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重炮轰击“左”倾军事路线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错误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了与博古报告相对立的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发言，后来人们称之为“反报告”。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充分酝酿、研究，对“左”倾军事路线作深刻的批判的集体意见。由于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由他来作报告是较为合适的。

　　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批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4 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公开决裂，作“反报告”，宛如扔下一个重磅炸弹，效果非同一般。

　　目前，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发言提纲，但能从由张闻天起草（并经政治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了解张闻天的发言内容。

　　张闻天在《决议》中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有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等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掩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随后，张闻天一一列举博古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征及危害：

　　“‘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的，而十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运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层一层，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不满的怨气。博古也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这枚炸弹炸得目瞪口呆。

　　事隔25年，即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说，遵义会议他作“反报告”。

　　张闻天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了头功。

　　当时，是否能够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完全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还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争取从王明的教条宗派集团中觉醒起来的同志，从积极维护错误的军事路线转变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来尤为重要。特别是张闻天当时身居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要职，他站在毛泽东一边，影响格外大，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声明说，没有他们的赞成，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又说，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都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鉴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表现及所做的贡献，被指定起草会议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