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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介石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毛泽东把中央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之北,但是仍有爬不完的山,过不完的河。

  中央红军飞越金沙江后,蒋介石急忙飞往昆明,策划对红军实行新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一到昆明,龙云就向他献计,建议像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大渡河战役,妄图在大渡河畔聚歼红军。

  此前,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向大渡河前进,深入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制定了一个把红军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他除了令薛岳率军尾追外,急电四川军阀刘湘派兵堵截。他命令以川军第二十军全部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的部队(约5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我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令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指定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蒋介石又给大渡河南北各军去电,大肆鼓吹“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还两次从昆明乘飞机到川康边境前线视察,向各部队前线指挥官空投“手令”,进行督战。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的总兵力为15万至20万人,其中中央军10余万人,川军5 万至6 万人。

  当时,驻在川康边区的为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刘文辉为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辖第二十四军3个师和川康边防军2个师,共2万人。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致电刘文辉,一方面打气,“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一方面严令他“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

  蒋介石还派其亲信到雅安、汉源,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

  刘文辉对形势却不乐观,认为:“红军目前力量虽不算强大,但扫平川康这点部队,却游刃有余”;“自己力量脆弱,和红军硬打是打不赢的,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他希望“薛岳追军早到,石达开覆军历史重演”。他的对策是“固守金沙江、大渡河待援,力求保全实力,保住地盘”。他的部署是:以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指挥5个旅12个团以上兵力,并发动地方反动势力,负责扼守金沙江,确保宁属地区(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防务。以第二十四军主力,并发动大渡河沿岸反动势力,共同确保大渡河防务,堵截红军过大渡河。刘文辉的军部率警卫旅及直属单位驻雅安,统一指挥堵截红军的军事行动。

  刘元璋明白了刘文辉的指导思想,但认为守江不如守城稳当,自己兵力不足,金沙江江岸线很长,不易防守,一处被突破,可能全线崩溃。而守城只要能坚持几天,追兵薛岳部大军一到,红军就会离去,城市就会解围。因此,他把兵力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而没有把重兵摆在江沿岸。刘元璋这种部署,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向大渡河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未下,军委即确定了一条方针:在红军前进路上的西昌、冕宁、越西等地,如有敌人重兵防守,用不着进攻,也不一定占领,主要是争取先机渡过大渡河。

  过德昌,刘元璋的一个旅长许剑霜率1个团又1个营在此布防,据险扼守,防堵红军北上。许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顺庆、泸州起义。刘伯承亲自写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希望他不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因此红军未遇抵抗,进入德昌县境。民国修订本《西昌县志》卷九《兵寇志》记载,红军一路“洋洋而来,如入无人之境”。

  在德昌至西昌之间,是彝族土著地主武装邓秀廷部。刘伯承利用自己是川中名将的声名,致信借道,信中说:红军系北上抗日,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考虑。

  邓慑于刘伯承和红军的军威,眼看着红军通过,未敢主动出击。几个彝民打了十几枪,亦被邓制止。

  西昌是宁属地区统治中心,红一、五军团通过侦察获悉西昌城高3丈,且很坚固,城内有守敌4 个团和部分彝族士兵的情况后,决定绕过西昌,除派部分警戒部队监视该城守敌,防其出击外,主力从西昌西南15 里的马道子直插西昌北,经过礼州,直奔泸沽。在城内坐卧不安、以亮城为名烧街道、烧民房的刘元璋,也未敢妄动。

  5 月中旬,中央红军风驰电掣地继续北上,一路上越过西昌、冕宁数县。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崔(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今汉源),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第一条路,因而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先遣队原定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泸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 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出敌不意,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直插安顺场,把攻击点选在敌人的薄弱部。同时还充分利用和扩大敌人的判断错误,再次“示形于东而击于西”,让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向大树堡前进,摆出一副由此渡江直取雅安、进逼成都的态势,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守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于是,第一先遣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以日行120 里的速度,从小路向安顺场进发。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帅协和,机动灵活,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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