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日：“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他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1月19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一一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1月29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便在1月22日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24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己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遭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2月9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2月15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21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他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1月19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一一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1月29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便在1月22日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24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己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遭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2月9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2月15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21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