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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国共谈判在山城艰难地进行着

  多雾的山城,像一团谜。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也如同一团谜。

  重庆谈判牵动着亿万颗心。尽管是一团谜,人们的关注之情,却是那般的强烈。

  重庆《大公报》在29日发表了王芸生所写的社论《毛泽东先生来了!》,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善良心愿:

  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历史学家侯外庐从国共两党的历史来分析,以为这回国共谈判的前景未必乐观。他打了个比方:“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泽东笑答:“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不过,蒋介石不愿“刮胡子”。重庆谈判进展维艰。

  既然蒋介石要中共方面先提方案,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出面,国民党方面由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面,经过几天初步交谈,中共方面于9月3日提出了方案,共十一条,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i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宣布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9月4日,中共方案提交给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看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读后感:“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亲自拟定了另一方案,即《对中共谈判要点》。这《要点》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方案中,只有“实行i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尚有诚意”,其他九条纯属“不应提出”之列。

  于是,蒋介石在《要点》中提出了他的四条:

  一、中国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相距甚远,使谈判变得艰难。

  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依然是军队。一如往日的国共谈判,双方仍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一回,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讨价还价:

  毛泽东“开价”:中共已有一百多万军队,至少应编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蒋介石“还价”: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毛泽东的“开价”,是蒋介石“还价”的整整四倍!这么大的差距,使得双方谈来谈去,难以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价”。

  那时,蒋介石的军队为二百六十三个师,即使中共编四十八个师,国民党部队仍为中共的六倍。

  另一个问题,则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要求蒋介石承认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而蒋介石则一口回绝,“绝对行不通”!

  谈判的地点,从林园改到桂园,又从桂园改到尧庐。尧庐即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的侍从室。

  谈判桌上,双方僵持。谈判桌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频频交往,倒是客客气气:

  8月29日晚,蒋介石前往林园二号楼,探望毛泽东。

  9月2日晚8时半,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并介绍毛泽东和国民党官员、参政员见面,其中有孙科、熊式辉、陈立夫、王云五、白崇禧、翁文灏等,还有那位提出电邀毛泽东来渝的吴鼎昌。熊式辉、白崇禧则是曾与毛泽东在战场上多次较量的对手。宴罢,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林园进行第二次直接会谈。

  9月4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进行第三次直接会谈。

  9月5日晚6时半,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出席招待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茶会,并同观京剧《穆桂英挂帅》。京剧由重庆厉家班演出。f道明任总招待,蒋经国为副总招待。毛泽东对京剧饶有兴趣。茶话会开始时,蒋介石致欢迎词,毛泽东致答词。

  9月12日中午,蒋介石邀毛泽东午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第四次直接会谈。

  9月17日中午,毛泽东赴林园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会谈,赫尔利在场。

  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国共两巨头作了五次直接会谈之外,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又进行了许多次会谈。

  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蒋介石日记中,查到蒋介石所记的与毛泽东的多次见面:

  8月31日,“晚宴毛泽东”。

  9月4日,下午“5时举行庆祝胜利典礼后约毛共在办公室谈话片刻”。

  9月12日,“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

  9月17日,“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侧共匪诚不可与言矣。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是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蒋介石在8月31日所写日记中的《上月反省录》中,声称:“毛泽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蒋介石居然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归功于“上帝”。

  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国共双方的每一次会谈,国共双方均有记录在案。这记录分两种,一种是当场的速记,字迹显得潦草;另一种记录,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写在竖行红格花笺纸上,显而易见是经过整理誊抄以供各方内部传阅及存档用的。中共方面是由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整理的;国民党方面,则是由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档案馆存有中共方面的记录,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陈布雷卷宗内存有国民党方面的记录,在台湾则保存着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份记录。

  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记录,专记“何先生”每日的行踪。这种记录日《情报日报》,每日呈送蒋介石。

  以下是《情报日报》的作者事后回忆的大致内容: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十八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十八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就幔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担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2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3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像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5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名。回到十八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其中的“十八号”,即重庆中山四路十八号,即桂园。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泽东;“老吴”则是毛泽东警卫副官朱学友的代号。

  透露这一内情的,是当年桂园的特别警卫班班长李介新。

  李介新,宪兵特务。当毛泽东移居桂园时,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少校组长杨香命李介新率一个班的宪兵特务,进驻桂园,据云是奉总裁之命。当然,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请来的贵客。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重庆有个三长两短,那账总是要算在蒋介石头上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对李介新的上司、宪兵第i团团长张醴泉作了如下吩咐:

  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渝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校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护卫毛先生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

  不过,蒋介石也很注意毛泽东的行踪,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写关于“何先生”的《情报日报》。起初,李介新为了弄清来访者的姓名,在传达室设立了会客登记簿。“老吴”发觉后,随即关照他取消会客登记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报日报》中写某男某女了。

  李介新的《情报日报》倒是一份可贵的实录,记载了当时毛泽东频繁的社会交往。

  毛泽东在山城,确实活动频繁,r泛接触各界名流,从宋庆龄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中国青年党左舜生,国民党人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还有郭沫若、柳亚子等等,或宴请,或赴宴,或来访,或回访……

  很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张治中是其中的一个。

  张治中和蒋介石有着深谊。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之时,张治中便被蒋介石委任为军官团团长。北伐时,张治中担任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自1939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成为蒋介石身边要人。他在1942年、1944年两度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

  虽说张治中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国共谈判中跟周恩来建立起友谊,对毛泽东颇为尊重。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让出桂园给毛泽东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亲信、宪兵第一团团长蔡隆仁,保卫毛泽东。

  于是,蔡隆仁常驻桂园。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时,路过曾家岩钱剑夫家。钱剑夫是他的同乡、同学,那时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说起,毛泽东习惯于夜深工作,而且清早来桂园,喜欢外出散步,保卫工作不易做。

  钱剑夫闻言,当即写了四句话:“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

  钱剑夫嘱,将此条子送交毛泽东。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应是“伏蟒”。钱剑夫却说,毛泽东自会明白含意。蔡隆仁只得从命。

  奇怪,自从毛泽东看了此条,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同散步!

  直到前些年,钱剑夫才说出其中奥秘。原来,《易经·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于莽”。戎,即兵戎。莽,丛木。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于前两句则是陪衬。末句表达写条子者的期望。深谙古文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那条子暗含的善意的提醒……

  不过,蒋介石毕竟做过软禁张学良之类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庆传出消息,说是蒋介石欲软禁毛泽东。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据云是从蒋介石身边某某人那里传出来的,绝对可靠。

  自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人冯玉祥、于右任的耳朵。他俩来了个“反话正说”,给蒋介打电话,说要请报界辟谣:蒋主席请毛泽东来重庆,为的是共商国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谣中伤,称蒋主席欲软禁毛泽东,纯系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蒋介石一听,急了,连忙答道:“不必登报,不必登报。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毛泽东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做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准备,并对刘少奇作了吩咐。不过,他却也料到这回蒋介石未必敢于对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样坐蒋介石拨给他的专车,由蒋介石所派的司机给他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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