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便想去富春江一游。乘着欸乃的浆声,拨开芜杂的草木,在严子陵的钓台里,就着满林的鸟声,吞饮一壶炽热的高梁。
梦与酒一样,愈藏愈香。去钓台的游梦,折磨了我二十多年。今年春上才得以梦想成真。但梦到真时,存于梦中的那种温婉的感觉,却是消失殆尽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渔父始终扮演着智者的角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何其闲适,又何其逍遥。渔父成了隐士的代名词。历史上,的确有两位智者因成功地扮演了渔父而名垂千古。一位是在渭水垂钓的姜太公,另一位便是持竿于富春江畔的严子陵了。
姜太公直钩垂钓,本无意于鱼。后来,他果然辅佐周天子,成功地钓起了青铜社稷一统江山。而蛰居桐庐的严子陵,因拒绝汉光武帝刘秀盛情发出的做官的邀请,而为后人景仰。刘秀与严子陵是少年同学,相处日久,情谊甚笃。他之邀严子陵做官,既可美誉为用贤,亦可讥刺为营私。因为,严子陵除了拒绝当皇帝的同学发出的做官邀请外,于文学、于政治、均无功绩见诸史志。不过,仅拒绝做官这一点,严子陵也是值得称赞的。官场之浊,但浊中有荣华富贵;山水之清,但清中要安贫乐道。严子陵选择了后者,他是真心愿意当一名渔父的。
因为以上的想法,对于富春江边的这一座钓台,更是心向往之。
那天,我驱车从千岛湖出发,本可以轻轻松松赶到杭州,就因为想看桐庐的钓台,便投宿到了富春江小镇。此日恰好是旧历的四月十五,暮色苍茫,我在江边徘徊,想去钓台踏月而不得,因为码头上已歇泊了所有的游船,陆地又无路可通。那一夜,卧在价钱昂贵却又设施奇差的旅馆里,除了猜想钓台的景致,却也无事可做。
翌日,我起了个早床,几乎是乘坐头一班游轮到达钓台的。从码头到钓台,最多不过三公里,但水路的感觉,却是比陆路要远了许多。郁达夫游钓台,已是七十二年前事。他说,船近钓台,江愈窄而山愈峻峭。钓台给予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萧条,是太古的寂静。这种感觉,对于后来者的我,是完全体会不到了。
由于富春江在钓台下游约四公里处筑了大坝,江面变得宽阔,黛绿色的江面,水波不兴,倒像是晴日下的长湖。湖之两岸,青山数朵,时花簇簇,绿树翠竹丛中,偶见白墙青瓦的人家。立刻,我体会到恬静的诗意。
在浅浅的白雾中,或者说在若有若无的岚气里,游轮靠拢了钓台。游客蜂拥上岸,犹如寂静的林子里突然落下了数百只喜鹊,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关于钓台的一点点神秘,刹那间荡然无存了。
旧时的严子陵钓台,在半山上,而今日的钓台就在水边。从垂钓的角度,今日之钓台更接近真实。这倒不是后人把钓台搬下山来,而是筑了大坝后的富春江,水位上涨了几十公尺。钓台旁的严君祠,香火甚旺。国人的习惯,每进庙宇祠堂必焚高香。严子陵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惊讶,他仅仅就做了一件事――拒绝做官,就在这国脉粗壮的二十一世纪,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是国人精神品格突然间全都高雅起来了吗?我看未必。如果说古人敬香,是出于宗教的虔诚;今人敬香,多半是入乡随俗的游戏心理。
未到钓台之前,我曾私下猜度,这钓台前必定安排了许多钓竿,让游人在山光水色中,体会一下严子陵的垂钓之乐。如今站在钓台前,除了看扫拂江面的柳丝,除了看茶社的招饮的旗幡,除了听电喇叭里播出的流行音乐,除了避让游人的匆匆的脚步,我哪怕想当五分钟的渔父,却也成了一种奢望。
既来之,则安之。在瞻拜了严子陵的塑像之后,我开始在碑廊漫步。这碑廊是新建的,今人的诗碑多过古人。一首首读过,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有两首,录如下:
百寻磴道辟蒿莱,一对奇峰屹水涯。
西传杲羽伤心处,东是严光垂钓台。
岭上投竿殊费解,中天堕泪可安排。
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
郭沫若《访严子陵钓台》
伯夷清节太公初,出处行藏岂必同。
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刘伯温《过严子陵钓台》
这两首诗,一对钓台的真伪提出质疑,一对严子陵的做法褒中有微讽。郭沫若与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都非等闲人物。他们于此生发的议论,无不含蕴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漫步钓台,沐浴在春山的空翠之中,我也诌出了四句,题目且抄郭老的,也叫《访严子陵钓台》:
不钓江山不钓龙,子陵原不是英雄。
我今来到桐江上,笑看山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