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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的经济失误使蒋介石幸灾乐祸

  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

  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般泛指1960年至1962年。虽然名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与中共经济建设思路有关。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5日,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便已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同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

  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巾国大陆吃了大亏。

  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人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

  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

  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

  “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

  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

  于是,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

  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着七千多人说,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

  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了,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人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也正如毛泽东早在1949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诫作政治报告。

  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的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1958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1964年12月2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据孚尔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毛泽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喻为鹬和蚌。而那渔夫,毛泽东说是长着高鼻子的美国人。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寻找中国典故,他俩所选用的“勿忘在莒”和“鹬蚌相争”,正是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意图。

  在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活动日趋活跃。不过,他只能派小股部队骚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空投特务。论军力,蒋介石无法跟毛泽东相比。因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能以失败告终:所派四十三股特务,即“国军游击队”,全部被歼,有去无回;蒋军飞机,被击下十多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被击下二十多架。就连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也一次次被击下……毛泽东笑谓李宗仁归来“误上贼船”进入1965年,海峡两岸的形势,仍如绷紧了的弦。

  元旦刚过,1月2日,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便在中国东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1月10日,蒋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北地区上空被击落;

  3月18日,蒋军一架美制RF-101型飞机在中国东南沿海上空被击落;

  3月31日,美军一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4月3日、18日,两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中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沉蒋军东江号巡逻舰,近百名国民党士兵葬身大海;

  8月6日,激烈的海战又起。在福建南部诏安海湾,两艘国民党军舰运载一批特种部队准备登陆,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反击。两舰名叫漳州号、剑门号,均沉没海底,死伤达数百人。尤其是剑门号,排水量为八百九十吨。这次两舰覆没,台湾为之震惊……

  就在两次海战之间,7月14日,香港《快报》刊出独家新闻,使台湾一片哗然:“李宗仁将返大陆!”

  翌日,美联社自日内瓦发出电讯称:“香港报章推测中国前总统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间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

  就在“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之际,7月18日上午11时,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沽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受到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的热烈欢迎。

  7月20日,当李宗仁夫妇飞往北京,周恩来提前二十分钟起飞,又在北京机场迎接他们的到来。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表示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一见李宗仁,出语惊人:“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一听,一时不知如何答复。

  毛泽东哈哈大笑:“蒋介石口口声声叫我为‘匪’,还把中国大陆称为‘匪区’。你今天到‘匪区’来见‘匪’,岂不是误上贼船!”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宗仁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回归北京,其实是意料中的事。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深刻矛盾,使他理所当然倒向北京。

  早在1950年7月,李宗仁向美国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谈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便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于蒋介石二十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士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

  在1958年至1962年由李宗仁口授、唐德刚笔录的《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便这样论及毛泽东和蒋介石;

  中共席卷大陆以来,政权已渐稳定。唯中共急于工业化和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侧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做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又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李宗仁还回忆起他跟毛泽东最初的交往:

  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他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身材高大,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在会议席上,他虽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发表李宗仁对该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谈话。他这么谈及蒋介石: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

  李宗仁接着又谈到了他自己;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经过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幕后穿梭,多次密访北京,由周恩来作了安排,这样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夫人前往瑞士治病的名义,飞往苏黎世小住,然后悄然前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由那里转往广州……

  李宗仁的归来,在中国大陆刮起一阵“李宗仁旋风”。中共各方要人、国民党各地旧部,纷纷宴请李宗仁夫妇。其中最为有趣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怀抱里来!”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的相见,一时传为佳话。

  李宗仁于1969年1月1日,死于直肠癌,终年七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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