛儿盖之前他已有病。到毛儿盖后，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

　　这次疾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呈黄色。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

　　周恩来一直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把周恩来脱下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结果找到170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从早上10时敷到下午5、6 点钟，周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烧才慢慢退下来了。

　　周围的局势那样紧急，已不能再等待了。8月11日，周恩来刚苏醒过来，就给红一、三军团去电，要他们坚决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在7 天至10 天内离班佑北上。

　　“夏洮战役计划”是两军会师后第一次改变战役方针的计划，它的成败关系着北上红军能否找到立足点。毛泽东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新战役计划的要旨是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以创建甘南根据地。

　　对于这一计划，张国焘也是赞同的，并且为实施战役目标提出了行动方案：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以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由朱德、张国焘负责，向阿坝开进，然后北去。以毛儿盖地区的红一、三、四军团、三十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右路军行动。

　　一切都商量好了。毛泽东等人也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北进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而停滞下来。于是，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出发了……

　　然而，中共中央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回到卓克基之后不久，又横生枝节。

　　他给中央发来电报，提出西出阿坝，北进夏河之后，变原战役计划中向东（陕西）发展为向西（青海）发展的主张。理由有二：一是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主力；二是可以打通国际路线。

　　“北上”、“南下”之争，又演进成了“东进”、“西进”之争。

　　8月14日，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了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左路军“一纵队现在陆续北进，1 9 号可进攻阿坝”。右路军应速“经班佑向洮河左岸出动”。

　　8月15日，张国焘、朱德也收到了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无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

　　两个电报针锋相对，张国焘要右路军出洮河左岸，向左路军靠拢，然后西向去青、新。毛泽东要左路军出夏河，沿右路军北进路线追踪而上，然后东向去陕甘。

　　张国焘执意要去阿坝，分歧又一次公开化。

　　于是，中央机关又不得不停了下来，8月2 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毛儿盖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生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团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摆到桌面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岷州、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绝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

　　没有张国焘的会议，大家的意见空前的一致，连陈昌浩也态度十分肯定。

　　毛泽东见大家的思想统一，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

　　会议讨论了常委的分工，决定：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成立《干部必读》编委会，由张闻天兼主编；成立中央机关报《斗争》编委会，由博古任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在对东进方针进行肯定的同时，指出西进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毛儿盖会议”在坚持北上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先期制定的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进行了三个调整：一是兵力部署由分（两路）调整为合二为一；二是行军路线由左右两路齐头北进调整为以一路纵队沿同一路线先后北进；三是红军北进主力，由主要依靠左路军调整为主要依靠右路军。

　　这一部署的调整，尤其是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