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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打扫得干干净净。23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

  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和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

  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道道地地的“西安之谋主”!

  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这样,23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两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日: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

  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

  翌日——24日的谈判:

  “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

  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这十条,表明“三位一体”和“二宋”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谈判结束后,24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

  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竞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

  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

  蒋介石那时被囚在距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

  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一文,写及1936年6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1993年3月1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1936年6月会晤是否系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人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喧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

  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

  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1990年对日本NH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其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刺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

  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们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1925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1935年3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1936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1937年3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

  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

  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1936年6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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