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4.“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与错误军事路线决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的主张能够得到认可，与周恩来的支持密不可分。

　　周恩来是“三人团”的成员，他与错误军事路线决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对毛泽东主张的被认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一向是周恩来的品格。

　　在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尊重李德，但是在军事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如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守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应该说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身居中央领导核心，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能在执行指示的同时，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在前线，对于李德的命令，他和军委主席根据实际情况有时相机处置，没有完全执行李德的指示。1933年9月28日，黎川失守，李德命令红三军团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企图收复黎川。10月6日至7日，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和敌第六师第十八团遭遇，全歼敌军，打了个胜仗。李德遂强令红三军团立即向黎川、南城之间的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进攻。硝石在黎川、南城、南丰三点之间，这一带是敌人重兵驻扎地区；当时驻在黎川的敌军有三四个师，驻在南城、南丰的敌军各有约3 个师；硝石距黎川、南城、南丰各一二十公里，处在敌军堡垒群的中心。红三军团若向硝石进攻，就钻进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黎川、南城、南丰之敌正准备夹击硝石。彭德怀急电军委，反对进攻硝石。朱德、周恩来准许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迅速由硝石撤回洵口。李德发现前敌指挥部没有按照他的命令行动，于是在11月底，他和博古到前线视察，在前敌指挥部所在地建宁见到朱德、周恩来。李德强调前敌指挥部应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提出要解决所谓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其实，朱德、周恩来既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又是前敌指挥部的负责人，二者本来不存在什么关系问题，只因朱德、周恩来没有按照李德的指示去办，所以才提出要解决领导关系问题。

　　周恩来对李德大权独揽且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瞎指挥行为也不满意。

　　1933 年12 月16 日，周恩来曾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以致误事失机”。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李德，于是以统一指挥为名，建议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合并，调朱德、周恩来回瑞金，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934 年1 月4 日，周恩来回瑞金。从此，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对前线部队的军事指挥权。

　　在博古、李德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10月10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个人行李是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在“三人团”中，他不能与闻所有的事，只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一路上，周恩来尽职尽责。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减慢了。国民党方面的湘军和粤军乘机从两侧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红一军团命令红一师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在11月11日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动作要快，不得延误。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他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李聚奎正有些顾虑：部队撤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怎样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来了，笑着向他解释：“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

　　接着，周恩来亲自赶到先头团的第一师第三团部署工作。当时担任团的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休，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了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察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渡江。他关心中央红军的安危，关心毛泽东的安危，一直焦急询问毛泽东过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要与周恩来一起过江，周恩来坚决反对，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给部队交代任务。”

　　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遭到空前的挫折，惨重的失败，震惊了全党和全军。周恩来刚到中央苏区由于他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当时认识水平，有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路线的正确后，深知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因此在其危难之时周详地维护毛泽东。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在后方政府工作。当周恩来在前线取得黄陂战斗胜利时，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致电庆贺；当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时，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强调红军中无“罗明路线”，实际上表示了对中央批所谓的“罗明路线”的不同意见。湘江之役后周恩来逐渐认识了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在思想上与他们决裂，在实际工作中与毛泽东等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密切配合起来。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李德、博古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血的事实面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基本不听其指挥；另一方面博古感到损失惨重，责任重大，痛心疾首，而李德也是一筹莫展，博古已经无力“负责军事”，李德也已无能“负责军事”，只根据部队来的电报提些意见，大权独揽的局面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在这危难之际，周恩来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超群的组织领导才能，把政治、军事和组织工作承担起来，成为红军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独立支撑危局。这种格局，利于党中央自如地解决党内军内的某些重大问题。

　　周恩来的特殊身份、地位，决定了他的影响力。他取代李德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也是排除干扰、采纳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过程。周恩来开始接过李德的军事权时，中央领导层中争论的焦点是军事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是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坚决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促使更多人站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12日，周恩来在通道主持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和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进军。通道转兵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关键性条件，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叙述了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计划后说：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他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与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反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四方面军）会师。

　　这证实了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进行休整。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出现生机，但是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未结束。博古、李德没有真正改变继续北上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在红军由通道转向贵州境内之后，仍然电令贺龙、萧克率部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继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他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但许多材料证明，李德与毛泽东发生了长征以来的最为激烈的论争，他仍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北渡乌江，直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谆谆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同志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对各执一端的意见作出决断，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红军方向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

　　（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

　　（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的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错误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这个决定的意义非同小可。其效果如聂荣臻说：“其中最主要的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另一方面，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出的，这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消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毛泽东已开始影响党和红军，声望在迅速提高。

　　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没有黎平会议这个转折，后来的遵义会议就不能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决议中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结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虽然这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十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纠正“左”倾领导者这种战略上的一贯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长征中的红军，对于党和革命的前途，具有极端迫切的重要性。黎平会议决定，以我们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恩来后来谈到黎平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指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李德大怒，是因为周恩来也不再听从李德的瞎指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的选择，此时对于会议的取向是起了主导作用的。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了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接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博古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决定向师以上干部传达，是在红军向黔北行进途中进行的。大家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在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中，李德错误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采纳，周恩来起了关键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前夜，中央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是同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眉。

　　在离开黎平后黔北进军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他们即到红一师师部来看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来了。他们听取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他们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中，毛泽东说话最多，询问最多，他仔细地询问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为战争指挥员在部署部队行动时，是必须考虑战士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步走过来的等等实际问题的。

　　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头猪，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就在红一师吃饭，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几盆肉，在长征路上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兴地喊道：“嗬，还有这么多肉呢！”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队却传成“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说不好，就进行纠正，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部队对李德的作风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

　　黎平会议《决定》的重大战略意义很快得到显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在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