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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于1953年11月访问过台湾,和蒋介石作过交谈。这一回,他又会晤了毛泽东。这样,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

  尼克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做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发觉两人都喜欢“用手一挥”。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毛泽东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才。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说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上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

  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尼克松甚至还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较。

  尼克松在台北和蒋介石谈话时,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在尼克松的印象中,“蒋夫人远远不只是她丈夫的翻译”,“我认为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道义上的勇气,单凭这些就足够使她成为一个领导人物”,“她妩媚端庄,这样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蒋那副冷酷的形象”。

  尼克松把宋美龄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较:

  蒋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蒋夫人有教养,打扮入时,很有女性的风度,但又是很坚强的人。江青粗野,毫无幽默感,完全没有女人特点……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气的人。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目,我们坐在一起,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她是如此之紧张,以致手上额上出现了汗珠。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典型的表现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她问我:“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

  在世界上,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能够用尼克松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却不多见。

  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成果,凝结于2月28日在上海他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中的妙笔,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

  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即只有一个中国,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台湾又一次为之震动。台湾人士称:“《上海公报》之宣布,实是一叶知秋的事,因为它暗示美国与中共的建交是迟早的事了。”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之后,1973年5月中旬,一架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架从北京飞来的客机,是出现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不过,飞机上所载的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及其家人。这是他的专机,飞来香港,据说是探亲。

  显而易见,这位长者来历非凡,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不过,一位文史馆的馆长,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着专机前来香港探亲,这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这位馆长,就是当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章士钊。

  说是探亲,倒也确实有亲可探。他的奚夫人于1970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他来探亲,就是探殷夫人。

  其实,年已九旬的他,何必兴师动众乘专机来香港探亲,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吗?

  他非来香港不可,是因为他另有使命。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国共和谈。

  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国民党代表,却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也正因为是毛泽东所派,为了照料年届高龄的他,给他特地派了专机,还派了那么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来,当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已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于1967年12月25日病逝;代表黄绍竑,病死于1966年9月……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

  章士钊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1961年、1964年两度赴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也有意于此。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

  章士钊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不料,他毕竟年事已高,来香港一个半月后,于1973年7月1日病逝在那里。

  章士钊去世之后,北京方面倚重屈武,从事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未竟之业。屈武原本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

  屈武在国民党方面,亦广有影响。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蒋经国在莫斯科有着同窗之谊。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张治中两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蒋介石请示和谈方针……

  于右任在1949年到了台湾之后,妻子及女儿仍在大陆。于右任思念妻女,常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联系。

  1961年3月,于右任在给吴季玉的信中说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寿辰即将来临,十分挂念。正巧,章士钊在香港,得知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即嘱屈武,为岳母在西安隆重祝寿。事后,屈武托吴季玉转信给于右任,说是“濂溪先生”关照为老夫人祝寿。此“濂溪先生”之称,外人莫知,乃在重庆时于右任和周恩来交往时,对周恩来的隐称。邵力子知道这一隐称,嘱屈武写上。

  果真,于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谢!

  于右任于1964年11月3日病逝在台北。病重之际,他写下《望大陆》一诗,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思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相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这首《望女陆》,写出了名少背井离乡的国民党人的浓浓的思乡情,汩汩思乡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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