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明朝不明白

第1章 读了明朝不明白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萌发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念头时，就有朋友劝诫我说：“你进入明史研究可得当心，那可能让你交上霉运，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导火索。”朋友的话有几分道理，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中的禁区甚多。究其因，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型态，与今天的相似之处甚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故，许多阐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畅快地进行。但我觉得朋友的担心是多余的，社会毕竟在前进，许多禁锢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说，四十岁前，我对明朝的历史茫然无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以及永乐皇帝诛杀方孝儒等等故事，都是在我少年时代接受的明史薰陶，它使我对朱明王朝的印象极为恶劣。我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开始静下心来，作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的断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思维的触角开始向上下延伸。说老实话，大量的阅读并没有让我产生快感，相反，许多疑惑像梦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追溯那些已经逝去的王朝，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规律大致相同。王朝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对社稷的领悟，对苍生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创立制度的动机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孟子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不但对于个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也至关重要。

　　汉语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个字的组成，就会惊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么地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个“疒”傍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来讲，丙属阳火，丁属阴火。阳火一旺，人就会生病，《易经》乾卦中第五，辞曰“亢龙有悔”，这个亢龙，就是阳火旺盛的飞龙，它虽然翱翔九天，引得万人瞩目，但它已经是一条有病的龙了。以此类比于国家，即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一个人要想终生不得病，第一养生要义就是去除体内的火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想平稳发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这祛火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勿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棒。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比之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一个“思贤若渴”的圣君形象。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份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必备的儒雅。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类，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比之朱家后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他的“亲民”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民，并不是国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农民。他订立的国家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士族，他多有压制；对商人，他是侮辱大于鼓励。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管理国家是“意气用事”，但在当时，所有为他服务的官员莫不将他的圣旨奉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对精英的理解来选拔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的选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进了庙堂，而人才则终老于江湖。精英若想进入朝廷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尽管从一开始，明朝就发生了制度缺陷这样的悲剧，此后又爆发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可是，它为什么还会将政权维系长达276年之久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问题。

　　二

　　在各种明代的典籍与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的记述。这本书上记载：南京城中的两位年轻人，因为违反了朱元璋颁发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裤腿上镶缝了一道红布作为装饰，而不得不接受铡断双腿的残酷刑罚；而另一本书上则记载了又一个穿衣服的故事，明中叶以后，随着朝廷纲纪的松驰，南北二京，出现了不少的服妖。其时，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甚为流行。一条马尾裙的价格，数十倍于苏杭出产的最好的丝绸。因此，拥有一条马尾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位官阶二品的工部尚书，不惜花重金买回一条马尾裙，倍加宝爱。三年来，只要在公众场合上看见她，身上必然穿着这一条马尾裙，即便上朝觐见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师传为笑柄。

　　穿着马尾裙上朝与穿一条用红布镶了裤脚的裤子，前者显然更加怪异。但是，前者的招摇过市，仅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两位被砍断双脚的年轻人，却给明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并不是以真理为座标来规划自己前进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后又丧失真理，然后再寻找……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往往能校正一个王朝的错误，同时，也可以让某一个统治集团颠覆自己的理性。

　　尽管明朝帝国的创立者朱元璋，从一开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朴素的农民感情以及农民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猾，使他创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即一切为了巩固朱家的皇祚；一切为了底层百姓的实际利益。不过，他对农民的感情，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个人自由领域，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钳制。他厌恶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让他终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这样一些心态让他的治国方略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所以开国之初，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气。

　　但朱元璋的错误在于，他将“民”与“士”对立起来。孔圣人从治国的角度讲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这句话，古代的当政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是“驭民之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一样来驾驭，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专制的表现。朱元璋尽管亲民，但他并没有放弃统治者的傲慢。而且，他还将这种傲慢从民众移植于士族。中国的“士”，主要由读书人组成，不同于今天的是，古时的读书人，多半是有产阶级。因为，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亦是贵族精神的体现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可以对皇权起到抑制与抗衡的作用。我认为，“士族政治”亦可称之为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特征是讲求社会的稳定，人格的尊严。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所以，后来的“士”，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不放心的问题。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抗衡的“道统”成长起来。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檐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至成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而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此后的解缙、方孝儒、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奴才的最大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皇帝最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既可成为干臣、也可能成为滑吏，关键看他个人的操守与奴性的表现。为社稷而奴、为苍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选择；为皇室而奴，为私利而才，才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乐皇帝有一次对他相信的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从人品操守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都是他依赖的股肱。他并不因为某某是君子而特别重用，某某是小人就弃而远之。这种泛道德的用人观，再次说明明代的皇帝们的“痞气”与“匪气”，他们缺乏贵族的高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俗化。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虽然功不可没。但中国政治的拐点亦自他手中产生。此前的中国政治，是士的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此后的政治，是皇权的政治，亦可称为专制政治。这种皇权的专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应该是中国政治的又一个拐点，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但是，它过多地依赖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忽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的政治，因此并不成功。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是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鲜活的。自秦政之后，这种精神遭到无情的扼杀。魏晋时期的文人，试图恢复去时未晚的贵族精神，但是，强大的皇权阻止这种理性的回归。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道统”的领袖。在明朝，虽然王阳明的心学曾经影响了几代知识份子，但终非惊醒梦中人的黄钟大吕。

　　四十岁前，当我不了解明代历史的时候，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往往找不到解释的根据。甚至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作为座标，来衡量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是犯了“右派幼稚病”。首先要认识清楚，民主与自由虽然是关联的，但不能等同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虽然没有民主，但却是自由的。明朝之后，个人的自由遭到空前的摧残。从朱元璋创立明朝的1372年算起，到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拐点，推翻清朝帝制的1911年为止，这五百多年间，中国人的心灵一直是在压抑，扭曲之中。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走进明朝，仿佛走进了由宦官、特务、倖臣与小人组成的专制统治的博物馆。不是那两百多年间没有精英人物出现，只是这样的精英，只能当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在悲剧的舞台上，他们却是主角。

　　以上是我在研究明朝之后而产生的思考，它不见得准确，但却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些问题。至今我仍在努力，想把那些不明白的东西弄明白，但这样做非常困难。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熟悉一个人的骨骼和脏器，但是，他无法进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