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汉。
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以下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1924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武，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
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
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1938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
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
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
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
2月1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
这篇长文，是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
蒋介石也很仔细地看了此文。
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此谈话！
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
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2月11日致电毛泽东：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
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
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
“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
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
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
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
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议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则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
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
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日坚持抗战，二日坚持统一战线，三日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子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如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
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
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1938年6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
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促使两党产生分裂。
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
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6月12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呼吁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于台湾，现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干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而且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了蒋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汉。
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以下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1924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武，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
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
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1938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
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
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
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
2月1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
这篇长文，是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
蒋介石也很仔细地看了此文。
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此谈话！
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
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2月11日致电毛泽东：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
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
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
“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
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
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
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
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议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则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
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
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日坚持抗战，二日坚持统一战线，三日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子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如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
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
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1938年6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
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促使两党产生分裂。
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
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6月12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呼吁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于台湾，现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干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而且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了蒋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