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6.中共中央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仍迟迟按兵不动，松潘战役流产

　　收到张国焘在杂谷脑发出的电报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正在实施松潘战役计划，看到电报内容，都吃了一惊。

　　毛泽东没有想到张国焘的要权步骤来得这么快。

　　朱德气愤地说：“这个张国焘，他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他冷冷地说：“他要做甚，他是伸手要权！”

　　7月16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没有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唯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7月18日，陈昌浩又一次致电，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朱德的电报中说：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破敌。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

　　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已经连续翻越几座大山，抵达了黑水县境内的芦花。

　　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央政治局几位负责同志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张闻天早就对张国焘的做法心存不满，他尖锐地说；“这个张国焘，无非想要凌驾于中央和军委之上，可是，欲壑能填满吗？”

　　毛泽东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他有势力要挟中央，况且事关全局，不忍让行吗？关键是要忍让在点上，委屈是为了求全。

　　毛泽东考虑了很久，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在一起行动。从他露出的尾巴看，他是想当军委主席。”

　　张闻天说：“干脆，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坐好了。”

　　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当了总书记，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总书记不能让，让总政委吧！看来只好委屈恩来同志了。”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既要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这就是毛泽东的智慧。关于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证实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听到要他让出总政委位子的话后，非常大度：“只要能争取张国焘北上，我倒愿意让出总政委的位子。”

　　毛泽东仍然忧心地说：“但愿他能适可而止。”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的同志还是朱德和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之前，恩来同志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归他们指挥。大家讨论一下。”

　　张闻天虽说是“大家讨论一下”，实际上主要是要张国焘表一下态。

　　张国焘认为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已经赢得了第一个会合的胜利。在他看来，张闻天、博古、王家祥、凯丰都不足为虑，都是纸上谈兵者。朱德只是一个战场指挥者，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周恩来有好感，但是大胡子周恩来病魔缠身，暂时也不用去考虑。唯有毛泽东，才是他最强劲的对手。

　　“中央的安排顾全大局，我没有太多意见。”张国焘说，“可是，一、四方面军里有很多年轻有才干的军政干部，他们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思维敏捷，可以考虑把他们吸收到中央或者军委工作，这样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可以丰富领导机关。”

　　毛泽东心里明白，张国焘又是想借此将他的人马安进中央和军委，借此控制中央和军委。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选拔干部是应该的，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央尚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一线需要更多人，需要更有才能的人指挥战争，指挥前进，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北上，达成目标以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

　　张国焘看到主要的任务达成了，也只好表态：“那好吧，我没什么意见！”随后，他话锋一转，说：“昌浩、向前同志建议抽调4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我看这个建议不错，兄弟之间，相互交流、帮助是应该的嘛！”

　　张国焘踌躇满志，显得很慷慨也很痛快。

　　毛泽东笑了，中央也正好想交流一下干部，抽调一些有参谋工作经验的同志到四方面军去。

　　由此中央决定：第一方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李荣等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中任职，第四方面军则抽调三个建制团约4000人充实一方面军。

　　张国焘的表态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队伍交流，表明主要分歧暂时解决，剩下的就是具体落实和贯彻战略意图。

　　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当然他当时也并不想要总书记职务，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

　　张国焘盯着的是毛泽东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位置。但是，中央让他做红军总政委，也让他尝到了一个大甜头。毕竟，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仅有一步之遥了，张国焘的权欲暂时得到了满足。

　　7月21日，中央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其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博古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说：“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

　　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常常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一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一个团，师政委带一个团。这样，战斗虽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总之，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陈昌浩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再出席会议。

　　22 日进行讨论，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

　　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用全力注意发展红军是对的，对地方工作不够。他说：红四方面军要变成钢铁红军是有基础的，把战术素养加强，交通联络搞好，是有把握的。

　　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应考虑的。

　　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但是，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那一次反“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

　　周恩来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如对敌人力量的估计，说敌人是“残余”。又如说10万中央红军，说得过火，使人失望。在组织工作上，周建议应科学化，有条理，有计划，这更有利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关于民族问题，张闻天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太同意的。但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在胜利局面下放弃。如果说中央有电报要放弃，可以不放弃，我们不会因电报放弃苏区。原因是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全靠红军支持。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针对会议上大家提出的问题，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他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

　　回过头来，历史地看问题，张国焘在鄂豫皖、川陕、通南巴地区，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根据地的。

　　博古最后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即张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但是缺点和错误也存在。

　　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经过芦化会议，红军改编如下：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总参谋长刘伯承。

　　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更动如下：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

　　红一军团改为红1 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红三军团改为红3 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红五军团改为红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红九军团改为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番号不变。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4 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红9 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红30 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红31 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红33 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同时，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央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精神。

　　这次会议，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张国焘占了上风，心里非常高兴，率军前往毛儿盖。

　　中央领导人，见张国焘高兴而去，心里长吁了一口气。毛泽东则继续率中央纵队向松潘境内的毛儿盖挺进。

　　松潘战役计划的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集中第一、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

　　前已所述，为达到战役目的，计划中规定第一、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三路军中，左、中两路的主要任务是从松潘以北之两路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消灭松潘之敌，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从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则一分为二，8个团经芦化、毛儿盖向松潘前进，3 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娃沟会合松潘。松潘战役的计划就是要形成左、中路向北迂回和右路向南进攻的对胡宗南部的夹击之势。

　　为迅速达到战役目的，计划要求尚在岷江东岸的所属左、中、右三路部队务必在7月3日前渡江赶到集中点。除此之外，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分别集中在岷江东岸和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进攻和保证后方安全。

　　6 月29 日，会师以后的第一个战役计划《松潘战役计划》发布后，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带领下打头阵。他们从懋功出发，经梦笔山、卓克基、梭磨河、马塘、刷经寺、康貌、打鼓山、仓德山，7月10日抵达毛儿盖地区后就迅速占领了该地区。

　　与此同时，四方面军主力也调上去参战。7 月6 日左右，徐向前率兵进至黑水地区，与彭德怀在维古河畔会师。两军会合后，彭德怀和徐向前迅速商定了会合后北进松潘的步骤。

　　就在这时，徐向前接到张国焘急电，令部队暂停前进，原地待命。

　　徐向前大惑不解，琢磨着计划是不是有变。

　　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张国焘正在向中央争夺权位，对《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前进中的红一军团侧翼安全受到影响。

　　当即，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打电报催促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已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7月中旬，当张国焘还在与中央讨价还价之时，蒋介石飞抵成都，亲自部署堵截红军。

　　“朱、毛残匪与徐匪合股于川西北，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朱、毛残匪叠造重创，为数不足两万，徐虽众，计约四万。赤匪防线绵延千里，处处布防，处处薄弱。且川康边陲民众以游牧为生，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终年又有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仍北面天然屏障，飞渡不易，集中主力封锁，赤匪插翅难飞。”

　　蒋介石环视众将，分析道：

　　“赤匪陷此穷荒僻壤，一切无所取给，稍事休息，自必另谋出路，判其企图：一、经陇南或青海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与苏俄沟通；二、东向岷江，面向大金川，盘旋流窜；三、以理番、懋功为新根据地，渐图发展。以上三项，以第一项公算为多，最堪注意。”

　　蒋介石的判断，单单忽视了红军过草地这一招险棋，因此，攻下松潘，大步跨过草地，虽险无惊，确实是一步好棋。遗憾的是，由于张国焘迟迟不发兵，松潘战役越来越难以实行。

　　7月18，林彪率左路军一军团出其不意地攻下毛儿盖后，即向松潘前进，在行至距松潘不及百里的羊角塘与胡宗南之补充旅相遇。

　　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在羊角塘，敌人因毛儿盖已失，在此构筑坚固工事并拼死抵抗。同时，李先念率30 军从一军团左面攻击，战事同样不顺。

　　此时，徐向前率领红军的中路军，正艰难地向松潘前进，进抵牦牛沟与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相遇。右路军沿闽江东岸北上，推进至镇江关地区，与胡宗南部李文旅交火。

　　徐向前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31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自7月中旬至下旬，一方面军的第1军（即芦花会议前的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30军在腊子山至羊角塘弧形战线上，向胡宗南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胡宗南深知，此条战线对于阻止红军北进的重要性，亲自登上松潘南郊的城南山上督战，阻止红军前进，调动其他各军严密布防松潘一线。

　　由于张国焘迟迟不发兵出战，左、右两路红军留滞于毛儿盖、黑水、卓克基一带，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攻击敌人。

　　当时红军兵力分布大致上集中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个地点。毛儿盖在北，卓克基在南，两地相距有4天路程。在毛儿盖集中的部队主要是打松潘的红1、3 军和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前敌司令部，包括了红4军、30军。在卓克基的左路军则主要是红军总司令部，包括了红5 军、9 军、31 军、33 军。

　　红1 军和30 军，鏖战旬日，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呢？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就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与敌形成对峙局面，等待左右两路军上来后再行动。

　　当红军攻势松懈下来之后，胡宗南长吁了一口气，叹道：“最困难的时候终于过去了！”

　　由于松潘战役实际上已告停止，胡宗南得以在松潘地区从容集结和部署20余师，薛岳部已从雅安进抵平武地区，正向胡宗南部靠拢。此外，川军先后占领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以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渐紧缩对红军的包围。红军已全面丧失战机，中央军委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眼看着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取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决断，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