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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宣宗的《悯农诗》

  一

  宣宗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他的父亲仁宗皇帝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仁宗长得太胖,臃肿的身材使他在骑马击剑中屡屡败北。一向以骁勇好战著称的朱棣,经常召聚皇室子弟们比武,仁宗苦不堪言,因此朱棣不怎么喜欢他。但朱棣对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宗却一直宠爱有加。认为这个宣宗无论是聪明才智,还是性格刚毅,都比他的父亲强。

  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上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着储君的选拔问题,按他的父亲朱元璋的规矩,应传位给大儿子朱高炽。但他有心传给二儿子朱高煦。其因是这个朱高煦性格很像他。在三年的“靖难之役”中朱高煦一直紧跟着他,鞍前马后,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尽管朱高煦的拥趸也不少,但废长立次毕竟不占理。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棣还是将朱高炽立为太子。但是,立储之后,朱棣又有些后悔,觉得这样对不起二儿子。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找来了一向倚重的太常寺卿袁珙,这个袁珙是姚广孝推荐给朱棣的一个江湖术士,看相言人祸福,无不奇中。朱棣让袁珙给仁宗看相,袁珙看过后,对朱棣说了四个字“后代皇帝”,意思很明确,接班人就是他了,不能换。朱棣不死心,又让他看宣宗的相,袁珙又说了四个字:“万年天子”,这个判语下得更好,既然仁宗有这么个好儿子,朱棣一脉的皇祚就可保之久远,也彻底就打消了换掉仁宗接班人的念头。

  从过后发展的历史来看,袁珙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仁宗朱高炽虽然懦弱,但心地善良。

  且说朱棣夺位之后,一直在北方征战,留下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监国。仁宗多半时间住在南京,一次应召前往北京,途经山东邹县,看到路边上有不少男女老幼提着篮子挑野菜,仁宗便停下马来问缘由,被问者跪下回答:“岁荒无以为食,只好以此充饥。”仁宗听后恻然,下马走进一家民舍,看到屋内百姓皆锅灶冷清,衣不遮体。不由感叹说:“百姓如此疾苦,朝廷竟不闻乎?”如是找来山东布政使石执中,责问道:“你的治下老百姓这么贫穷,你怎么隐瞒不报?”石执中回答:“凡是受灾之处,臣已奏请停收今年秋税。”仁宗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仅停收秋税是远水难救近火,要立即放赈。”石执中奏答:“臣遵旨,每户放赈三斗。”仁宗答:“三斗不够,每户六斗。”石执中感到为难,因为仁宗虽然监国,但皇上毕竟是成祖朱棣。这个朱棣连年征战,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各地方官为了征收粮赋,以满足朱棣强大的军费开支,常常不择手段。监国的仁宗深知此中原因,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调整。当成祖去世仁宗继位后,他对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由攻转守,让老百姓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对户部的官员说:“民恃田土而得衣食,饥年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必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受灾之处早奏赈恤,有敢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享祚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时间。 但他的亲民思想影响了宣宗。登基不久,宣宗亲自处理的一件事就极得民心。当时,河南省新安县知县陶熔眼见本县农民因受灾而无法度过春荒,决定打开函关驿的粮仓放赈。开仓之后,陶熔才上奏朝廷,并说明秋后如数补上。陶熔这么做可谓犯了大忌,因函关驿的粮仓虽然在新安县境内,但县衙只有管辖权,而没有使用权。陶熔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先斩后奏。从常理上讲,陶熔这是亲民的举措,但却触犯了朝廷法纪,有司准备对他按律治罪。宣宗知道后,立即找来有关大臣当面下谕:“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辗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赈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由于宣宗的强力干预,陶熔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升了官。

  大凡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都有大致的脉络可行,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一生致力于政权的稳定与制度的建设,第二个皇帝朱棣,登基后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处理北方九边的军务,二是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之举,也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疆的局势。这两个皇帝所作的功业,有其连续性,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朱明政权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应该说,经过两位皇帝五十余年的努力,这一点已基本做到。轮到仁宗登位,套用旧小说里的话,可谓“河清海晏,四海升平”,内忧外患,大致平息。

  完全可以说,仁宗皇帝完成了由“立国”到“亲民”的转换。而第四代的宣宗皇帝,更是大力宏扬仁宗皇帝的亲民政策,并将老百姓的福祉作为自己执政的第一目标。

  专门纪述明皇帝语录的《典故纪闻》,关于宣宗的亲民,有如下几条记载: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纻丝短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忧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半熟。去年冬天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收可望。然一岁之计在于春,尚虑小民苦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尔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禀赈贷之。”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念。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于民者,朕犹惓惓体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督办,所差之人,又各委无赖十数辈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勒索,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中饱私囊。民之困苦,无处可诉。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查,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政官员催办。不急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济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掠起军民财物。

  事觉,宣宗命凌迟袁琦,斩阮巨队等十人。

  从以上五则来看,宣宗皇帝是一手抓利民,一手抓廉政。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帝,若要处理好国家大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官与民这一对矛盾。官的主要问题一在昏庸,一在腐败。民的首要问题是要有安居乐业的条件。而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是当官的要勤政廉洁,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贪欲。宣宗从小在祖父与父亲两代皇帝的教导与示范下,于政事的历练,已是驾轻路熟。他的始终如一的亲民思想,决不是做秀,而是发自内心的冀求。所以,他对于扰民害民的官员非常痛恨,惩治起来决不心慈手软。就说那个被他杀掉的袁琦,是他小时候的“大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男保姆。袁琦一直伴随宣宗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宣宗对袁琦非常信任,甫一登极,就任命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称为“内相”,是皇上的大内总管。袁琦自以为深得宣宗宠信,故在广东采办御用物品时大肆敲诈百姓,宣宗于是将他凌迟处死。通过这件事,所有为官之人都知道宣宗的肃贪是动真格的,于是有所收敛,贿门与倖门一时间堵塞了许多。

  宣宗惩治了官身上的“贪”字,回过头来再治理老百姓身上的“贫”字,阻力就会小得多。

  二

  却说宣德六年早春的一天早上,京城尚在严寒之中。宣宗将部院大臣召到皇宫左顺门。宣宗在门厅里坐下后,招手让吏部尚书郭琎走上前,从怀中取出一卷纸札说:“朕昨夜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若能使之得其所,重在贤守令。因此朕作了一首诗。卿为朕择贤选官,千万记住勿使农民受罪。”

  郭琎诚惶诚恐接过御制的《悯农诗》,诗是这样写的:

  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

  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

  丰年仅能及,歉岁安可论?

  既如糠核肥,安得缯絮温?

  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

  遐迩同一视,复育如乾坤。

  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

  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此诗绝无文采可言,但评判此诗的价值,亦绝不能用文艺的标准。宣宗无意当诗人,不肯在雕章琢句上下功夫,偶尔写诗,也全是为政治服务。作为帝王,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优点。宣宗在这首诗内,一再感叹农民的艰辛,他的这种忧患意识的形成,一是受乃父仁宗皇帝的董陶,二是自己亲政以后的经历。这里再讲一个故事:

  宣德五年的春上,宣宗奉太后之命,前往万寿山祭扫仁宗陵墓。回来路上,他看到路边远处地垅上有农民耕种,于是驻辇,在二三随从的陪侍下来到田间看望种地的农民。他从耕者手上接过耒耜推了三下,对随从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年劳作乎?人常言劳苦莫盛于农民,信矣。”耕者开头并不知道操耒者是当朝皇帝,一旦知晓后,当即跪下拜呼万岁,然后恭谨回答皇上的提问。从万寿山归来,宣宗感慨万千,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单记此事: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农人俯而耕,不仰以视,

  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如此勤哉?”耕者跪答:“勤,我职也。”

  问:“亦有时间娱逸乎?”答:“农人种田,春则耕,夏则耘,秋熟则收获,

  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处不勤,则农事不能成功,寒馁将会踵至,我等岂敢懈怠。”问:“冬天可娱逸乎?”答:“冬季一至,需执力役于县官,完朝廷力差,亦我之职也,故无娱逸。”曰:“民有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有娱逸乎?”答:“我祖辈皆业农,以及于我,农职不可易也。我所居乡里,无人入仕,亦无人务工,故我不能知其道也。然邻里有经商者,亦莫敢不勤。率常离乡负贩,都在二三百里之外,远或一月,近则十天,其获利厚者十之二三,薄则十之一。亦有尽丧其利,连本蚀去者,则阖家失意,戚戚而忧。计其全年居家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为农人,若无水旱之忧,手脚勤快,年成好时,一年收获可供两岁温饱。薄者亦可一岁无忧。”朕闻其言,嘉赐其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见,惟知商贾之勤乎?它业尚有可知乎?”答:“我是小民,不能远知,尝供力役于县衙,旁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中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肯稍懈,惟恐小民流离失所也,此官升迁去久矣,而合县百姓至今思慕不忘。另外一人,每天日上三竿升堂理事,日昃而休,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此谪去。后曾一来,民亦视之如路人。此我所见,其它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语言质朴而有道理,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皇帝把这两篇文章交给了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蹇义。都察院的职责是监督官员的行为,纠弹不法者。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中纪委。宣宗皇帝把这篇文章交给都察院的堂官蹇义,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他对忧农害农懈于政事的官员加大稽查与打击力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讲,勤政、廉政已属非常不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就更为可贵。宣宗把亲民作为基本国策,亲民的重中之重又放在农民问题上,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谕旨与谈话中,随处可见。大凡一个好的政策,一经提出,就得始终如一的坚持,如果不抓落实,再好的政策也是画饼充饥。宣宗深知这个道理,为了把悯农的国策落到实处,从登基之日开始,他几乎每年都有新动作。用今天的话讲,皇上有思想力,大臣必须有执行力。若执行力不够,则再好的思想与国策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宣德六年春,宣宗发表了上面引述《悯农诗》,第二年即宣德七年春上,他又公布了新写的《织妇词》:

  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

  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

  缫丝准拟丝为帛,两手理丝精选择。

  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

  斯螽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先夙兴。

  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累始成。

  鸣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

  累丝由寸积为丈。

  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纩。

  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

  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沉思一怜汝。

  农人与织妇,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势群体。皇帝以九五至尊之身,亲自写诗表述他们的痛苦,对全国的各级官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这首诗前,宣宗还写了一个短序:

  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

  朕非好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劳作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宣宗在序中明白告诉世人他“非好词章”,之所以屡屡作诗作赋作文,乃是为了使用这一简捷便利的方式,一再向大臣们灌输他的悯农思想。他的曾祖父朱元璋在进行明代的制度建设时,亦是鼓励农耕,奖勤罚懒。他就农业所制订的政策,非常细致。比如说每户农民房前屋后应该种多少棵果树,多少棵桑树,都有详细的规定。可以说,在朱元璋的时代,重农的政策大体备矣。但真正抓落实,还是在宣宗皇帝手上,此时,距朱元璋的大明王朝的开创,已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说,宣宗一朝,税简徭轻,官场的腐败得到遏止,农民真正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一段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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