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周恩来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1931年11月15日，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完全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产物——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他们头脑发热。该决议也是一个错误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产物——没有把握国内外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要武力独占中国，民族矛盾上升。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的大旗，军事上，红军应向闽浙赣边策动，扩大苏区。但临时中央决策时没有这样的认识。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时同博古临时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是主张打赣州的。但到瑞金后，他发现原来在上海城里对苏区和红军的指示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特别是征求毛泽东意见时，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接受了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 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3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开始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 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 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向赣州出击。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进攻路线”中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当然战局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敏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

　　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只好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1 月下旬，毛泽东来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毛泽东这次东华山养病，是第二次被排斥于军事指挥岗位之外。第一次是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去上杭蛟洋休养。两次均因得到周恩来支持不久即重新出山，回到前线。

　　毛泽东此时比上次更难受。上次受排斥，仅仅是在红四军内小范围的一场原则纷争所致，而这次是在中央的压力之下，所受的批判更猛烈。毛泽东意志坚忍，虽心中不快，但并未消沉。他人虽然在山上，心却在山下。他不断地看书，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是两件大事：

　　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 月15 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另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临别前，他一再对周恩来和项英说：“前方有事，我随叫随到。”上东华山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地问询打赣州的战况。

　　红军攻打赣州一月有余，不但久攻不克，损兵折将，而且红三军团腹背受敌，陷入极大被动。周恩来素来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心急如焚，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来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听项英介绍完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便把受打击的事忘到脑后，急忙收拾文件，冒雨下山。贺子珍劝他晚走一天，别让雨淋出病来。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3 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尽管这次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未攻下，伤亡达3000多人，但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意见仍被否决，相反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

　　朱德1964年2月9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

　　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

　　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二句开始都是毛泽东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但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盲从的人。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一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是毛泽东的老部下，毛泽东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报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4月1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 日到龙岩。”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两个团，下午攻龙岩城。19 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2 0日直下漳州，歼灭张贞部约4个团，俘敌1600多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军用物资。毛泽东头戴白色凉帽，骑着高头白马，随部队进入漳州城。

　　攻打漳州时另一大收获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如在中学图书室找到了《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全部用汽车运回了中央苏区。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

　　1932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49 天，发动群众，筹款100 多万元，动员了近1000名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枝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过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临时中央常委会却认为11 月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先后于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重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积极在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王明的“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方针的斗争升级。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于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临时中央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发号施令，苏区中央局顶不住，只好服从和检讨。5月11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6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40 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5月11日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十分不满。他在9 年后曾写道：“6 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信任，没有恢复他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7 月上旬，在赣南及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15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打成一个击溃战。

　　7月21日，临时中央再次批评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在这种情形下，周恩来压力很大，立即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

　　此前，毛泽东一直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名不正，言不顺。一向务实的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即与毛、朱、王联名向后方中央局发出部队“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的建议电。后方中央局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提议，而提出以周恩来为总政委。29 日，周恩来乃以个人名义专门复信后方中央局，指出，如果由自己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并强调说明，“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且“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一再坚持以毛泽东为总政委。

　　周恩来的恳切说明打动了后方中央局，8月8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