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和蒋介石新年对话
1949年，在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日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时在中国发表。
紧接着，毛泽东在1月5日又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对照，便构成了他俩的一次“新年对话”。
不过，这与三年半之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已大不相同。那一次，蒋介石居优势，眼下则是毛泽东居优势了：
蒋：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争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追不得己，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毛：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蒋：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印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
蒋：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首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
蒋：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毛：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
蒋：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毛：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首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毛：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不过，毛泽东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所有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件，一律把“共匪”改成“共党”了。毛泽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蒋介石在他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还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屈指算来，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三次下野了，而每一回下野，都是他处于政治危机之际：
第一回，在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北伐时败于军阀孙传芳之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宣布下野；
第二回，在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不和，发生宁粤战争，蒋介石失利，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宣布下野；
这一回，显然由于在国共决战中失利，国民党内倒蒋之声日益高涨，逼他下野。
蒋介石自己并不想下野。据张治中回忆，1948年11月初，他去见蒋介石时，曾主张跟中共和谈。蒋介石当即一口回绝，说道：“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可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人心浮动”，要求和谈、倒蒋的呼声热烈，白崇禧、程潜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他们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美国杜鲁门政府也透露了“换马”之意。杜鲁门在12月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已考虑辞职问题？”
另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在11月16日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
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因东北之败而气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连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12月16日，蒋介石派出张群、张治中以及新任总统秘书长的吴忠信，跟李宗仁会谈下野之事。经过密谈，商定以下i条：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做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其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名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1948年12月25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武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紧接着，毛泽东在1月5日又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对照，便构成了他俩的一次“新年对话”。
不过，这与三年半之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已大不相同。那一次，蒋介石居优势，眼下则是毛泽东居优势了：
蒋：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争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追不得己，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毛：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蒋：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印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
蒋：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首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
蒋：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毛：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
蒋：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毛：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首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毛：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不过，毛泽东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所有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件，一律把“共匪”改成“共党”了。毛泽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蒋介石在他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还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屈指算来，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三次下野了，而每一回下野，都是他处于政治危机之际：
第一回，在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北伐时败于军阀孙传芳之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宣布下野；
第二回，在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不和，发生宁粤战争，蒋介石失利，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宣布下野；
这一回，显然由于在国共决战中失利，国民党内倒蒋之声日益高涨，逼他下野。
蒋介石自己并不想下野。据张治中回忆，1948年11月初，他去见蒋介石时，曾主张跟中共和谈。蒋介石当即一口回绝，说道：“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可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人心浮动”，要求和谈、倒蒋的呼声热烈，白崇禧、程潜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他们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美国杜鲁门政府也透露了“换马”之意。杜鲁门在12月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已考虑辞职问题？”
另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在11月16日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
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因东北之败而气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连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12月16日，蒋介石派出张群、张治中以及新任总统秘书长的吴忠信，跟李宗仁会谈下野之事。经过密谈，商定以下i条：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做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其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名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1948年12月25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武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