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5.遵义会议，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 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李德也是此时进入遵义城的。

　　随军进入遵义城的李德为此也不无兴奋地回忆道：

　　从乌江到遵义这段短短的路程，我们走了两三天。贵州军队不干预我们作战，他们或是逃跑、或是溃散了。省主席王家烈不愿动用剩下的四五个师，让他们继续向西撤退。中央红军一举解放了这个拥有15000平方公里土地、人烟稀少的地区，除了省主席的夏季住地遵义外，还占领了遵义以北的商业中心桐梓。中央红军就此还控制了长江港口重庆和省会贵阳之间的重要交通线。

　　我们向这些城市的进军如此之神速，以至很多居民……几乎都留了下来，甚至那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和大商人也没来得及逃走。粮食布匹等大批货物都落入我们手中，但我们最急需的枪支和弹药等战利品却很少。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口号，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根据地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没有决定。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时受到了地下党组织发动的群众欢迎，毛泽东精神焕发，李德作为红军队伍中的洋人自然也引人注目。但是李德的这股高兴劲没多久便消散了，中央没有让李德和博古住在一起，周恩来则和朱德、刘伯承住在一起。“三人团”中的三人事实上完全拆开了。

　　种种征兆表明，黎平会议后博古曾向李德透露的，中央在那次会议上还有没有写进决议的决议，就是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不仅要继续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还要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全面地总结审查，以分析连续失败的原因。李德知道这一定是毛泽东的主意，如果审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毫无疑问，必然会审查到他的头上，因此，猴场会议一结束，李德感到“解决”他的问题的时间正在来临。更为气恼的是，“三人团”中的周恩来也完全倒向了“中央队三人团”，而博古——这位年轻又有书生气的中央负责人，并未果断地反对和揭露毛泽东等人的阴谋，也从未同他商讨对策。

　　这个时候，最忙的是毛泽东。他在来遵义的路上，一方面同张闻天、王稼祥商讨下一步行动，一方面不断同周恩来随时联系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还要随时同各军团负责人保持接触，以将自己的想法渗透到红军部队中去。入城时，毛泽东要求总参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到一起住，最好离李德、博古远一点。

　　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月14日晚上，李德住所终于来了电话，翻译伍修权报告给了李德：

　　“中央通知：明天即1月15日下午5时，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总结，请你届时列席！”

　　伍修权说完，还加了一句：“中央让正式通知你，这次会议是请你列席，是列——席！”

　　李德惊问到：“什么，列——席？”

　　伍修权肯定地点了点头。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总司令部设在遵义老城的原国民党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刚刚建成不久，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巍峨壮观。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约20 人。

　　李德进会场后，看到博古仍旧在会场正中位置上坐着，旁边按惯例应由他坐的位置，现在由周恩来坐着，接着是朱德、陈云、刘少奇、凯丰等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坐在靠窗户的一边，伤病未愈的王稼祥半坐半靠在为他特设的藤躺椅上。

　　李德进去后，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伍修权拉一条方凳坐在他的旁边。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与会者显然听出了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这一认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终于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李德却对此投去了不满的一瞥，他不能同意这个看法。不过，当博古说到失败的原因时，李德又谅解了他。在这一点上，李德认为他们是一致的。若干年后，李德仍然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客观方面：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予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军事技术和配备军事顾问等手段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使得蒋介石能够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即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国十分薄弱。所谓主观原因……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人民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足，游击战开展得很不够，以及在贯彻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

　　博古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军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这是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人团”造成的，因此他作为作战决策的贯彻落实者，负有重要的以至直接的责任。

　　博古对周恩来的报告深感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导致更多人的思想混乱，因此他对周恩来的观点难以接受。

　　李德听到周恩来的报告如坐针毡。他对博古、周恩来的一主一副两个报告，曾评论道：

　　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这就给毛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击矛头集中在我们两人身上，让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我们，而他对周恩来大大的加以庇护。

　　会议沉默了一会儿后，张闻天接着作报告——通常人们说的“反报告”。张闻天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提纲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充分酝酿研究以后写成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张闻天以他那学者式的语调，一字一句地说：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以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以后，我们——就是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谁都没有想到，首先发言批评博古报告的，不是“一贯反对”他们的毛泽东，而是博古多年的学友、战友，而且都曾在苏联呆过的张闻天。

　　张闻天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前一段时期的错误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

　　张闻天的报告对博古、李德都是当头一棒。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与自己共事多年，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曾经是一致的，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却这样有条有理地进行批评，反对自己的总结报告，心里有点反感。

　　李德一直在仔细听着张闻天的发言，尤其是军事部分的发言。张闻天指名道姓地说道：“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其错误是很明显的，博古同志呢？在这方面同样有着严重的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但是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这种错误的发展。我们认为，博古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并无自我批评，说明他还没有认识甚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的反报告大约也讲了一个多小时，当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第一个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认为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作辩解。

　　毛泽东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毛泽东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他说：“要知道战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饭的，还是要睡觉的，也不考虑行军走的什么路，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画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博古、李德的领导方法是“极端的恶劣”，“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所以“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毛泽东针对李德命令兵力有限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时说：“中国有部小说，叫做《水浒传》，其中有个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林冲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那个洪教头充其量像个今天的保安团的武打教师爷，可是他不自量力要同林冲比武，拉开架势连唤几个来，来，来！就同我们大喊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卫苏区每一寸土’、‘两个拳头打敌人’等等一样，真有本事的林冲却不张牙舞爪，并不同他硬干，反而先退几步，就同我们的诱敌深入战术一样，结果看出敌人的破绽，抓住敌人的弱点，一脚就踢翻了洪教头。我们在反‘围剿’中也是这样，不懂得退避三舍，也拉开架势同敌人硬干，辛辛苦苦筑了许多土碉堡，结果一炮就给敌人炸翻了，就像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一样。不过我们的教头不姓‘洪’，姓‘洋’，是个洋教头。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个‘洋教头’真有本事，结果上了他的‘洋当’，弄得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几乎被敌人一脚踢翻了。这个蠢事还能再干吗？这种教训不应该很好总结吗？”

　　博古、李德听到这里，自然十分尴尬。李德正想分辩几句。这时，坐在博古不远处的凯丰站了起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他说：

　　“好了，你毛泽东不就看过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什么而已，还有别的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凯丰也是来自莫斯科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向与博古关系密切，见毛泽东等对博古、李德明讽暗刺，出来打抱不平，“奋起”反对毛泽东。凯丰接着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

　　毛泽东听了，不急不恼地反问他：“想必你也读过《孙子兵法》了？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几节？”

　　凯丰一下子被问住了，虽然无言以对，但仍然挺直了身子，表示对毛泽东的提问不屑一顾。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毛泽东见凯丰不说话，接着凯丰的话题发挥说：“其实，不论是《三国》、《水浒》，还是《孙子兵法》，说的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地方干的中国事，打的中国仗，即使是古代的战争古人的事，对后人有着参考借鉴作用，总比十万八千里以外的那些洋人的洋本本洋教条管用，这不是已经被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所证明了吗？”

　　毛泽东谈话看似谈笑风生，其实尖锐泼辣！

　　王稼祥随后也发了言，他着重批评了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以及他的包办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大搞惩办主义，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最后，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他看了一下李德、博古后说：

　　“我认为，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原有的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称职的人，应该撤销其军事指挥权，改由真正有经验的同志，例如毛泽东同志，来担当重任。”

　　随后，李卓然、陈云、彭德怀都发言，表示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李德为此还批评过刘伯承。刘伯承在会议上讲到：“正在反‘围剿’战争中，我对李德同志的一系列做法实在看不下去，曾找他提过意见，我说，我们再这样干下去，就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同志不仅不听，还说我白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现在看来，如果都同你一样，不仅五次反‘围剿’失败，还丢掉了苏区，近十万人打得只剩下三万多，谁不心疼呀！可是，李德同志，到现在，有一点自我批评吗？”

　　朱德语气沉重地对李德、博古说：“在你们有的人眼里，我是一个旧军人，所以我一向特别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对于李德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我是真当作无产阶级军事专家靠的。但是，天长日久，我越来越感到，李德同志的那一套在我们红军、苏区和中国，并不合适，很不对头。而大家正确的意见，比如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的多次建议，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在会上则极力辩解并推卸责任道：

　　“你们都说我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强加给红军和苏区，才造成了失败。但是，我是作为一个外国顾问，既不能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外界也没什么联系，我自己能做到这一切吗？我不是仅仅提过一些建议吗？对于我的建议是不是采纳，怎样采纳，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以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结果你们自己打了败仗，反而都来责怪我，这怎么行呢？近一个时期内，特别是进了遵义以后，直到现在这个会上，你们就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共产国际的代表，先对我进行封锁和排斥，又放肆地对我进行攻击诬蔑，这实际上是对我所执行的国际路线的公开否定和粗暴反对，因而这是我决不能接受和决不能容忍的！”

　　李德在会上的辩解当然是徒劳的。更多的时候，李德只是一根接一根的猛吸烟，以排解自己的无奈和烦恼。

　　几十年后，李德想到自己在遵义会上的窘态，就非常愤怒。他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并不是失败，他说

　　1933年10 月至1934年10月这一年中，兵力单弱的、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50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对于湘江之战，李德也认为：

　　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是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长征队伍这段时期在极其艰难的地区行程达500公里，历经数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终于夺得了广阔的战略区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堡垒地区的计划失败了。我军主力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笨重的后勤纵队和临时组成的部队把自己的累赘大部分甩掉以后，主力部队在质量上甚至还有所提高了。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确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和长征以后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李德认为毛泽东等人把一些“只是涉及战术上和策略上的问题”，“说得好像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军事战略方案的分歧，他自己代表的是正确的方案，博古、周恩来、我和其他人代表的是错误的方案。”

　　可见李德是至死也不会认识到他的错误的。李德甚至认为毛泽东“通过臆造论断和诽谤陷害等手段”和“狡猾的玩弄手段”，“恢复自己的名誉”，“实现他多年来的派性斗争的目标”。“把军队重新抓在手中，从而使党服从他的意志。”李德攻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一心一意所谋求的只是讨论错误和换班两件事”，“为他通过军队夺取党的领导大权铺平道路”。

　　李德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还在指责此次会议：

　　会上，既不谈国际形势，也不谈对苏联的关系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治斗争，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在会上也只字未提。会议唯一的题目是关于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对于日本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机，只字未提；对于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也只字未提。

　　李德的这番话其实是故意找岔子。遵义会上原本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是讨论其他的问题，又怎么会绕开中心议题去讨论对于当时红军的生存来讲并不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呢？

　　晚上，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是“三人团”领导成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

　　周恩来说：“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认识一样，我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洛甫、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毛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

　　遵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李德从此被从“洋钦差”的宝座上轰了下来。

　　红军长征还继续着，但是李德在长征中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