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就背诵唐诗人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绝句,童稚时只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了。中年以后,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上。
扬州古称广陵,人们又叫它维扬。清代之前,扬州因靠着大运河,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淮左名邦。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扬州在苏北,不属江南。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一入扬州,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第一站盘桓之地,都定在扬州。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从这层意义上,扬州不算江南,但它处在淮河以南,属不南不北之地,且扬州的人文风气,山水风光,都是近南而远北。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
历史上的扬州,自隋至清一千多年间,虽屡遭兵燹,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大凡一个城市,就象一个人那样,命运各异,有好有坏。有人终生困顿潦倒,喝凉水都塞牙;有人少年得志,到老也无灾咎。扬州属于那种“贵人多难”一类。比其这杭州、苏州,它受到蹂躏最多。但每遭蹂躏之后,它总能顽强的恢复生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也是合适的。
记载扬州古时的繁华,典籍甚多。但最好的要数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先生撰著的《扬州画舫录》了。杭州、苏州乃人间天堂,值得记述的盛事比扬州还要多。但无论是张岱的《西湖梦寻》还是顾禄的《桐桥倚棹录》,都不及李斗的这本书。尽管张岱才情很高,是一代大家,但作为城市的记录,他之考证与阐释,均没有下到李斗那样的功夫。李斗之后,另一位扬州人焦循写的一本《扬州图经》,也是一本好书。但史的味道太浓,非专门的稽古钩沉之士,恐怕很难读它。
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其繁华、其绮丽、其风流、其温婉,《扬州画舫录》皆记述甚详。西湖之名借于杭州,秦淮之名借于南京,但前头各加一“瘦”与“小”字,便成了扬州的特色了。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他们为何偏爱“瘦”与“小”呢?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都不是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便有点损他不堪重用;说“他专门做小事儿”,便暗含了鼠目寸光。时下有种风气,无论是给公司取名,还是为项目招商,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三个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派出的名片却是“亚洲咨询公司”一类;两三张食桌的厅堂,美其名曰“食街”。总之,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照这个理儿,瘦西湖完全可叫“大西湖”或“金西湖”,小秦淮也可叫“中国秦淮”或“银秦淮”了。古扬州城中,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但铜臭不掩书香,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肯定还是李斗、焦循这样的秀才。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小,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如是,话题就回到“烟花三月下扬州”上头,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就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因为没有红枫,更没有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秋老时分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杜牧说“秋尽江南草未凋”,未凋并不等于藏蕤,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莺飞燕语的三月却不一样:那杨柳岸畔的水国人家,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园林台榭、寺观舫舟,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此时的扬州,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草花的幽香。湖上的画舫,禅院的钟声,每一个细节上,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在三月的扬州,我们是可以寻到这种梦境的。
为了这梦境,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去年,我打听何处可以雇一条船,邀二三友好于黄鹤楼下出发,一路吟诗作画,听琴吹箫到扬州去。结果人家告诉我,现在从武汉到扬州,根本无水路可通。后来打听到,从杭州或苏州出发,可从运河到达扬州。我又来了兴趣,让朋友去觅一只画舫。事情也未做成,其因是这一段运河虽然畅通,但除了运送货物的商船,渡客的帆舟早就绝了踪迹。
由此我想到,坐一条船于烟雨濛濛的江上,去拜访唐代的扬州,已是完全不可能了。扬州的繁华还在,但唐代的风流不再。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的生机勃勃的扬州,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