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敏感时刻发生敏感事件
毛泽东早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三大战役剐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1949年2月3日发出文件，“准备4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于3月或4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1949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其实，周恩来在4月15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
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4月20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4月11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4月20日。
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
其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4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1949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是，1957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是，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
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1949年4月20日的长江，像紧绷的弦，一场大战在这里一触即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江北已经做好渡江的最后准备，而七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江南也正严阵以待。在这天，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已经拟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准备在4月21日凌晨下达。
就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其敏感的事件：4月20日拂晓，雾锁长江。上午8时半，当浓雾渐渐散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泰兴以南七圩港的江面上，惊讶地发现一艘外国军舰逆江而上，朝南京方向驶去。这艘外国军舰上飘扬着米字旗，经辨认，是英国轻型护卫舰紫石英号。百万解放军待命攻克南京，而紫石英号在这时候驶往南京，理所当然被视为以军事行动支持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当即开炮示警，紫石英号没有返航或停航，在舰长斯金勒少校指挥下反而加速向南京方向驶去。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紫石英号开炮，而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在炮战中，紫石英号受到重创，指挥台中弹，正、剐舰长等二十人重伤，十七人阵亡。紫石英号朝南岸逃跑，仓促之中驶入一处浅滩搁浅，动弹不得。这时，紫石英号只好挂起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停止炮击。
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南北两岸。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总司令布朗特上将当时在伦敦）闻讯，急令停泊在南京的英舰伴侣号驱逐舰前去救援。当天下午l时半，伴侣号驱逐舰奉命到达泰兴以南七圩港江面，企图拖带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炮击伴侣号，双方又一次炮火交加。伴侣号同样进到重创，十人阵亡，包括舰长在内十二人受伤，只得弃紫石英号于不顾，向下游逃逸。
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路军在安庆、芜湖一线已渡过长江天险，而在21日下午则是驻防泰兴以南七圩港十兵团的渡江时间。就在这个箭在弦、弹上膛的紧张时刻，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亲自率领从上海方向调来的伦敦号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逆长江而上，希冀再度援救紫石英号。其中的伦敦号是英国海军远东舰队万吨级旗舰。两英舰于4月21日清早到达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英舰不断广播，申明无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只是为了帮助受伤的紫石英号离去。
当地驻军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当即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由于十兵团渡江在即，外国军舰在此时横陈长江，显然是不恰当的。叶飞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英舰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团发射了三颗黄色信号弹，要求两艘英舰立即离开。英舰不仅没有离去，而且还把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六团一营三连的二炮长梁学成下令朝英舰开炮，英舰随即反击，双方展开猛烈炮战。解放军炮兵射击极为准确，两英舰连连中弹，旗舰伦敦号十五人阵亡，包括舰长在内十三人受伤，黑天鹅号七人受伤。两英舰见势不妙，朝下游急遁，剩下紫石英号困在原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次炮战中，总共伤亡二百五十二人，其中大部分伤亡是在最后一次交火中产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阵地隐蔽在江堤上，英舰却误以为是在长江江堤后面，便朝那里猛烈炮击，而那里正是渡江步兵的集结处，以致造成步兵伤亡惨重，其中包括二十三军二○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身亡。
这便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
三大战役剐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1949年2月3日发出文件，“准备4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于3月或4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1949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其实，周恩来在4月15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
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4月20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4月11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4月20日。
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
其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1月4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1949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是，1957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是，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
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1949年4月20日的长江，像紧绷的弦，一场大战在这里一触即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江北已经做好渡江的最后准备，而七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江南也正严阵以待。在这天，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已经拟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准备在4月21日凌晨下达。
就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其敏感的事件：4月20日拂晓，雾锁长江。上午8时半，当浓雾渐渐散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泰兴以南七圩港的江面上，惊讶地发现一艘外国军舰逆江而上，朝南京方向驶去。这艘外国军舰上飘扬着米字旗，经辨认，是英国轻型护卫舰紫石英号。百万解放军待命攻克南京，而紫石英号在这时候驶往南京，理所当然被视为以军事行动支持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当即开炮示警，紫石英号没有返航或停航，在舰长斯金勒少校指挥下反而加速向南京方向驶去。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紫石英号开炮，而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在炮战中，紫石英号受到重创，指挥台中弹，正、剐舰长等二十人重伤，十七人阵亡。紫石英号朝南岸逃跑，仓促之中驶入一处浅滩搁浅，动弹不得。这时，紫石英号只好挂起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停止炮击。
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南北两岸。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总司令布朗特上将当时在伦敦）闻讯，急令停泊在南京的英舰伴侣号驱逐舰前去救援。当天下午l时半，伴侣号驱逐舰奉命到达泰兴以南七圩港江面，企图拖带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炮击伴侣号，双方又一次炮火交加。伴侣号同样进到重创，十人阵亡，包括舰长在内十二人受伤，只得弃紫石英号于不顾，向下游逃逸。
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路军在安庆、芜湖一线已渡过长江天险，而在21日下午则是驻防泰兴以南七圩港十兵团的渡江时间。就在这个箭在弦、弹上膛的紧张时刻，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亲自率领从上海方向调来的伦敦号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逆长江而上，希冀再度援救紫石英号。其中的伦敦号是英国海军远东舰队万吨级旗舰。两英舰于4月21日清早到达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英舰不断广播，申明无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只是为了帮助受伤的紫石英号离去。
当地驻军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当即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由于十兵团渡江在即，外国军舰在此时横陈长江，显然是不恰当的。叶飞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英舰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团发射了三颗黄色信号弹，要求两艘英舰立即离开。英舰不仅没有离去，而且还把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六团一营三连的二炮长梁学成下令朝英舰开炮，英舰随即反击，双方展开猛烈炮战。解放军炮兵射击极为准确，两英舰连连中弹，旗舰伦敦号十五人阵亡，包括舰长在内十三人受伤，黑天鹅号七人受伤。两英舰见势不妙，朝下游急遁，剩下紫石英号困在原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次炮战中，总共伤亡二百五十二人，其中大部分伤亡是在最后一次交火中产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阵地隐蔽在江堤上，英舰却误以为是在长江江堤后面，便朝那里猛烈炮击，而那里正是渡江步兵的集结处，以致造成步兵伤亡惨重，其中包括二十三军二○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身亡。
这便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