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李德跟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在泸定时,中央派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转道去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情况和遵义会议决议,当然这一切李德是不知情的。不久李德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10 月,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李德也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深受鼓舞,他回忆道:
1935年10月20日,大约是在江西突破封锁后恰好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开进了瓦窑堡。从这时起人们所说的长征或者远征,就一方面军而言是结束了。原来所设想的作为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长征,从军事上来看成了战略退却,这种退却只是在最后阶段才转为前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还剩七八千人,其中有五六千名战士是正规部队。所有这些经过斗争锤炼的干部,当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成为党和军队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则豪迈的宣布:“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就在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的时候,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李德听到此事后,高兴了一阵子,认为他有可能重获权力。但是林育英根本就不想见他,用李德的话说,就是“张浩当时完全避免同我接触”,“他回避同我谈话”,相反的,“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密切。”李德还了解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于陈云带去的“遵义会议决议”及他口头汇报的情况,表示了赞同和肯定。这使李德感到,自己已经没“戏”了。
林育英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决策又开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肯定,毛泽东在中国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也被国际认定。
1936年,除了李德外陕北苏区内又来了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乔治·哈德姆(中国名字叫马海德),这两个人的到来,一下子解脱了李德的孤寂状况,因为他们之间可以用英语自由交流。
斯诺来到陕北后,对李德进行了访问,想了解一下红军中唯一洋人的特殊经历以及他所接触到的红区高层情况,但是李德不愿意揭开自己过去的伤疤,总是避谈往事。斯诺只得旁敲侧击以及不断地从别人斯诺认为李德到苏区以后,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没有支持十九路军的福建起义。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上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由于斯诺的著作畅销海内外,因此,李德这个多年严格保密的神秘人物,随着斯诺的著作,也传播到五洲四海,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1937年5月,中国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当前的局势并制定今后方针。李德——这个很久没有参加中共会议的人——也受到邀请,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会议的结果使李德很满意,他认为:
“可以肯定地说,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大的进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得到贯彻;中国共产党就民族范围而言加入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就国际范围而言有限度地加入了世界反战反法西斯战线。”
当然李德也“注意到下述事实,即作为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正式表示拥护新政策的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
1937年11月,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以为他所信任的“国际派”有可能重新崛起,他对此期望甚大,他后来写道:“我当时以为,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会准确地真正地得到贯彻,被毛泽东成功地战胜、分裂和多少被争取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将重新团结一致,并将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是不久,李德就发现毛泽东与王明虽然相互之间客客气气,可实际上各自在各个问题上还是各吹各的调,王明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这期间,李德多次找王明和张闻天请求共产国际把他召回苏联。王明则竭力劝阻,说苏联正在搞肃反,等待他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枪毙。李德听王明这么一说,暂时打消了回苏联的想法。但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去苏联。
1938年春暖花开之日,李德忽然来见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极其庄重认真地提出了两项重要请求:一是将他正是转为中共党员,以便他在延安能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此前他虽然是党员,组织关系却在莫斯科,不属于中共任何一级组织的成员,中共可以不通知他参那儿获得一些关于李德的情况。
加党的会议,不让他看党的文件。李德认为这已经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和活动。二是请中央允许他与李丽莲结婚。李德刚刚因为感情不和等原因,和在苏区结婚的肖月华女士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李德认为这次和李女士结婚是自由恋爱,语言也通,绝不会发生以前那样不愉快的事。
陈云听取了李德陈述的理由之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李德的要求。不久,李德与李丽莲结婚。成为中共党员之后的李德也开始频繁地过起了组织生活。为方便李德过组织生活,中组部也将李德的组织关系从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转到李德住所附近的留守兵团司令部的党组织中。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9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说过: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至此,李德在王明回国以后的美好希望已全部破裂。六中全会之后,王稼祥主动找到李德,十分真诚地用俄语对他说:“李德同志,在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同志中,你不仅是时间最长、工作最多、责任最重和吃苦最多的一个,更是长期与我们同甘共苦甚至生死与共的仅有的一个。大家对你的献身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也是承认和肯定的。但是,正如我国的一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认为你在华工作期间,也是有过错误的,其主要问题已在遵义会议上谈过了,大家的意见也写在会议决议中。当时你思想不太通,从组织原则上讲,以可以保留个人意见。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你现在同我们大家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希望我们都能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地,对过去的问题重新认识,做出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国际执委会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的情况和你对自己问题的态度,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请你考虑写一份材料,报告给国际执委会和我们中央,作为你对以前工作的一个小结。我的这个建议,已经同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博古同志谈过,他们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你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有不少是我们自己,是中共中央本身造成的,不能全由你负责。”
李德忽然感到自己的脑子乱了起来,但最终表示愿意写个材料。
王稼祥安慰他说:“你也别着急,慢慢来,考虑好再写,今天你先休息吧!”
由于种种原因,李德给国际执委会、中共中央写的检讨错误材料,到现在都没有公开过。
1939年8月27日,李德忽然接到要他返回苏联的通知。事情来得突然,李德回忆道:
193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住在我窑洞里的一名中央委员会通讯员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洛甫写的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此外什么也没写。六年了,与世隔绝,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突然接到这个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到的。我匆忙穿好衣服,匆匆与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接着匆匆向同院的邻居告别,跳上我那匹察哈尔矮马,向机场飞奔而去。
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100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向周恩来告别,周偕同妻子和养女也是要飞往莫斯科的。蒋介石给周送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作好了起飞的准备,但起飞的时间推迟了。我同那些老熟人,当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中国时,都同我来话别,甚至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别时,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去请毛同意,毛让我找洛甫,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莫斯科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他答应到莫斯科争取一下,李可以随后再来。
此时李德去苏联也确实有点偶然,原来这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同时处理一些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事情。在与苏联联系此事时,共产国际表示可以召回李德,并嘱咐与周恩来同机返苏。就这样李德与周恩来同机前往莫斯科。
李德结束了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也没有见到李丽莲。
回到苏联后,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进行了审查。但他并没有受到残酷迫害,只是丧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
师哲对此回忆道:
国际监委佛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刘亚楼等出场作证。
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从此,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李德先是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41年至1948年,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际国内政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回国后的李德成了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自由与社会主义》等,还将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译为德文。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1964年5 月27 日,他在民主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文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其代表作是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随后又对其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 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主要文章。对此,曾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专门写了文章对其书进行了还击,以澄清历史真相。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民主德国逝世,终年73岁。
§§三 张国焘俨如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