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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另类男人

  宦官问题,历来是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朱元璋登基之初,鉴前代宦官之失,制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铁牌,上面铸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十一个大字,放在大内门口。洪武元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应自深戒。其在宫禁,止可得之供洒扫给使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从这段谈话来看,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问题,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朱元璋眼中,宦官只能是真正的奴才,不要说重用和宠信,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应该享有。

  曾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洪武三年十月的某一天,早朝完毕,正好天上下起雨来。朱元璋在回宫的路上,看到两个内侍穿着布靴走在雨地里。他立刻停轿,命人将这两个内侍带到跟前来训斥道:“你们穿的靴子虽然不值大钱,但也是出自民脂民力。你等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说罢,命锦衣卫将这两个内侍各打三十大棍。惩罚完后,朱元璋就此事对侍臣讲:“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日‘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朕看元太祖说得好。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值得廉者。”朱元璋看到了问题的关键,要想控制宦官的私欲膨胀,首先是戒奢。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的月俸,定为三石米。此前宦官的月俸米只有一石。与外廷官员相比,显得太低,中书省才有这个建议。朱元璋听到建议后说:“内使辈,食衣在大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月支禀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朱元璋如此说,一是不肯让宦官提高待遇;二来,他也提防内官与外臣相勾结。此事过后不久,朱元璋又借题发挥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官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了。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对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于未然。他执政时期,没有宦官干政的纪录。宦官的确只是洒扫庭除,传旨打杂的奴才。洪武十年,有一名太监指出公文中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后,特别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猜忌而残暴。但他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对宦官开始偏爱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时,曾向南京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行贿,刺探建文帝以及身边大臣的言论行踪。他的靖难成功,与宦官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分不开。因此,对这些宦官,他有一种政治上的认同感;第二,由于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对外廷大臣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将军们不信任,于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监军。各地总兵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监军向他密报。

  太监都是被阉之人,属“刑余之人”。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历来瞧不起太监,称他们为“阉竖”。竖是小人的意思,这个词用得很准确。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而导致心理上的变态,几乎是太监的通病。

  太监之制,始于汉朝。让被阉之人在皇城内服务,不至于发生宫闱之乱,是此举的初衷。但历朝历代宦官的数量,都没有超过明代。据正德十六年工部呈上的一道奏折记载:“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综丝纱线皮帐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增至四十六万,今至七十二万。”从这个用银数字看,明朝宦官的数量,一直是上升的趋势。在东汉的永平年间,皇帝始定宦官人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之后,增至中常侍十人,小黄门二十人。由此可见,宦官在汉朝,一直是个很小的数目。到了唐代,宦官数量大增,据记载,唐中宗时内宫宦侍约有三千余人,但衣紫者不多,所谓衣紫者,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宦官中很少有人穿紫衣,可见其普遍待遇都不高。唐太宗曾有旨,太监官位不立三品,也就是说在太监中不能选拔高级干部。但这个旨意,却被他的后代打破。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太监中穿黄衣的人有三千人,穿紫衣的也超过了千人。其中有不少“称旨”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称职的人,都官拜三品,可以“列戟于门”,和朝中大臣平起平坐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宦官便是高力士。到了宋朝,又将宦官数额大幅裁减,宋太祖时定额一百八十人,到了宋孝宗时增额至二百人,后又增至二百五十人。终宋一朝,宦官的数目,也没有恢复到唐朝天宝年间的水平。

  朱元璋开国之后,由于对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数目,比宋朝更有减少。洪武二年,内宦多种职掌总额只有六十人,几乎恢复到汉代的水准。但自永乐一朝开始,宦官数额就开始大幅增加,经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的急剧膨胀,宦官的总数已经过万。正德之后,直到明朝灭亡,宦官的数目一直维持在这个水面之上。

  与庞大的宦官数目相对应的,是宦官机构的不断增设与扩充。正德年间,内廷中宦官机构已有了二十四个监局。这些监局中提供的有品级的职位不下千种。各监局负责人称为掌印,挂五品衔。总管二十四个监局的,称为司礼监。司礼监的负责人即掌印太监,属大内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人们称为内相。明人笔记中,常有“宫府之间”这句话,宫,指的就是司礼监。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内阁。司礼监与内阁,是替皇帝办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衙门。

  考诸明朝历代,宦官干政为祸,当从成化年间开台。太监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享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惟惟喏喏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宦官干政,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皇帝。只要后代皇帝按朱元璋设计的政治思路来处理国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制,则宦官欲想参予政治,也无机可乘。问题在于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远宵小,反而把宦官倚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问题就出在这里。

  众所周知,明代有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这个东厂是在永乐皇帝手上创立的,但究竟何时创立,史载不详,一说永乐七年,一说永乐十六年。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朱棣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东厂人员的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执事者,称为“提督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通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也有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的。若将这两样大权力集于一身,则此太监之威焰,直可薰灼朝野。前面提到的汪直,以及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这样身兼两职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厂的职责是侦伺官民人等的隐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的治安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暗中监视大臣们的一动一静,使其言行永远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东厂与另一个特务组织(亦可称之为宪兵组织)锦衣卫,直接由皇上管辖。因此,大臣们对这两个机构既恨且怕,又无可奈何。在明代,因得罪宦官而被打入“诏狱”的大臣不胜枚举,最惨烈的,莫过于魏忠贤以“东林党人”的名义,迫杀左光斗、杨涟等数十名大臣。

  汪直受宠的时候,不但提督东厂,还趁妖僧李子龙事件,向孝宗皇帝建议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孝宗皇帝“锐意欲知外事”,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汪直从锦衣卫官校中挑选了“善刺事者百余人”,另建了一个西厂,其职责是“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俚谚、悉采以闻。”从职责来看,东厂与西厂并无大的区别,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情治机构,让宦官们享有更大的权力。

  宦官干政,带来的两大弊端是特务政治与小人政治。历来政治清明的标准,是看当朝主政者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长期的训练,都有着无法自拔的侍妾心态。孔子讲:“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认为他讲这句话不是从家庭的角度,而是出自社稷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朱元璋把女宠与宦官列为执政七戒的范畴,可见他是从操作的层面上理解了孔夫子的这句话。

  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女子与小人的复合体,那些乱政的大太监,无一不是“小人中的小人”。这种人的显著特征,是心态的畸型。有两侧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有位宦官出身孤苦,沦为乞丐,被阉进宫,发达之后,立志寻母。当有人费尽周折将他的母亲找到时,这个宦官却拒不相认,其原因是他的母亲是个老乞丐。后来,有人给找来一个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因这老婆子身上体现出了“富贵气”,他便欣然认母。这个宦官如此荒唐,其因是他认为生母不能给他带来家族的显赫,而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其仪态,其接人待物,都可登大雅之堂。

  显达后的宦官还有一个苦恼,就是不能过正常的男女生活。宫里头也有宫女与太监相好,以夫妻相称者,称为“菜户”。这种菜户只可获得精神慰藉,而无实际的性事。宦官被阉,称为“去势”。有的宦官意想天开,想化“去势”为“还阳”。曾有一个宦官,听信妖道所献秘方,竟觅婴儿脑髓来吃,以为此举可以恢复性功能,真是荒唐至极,也是残忍至极。

  宦官既然不能纵情色欲,对财货表现出的贪婪则倍于常人。明代的贪官中,数额特别巨大的,除了严嵩一人是外廷首辅,余下的如汪直、李广、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

  《宾退录》中,记录了刘瑾被抄没后的家产清单:“金元宝二二四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金元宝五百八十二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玉石三斗,金甲二,金钩三千对;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袭;穿宫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柜;衮龙袍四件,金龙盔甲三千副;玉琴一,玉玺二。”这里记录的,仅仅只是浮财,至于其不动产如田庄、豪宅之类,又不知道还有多少。

  一个太监能积敛这么多的钱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权力太大。

  《謇斋琐缀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深受弘治皇帝信任的大太监李广,因为得罪了太皇太后而喝毒酒致死。皇上听说李广的死信,便派人去他家搜求“异书”,结果抄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有一本纳贿薄,详细记载了某人某时送来黄米多少担,白米多少担等等。弘治皇帝看了纳闷,问身边的人:“李广能吃多少东西,竟收了这么多粮食?”左右答道:“此粮食非彼粮食也。黄米即金,白米即银。”弘治皇帝这才突然明白李广“赃乱太盛,遂藉没之”。并吩咐科道的监察干部根据纳贿薄对当事官员进行调查。向李广行贿的人多半是朝中重臣。他们之所以位居要职并连连升官,就是因为李广在弘治皇帝面前替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俗话讲:“有钱能买鬼推磨”,如果皇帝跟前的“鬼”太多,则所有舍得花钱的人,都有官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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