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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及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3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

  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二十五天前——10月5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亟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紧接着,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是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

  叶挺,早在1919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1924年10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1946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对此有所披露,但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

  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1926年9月5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在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1927年12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代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1935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

  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

  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

  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1937年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无须博古、叶剑英“保证”了!

  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

  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便加入中共,翌年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1930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其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要他奉命留下打游击时,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因此既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也就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

  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道:

  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还是一个大庙子!

  1938年10月21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求之不得。

  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

  叶挺答日:“叶剑英。”

  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过,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需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

  1939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乘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

  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国共摩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1940年5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一他也要掼纱帽了!

  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在中共中央1941年1月所作出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这份中共中央《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剐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

  项英在1940年5月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项英在同月12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

  项英在同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

  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和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

  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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