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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汉。

  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以下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1924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武,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

  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

  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1938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

  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

  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

  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

  2月1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

  这篇长文,是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

  蒋介石也很仔细地看了此文。

  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此谈话!

  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

  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2月11日致电毛泽东: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

  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

  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

  “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

  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

  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

  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

  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议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则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

  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

  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日坚持抗战,二日坚持统一战线,三日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子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如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

  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

  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1938年6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

  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促使两党产生分裂。

  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

  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6月12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呼吁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于台湾,现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干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而且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了蒋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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