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扬

第37章 文坛撷英(1)

　　我与蒋子龙的半世情谊

　　金秋九月，我偕夫人有山东之行。出发前，我给天津蒋子龙电话，结束山东之行转道天津与他见面。我俩年轻时相识相交，各忙各的琐务，平均五六年一聚，此刻却是十年久违。不巧，子龙说接完电话第二天，要去大连、浙江，9月20日才能回津门。

　　我们安排好时间，先游曲阜，后登泰山。从泰山步行下来，腿脚还很灵便，可是在泰安住了一晚，第二天起床便成了瘸子，走路一跛一跛的。我们“跛”上开往天津的快车，正好19日，我在车上好笑地想：难道又要像第一次与子龙相逢一样，两人都带着累累伤痕吗？这一次伤在腿脚，那次却是伤在心灵。

　　关在人文社的两个月

　　那是历史学家难以忽视的1975年，由那个三起三落的人“复出”临时掌政，十年动乱，十年灾难，仿佛就要提前结束。文艺界的“劫余遗老”（当时被称之为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严文井、葛洛等人牵头，准备恢复停办了十年的《人民文学》。我就是在那年5月，莫名其妙地走进了朝阳门外大街的人文社大院。接待我的是责任编章崔道怡和吴芝兰女士。吴女士把我送到大院旁古色古香的一个小院，那是人文社的招待所，就一排四五间房。我走进其中一间，那里已住进一个穿工作服的北方高个大汉，吴女士介绍说：“蒋子龙，这是湖南来的罗石贤。”蒋子龙大大咧咧地过来握手，我感觉他的手结实有力，不像个玩笔杆子的。过后他自我介绍：“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人，职务是车间连长。”

　　在那个颠来倒去的年代，车间不是班组长，而是军事化建制的连长，真荒唐！荒唐的还有《人民文学》要隆重复刊，从全国自然投稿中选取了三篇三人，集中来北京加工修改。选择标准竟以题材划线：写内蒙古草原生活的宫克一，写工业题材的蒋子龙，写洞庭湖题材的我。宫克一也早已报到，住隔壁房子。宫比我和子龙年纪大一点，也才40多岁，是个憨厚朴实的蒙古汉子，之前发表过中篇小说《骏马奔腾》，是个老牌业余作者了。我和子龙同年，都是30多岁，之前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过小说、散文，还被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文革中唯一保留下来的英法文学杂志）转载，也算小有名气了。唯独蒋子龙，何方神圣？名不见经传没看到他的作品，却一步登天选拔来人文社改稿。见面会上，严文井、葛洛和蔼亲切却又拉长脸严肃地对我们三个无名小卒说，你们三位的任务很繁重，一定要把稿子修改好，这关系复刊号的质量。人民文学停刊十年了，文艺界翘首以待，复刊要有个新面貌。稿子改完通过三审，你们才能离开这里。

　　从此，我们三个难兄难弟，被“关”在人文社，一关两个月。一篇一两万字的稿子，白天黑夜地改，改完一次送责任编章初审，打回来再改。改个三五回，时间耗去半月二十天，再送二审、三审，最后大概要请葛洛、严文井和李季亲自过目。李季当时刚从日本访问归来，在大礼堂作国外文学发展方面的报告，我们和人文社编章员工和北京一些作家一起听，恍如听天方夜谭。送去的稿子打回来的间隔越来越长，李季们自然很忙，有时三五天等待，无所事事，我们就关起门谈禅。宫克一说起内蒙古清洗“人民党”，头发胡子一把抓，骇人听闻。蒋子龙讲天津抓意识形态的书记、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王曼恬（毛泽东亲戚）逸闻，老作家孙犁的遭遇，细节生动，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晚餐后，我们给自己“放风”，有时三人一起沿朝阳门外大街散步，多数时间是我与子龙瞎转悠。一则年龄相仿，二则我笑称虚心接受他工人阶级再教育。

　　蒋子龙大大咧咧，不熟悉的人称他是冷面杀手，不好接近。熟悉了，其实他外冷内热，非常健谈，也会聪明机智地吹牛。有天散步时，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天津一位小子一举成名的故事。说那小子最近几年头脑发热，没日没夜埋头写作，向报纸刊物投稿。稿子一次次被无情地退了回来，就在他接近崩溃砸了钢笔烧了稿纸的时候，市里晚报副刊发表了他不知牛年马月寄去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占了整版的作品，竟引起管意识形态的王曼恬的重视，她作批示，要报社和正在斗批改的文联、作协组织文艺家评论。评论文章发了几十篇，延续两个月，那臭小子从无名小卒，一夜成名。王曼恬在全市宣传系统大会上点名表彰，高度评价。封那小子是最了不起最有前途的工人作家，要文联作协重点培养……

　　听到这里我忍耐不住地问：“那小子是谁？”

　　“蒋子龙！”

　　他不笑，我也不笑，只是对他的狡黠忍俊不禁。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两个月，像难友知己知彼，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我和老宫改稿非常刻苦认真，到两个月头上终于三审定稿，而子龙大大咧咧得有点逗儿郎当，他的稿子还没一锤定音。我们为他着急，他却像嗅到了一点什么似地说别急，《人民文学》还难以复刊。两个月过去，我们三人获得“解放”，允许回家。复刊的事果然如子龙预言，一推再推，最终流产。那年年底，形势大变，“三起三落”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反复辟，反回潮，文艺界的祖师爷又要作检讨，李季也不能幸免，谁还有心去复刊。

　　四年后的再次聚首

　　1979年11月，我和子龙都有幸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生死一聚》（收入《百年烟雨图》），记叙那次因十年文革而延误了十六年才召开的文代会的盛况：“那是1979年10月30日下午2时，三千多名‘脱胎换骨’的文艺人，怀着悲喜交集的心绪，步入无比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我从后面望去，只见前面涌动着的人头，像一群刚挣扎出蛋壳的雏秃鹰，又似刚出土的木乃伊，毛稀皮皱，尘封已久。一幅幅似曾相识的面孔，或白发寥寥，或两鬓如雪，或伛腰偻背，或伤骨断腿，走路靠木棍支撑。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背着，架着，仿佛是二战结束后被遣返的鬼子俘虏。在休息厅里相互见面时，你抱着我痛哭失声，恍如隔世；我望着你呆若木鸡，老友相见难相认。十年‘文革’噩梦，仿佛凝固在这生死聚首之间。多少人含恨死去，多少人蒙受沉冤，多少人音讯全无啊！交谈内容大都是打听某某人是死是活……”

　　我和子龙无疑都是见证者，见证了十年灾难给文艺界前辈带来的残酷，见证了相隔十六年召开的四次文代会的无比悲壮。我们以青年作家身份出席，在白发幡幡的伤残文艺家里算是另类。子龙比我有出席，别后的短短四年间，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在最终复刊的《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他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全国文坛一举成名，成了风云人物。周扬在文代会、刘白羽在作代会的两个工作报告，在回顾十六年来的创作成果时，都用相当大的篇幅，评价了蒋子龙的杰作《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号角，据说有的市组织干部阅读讨论。

　　在作代会上，与红得发紫的子龙再次见面，我对他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祝贺。他还是那样大大咧咧地说，我是重型机器厂的，要扔就扔个重磅炸弹嘛！私下里，他却对我一脸无奈地讲，其实别后这四年来，他在天津的生存环境并不好。这也许叫有利必有弊，祸福相倚。当年由一个臭小子工人，因王曼恬的赏识，在天津一夜成名。那年月时兴划线站队，粉碎四人帮，王曼恬有瓜葛下台，子龙受到一些人的排斥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幸而小子是工人，根红苗正，在四次文代会上，又有周扬、刘白羽的报告对他的“乔厂长”高度肯定，我想他此后在天津的生存环境一定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减少某些压力。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结束，我回到岳阳，忙于筹备本地的文代会、创办《洞庭湖》杂志。文代会刚开完，1980年1月22日，收到子龙的来信，他在天津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我在天津处境越来越艰难，去部队没有办成，而湖南的同志却对我如此关心，我很想远离天津，但要做家属的工作。她怕到外地生活不习惯。待我拿定主意一定请你帮忙。”

　　在岳阳的文代会上，我被选为文联负责人，同时兼任新创办的《洞庭湖》文学杂志主编。我给子龙写信，邀他担任《洞庭湖》杂志编委，顺便跟他说，如果你在天津呆不下去，就来岳阳，可以选上文联主席。没想到子龙在同一封信里说：“您提的编委一事，千万不要挂上我的名，那样会加重我的罪过，我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人家不知又会造我什么谣。我不算编委，但一定会给您寄稿，而且遵嘱就在近两个月内给您一个短篇。”

　　这就叫树大招风。一个天津的工厂小子，没几年混得在全国出名，横扫的“文风”自然要摇晃树根。过了两个月，子龙干脆暂时离开天津，到北京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避风”去了。1980年5月4日，同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湖南作家古华，在给我来信的信套里，夹了子龙的一页信：“石贤兄：好！借古华同志给您写信的机会，特附笔问候……我们这儿学习并不算很紧张，可条件不大好，写作的时间不多。四个人一个房间，互相干扰，很着急。您能在近几个月内进京来吗？很想和您畅谈一番。”

　　第三次见面畅谈，不是我去北京，而是子龙随北京一大帮子作家来到了岳阳。

　　相聚在岳阳楼上

　　1983年秋天，湖南文艺出版社出面邀请北京作家刘绍棠、林芹澜、邓友梅、丛维熙，天津作家蒋子龙，部队作家梁信和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等人，来到旅游圣地岳阳参观访问。我和文联的同志出面接待这一批尊贵客人，曾假借军分区大礼堂，请这些名人名作家，与岳阳的作家与文艺爱好者乃至机关干部见面。能容纳千多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这成了岳阳建市以来的第一次文艺盛会。白杨和刘绍棠、蒋子龙、邓友梅、丛维熙等人，都在大会上作了精彩发言，给岳阳留下美好印象。

　　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几年，来岳阳的人特别多，也许因为岳阳定为湖南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首先是二战结束从岳阳遣返回去的日本战俘，时过境迁，他们如过江之鲫一批批来岳阳故地重游。岳阳与日本沼津结为了友好城市。接着，是禁锢了十年，饱尝铁窗冷宫之苦的文艺界老前辈，如丁玲、姚雪痕、曹禺、王蒙、杨沫、魏巍、蒋兆和等等，在省文联主席康濯陪同下，来岳阳楼登临一啸，或临风赋诗，或舒展胸怀，涤荡一身的霉气晦气。我在接待陪同这些“大家”中，似乎也感受到岳阳楼“忧乐”而字的无穷魅力。世道沧桑，尽在不言中。

　　陪同子龙兄一行十余人，游岳阳楼、洞庭湖、君山以及汩罗屈子祠，因为客人众多，没有时间与子龙畅谈。那天在岳阳楼吕仙亭设茶座品茗，我记起去年正月收到子龙的那封信：“今天是大年初一，向兄及嫂夫人拜年！去年屡见兄之大作，是兄丰收的一年，祝您今年取得更大的丰收。81年我只写了两个小中篇，回头一看甚觉惭愧。市委又通知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五个月，今年看来又不妙，十分焦虑。作家不能下生活，不能写作，苦不堪言。我已搬家，来信来刊请寄——”我坐到子龙一旁，说起了悄悄话。我关心的当然还是他的生存环境，他从中央学校学习回去后，离开重型机器厂，调入了天津作协，担任《新港》文学杂志主编。他苦笑地摇头说他信里说过的那些话，没有多少时间写作，苦不堪言。

　　我低声对他道，作品少而精不是坏事。谁叫你是重型机器厂出来的，一扔就是重磅炸弹！的确，子龙继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继》，1980年扔出的中篇《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是一个个重型武器，一个个叫响，连续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子龙和“大部队”就要离开岳阳的前夜，我到他们下榻的宾馆，钻进子龙的房间，开怀畅谈。我问他现在的处境怎么样，率真而豪爽的他打着哈哈反问一句：泰山上的迎客松为什么千年不倒？言外之意是顶住了风雨雷电，深深地扎下根了。我为朋友高兴。他说，夫人孩子不愿离开天津。我说嫂夫人帮了你的忙，天津毗邻首都，更好施展你的才华。那晚上，谈京津文坛上的人和事，几乎无所顾忌，无所不谈。深夜告别时，我说这次来的人多，不好单独请你去我家做客。下次来湖南，我再陪你去张家界住几天，重温在人文社“关禁闭”的滋味。

　　津门二度重逢

　　在天津下了快车，朋友开车将我们接到他家住下，第二天起床，我们夫妇仍然患登山“后遗症”。子龙应该回到天津，但我忍耐着一上午没给他打电话。下午两点，我把电话打过去，子龙急风挟火地喊：“哈哈，你到了天津？我也刚从北京回来，进门没多久。”原打算在天津住三天，我说：“明天，或者后天来你家？”子龙却说：“不，如果方便，现在就过来。”他问我住哪儿？我又问他你家又搬到了什么地方？他说南开区红旗路水上温泉花园，听说朋友开车送我们去，他又详细叮嘱怎么走。朋友上网弄清子龙家准确地址，我们上车出发了。

　　这是第二次来天津与子龙相聚。第一次是1987年夏天，我应邀去北戴河中国作协休养所休养。特地从北京到天津下车，下榻在天津劝业场附近一家宾馆。那年我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宾馆午休前我给子龙和出版社的责任编章颜廷奎拨了电话。下午两点来钟，我还半睡半醒，猛听得房门砰砰砰敲响。我趿上拖鞋拉开门，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被推了进来，后面是风风火火用网兜提个大西瓜的子龙，人还没进屋，他的大嗓门就响了：“嘿哈，臭小子耽误了我的时间！”丢下大西瓜，在椅子上坐下，我笑问怎么回事。

　　他先要宝贝女儿叫我罗叔叔，而后才讲他臭小子的惊险故事。子龙就一儿一女，大小子正逢高考。接过我的电话，夫妇俩手忙脚乱整好午饭让大少爷吃饱喝足，送出门去考场参加下午考试。子龙再给颜廷奎电话约饭局，而后拉着宝贝女儿，从容出门来宾馆。却不料小子急电：准考证丢在家里了，他被拦在门外。子龙又气又急，拿了准考证蹬单车赶到考场，再蹬回家。提着大西瓜晃晃荡荡进来只是表面现象，坐在那儿还在喘粗气，口里还在骂骂咧咧地数落他的“臭小子”：“简直是个逗儿浪当惯了的公子哥儿，连准考证都丢了！考试前要他复习，哈，他宁肯到外面玩桌球。他道，高考考的是真才实学。到了高考，临时抱佛脚，那是孬种！你说气不气！”

　　一阵哈哈过后，言归正传。谈的当然还是文学，文坛近些年的风云变幻，奇闻逸事。直谈到下午五点多钟，出版社颜廷奎来了，一起步行去一家酒店。包厢里已经坐了一位与我们年龄不差上下的壮汉，老颜介绍说：“老罗，这是你的同乡、部队作家张廷竹。”廷竹与我和子龙一一握手。原来，廷竹也刚在百花文艺社出了一本书。席间，我和子龙的交谈热点已过，主要听廷竹说他的经历，创作和生活。廷竹是湖南常德人，从小跟父母在军队度过。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抗日时期，跟李弥在云南、中缅边境，与日寇作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廷竹准备以此为素材，写作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

　　天津那次与子龙相聚，一晃过去了二十余年。后来虽书信不断，也曾见面，但久别十多年了。我们也由青年作家，变成了“老作家”。子龙老了没有？我的小夫人（子龙见过的那位已病逝）更是好奇。在水上温泉花园下车，按响门铃，门开了，走上二楼，子龙就在三楼敝开门高喊“再上层楼”。走进子龙搬了六年的新居，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兄还是背心短裤，他没料到我带去小我20岁的夫人，连茶水也忘了张罗。连说失敬失敬，忙退到卧房整装去了。他再次走进客厅，忙叫宝贝女儿，出来见罗叔叔。我很难把眼前亭亭玉立的成熟女性，跟当年拖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女孩联系起来。女儿回房后，子龙嘻哈地道：“一晃二十多年了，儿女都成家了，我们哪有不老的？”他又侧过脸，冲我夫人，似乎怕刚才听错了地说：“这位是嫂夫人？”我点头称是，说他见过的那位病逝的往事。子龙感叹说：“看你的身体保养得很好，有什么秘诀？”我说早晨爬山，下午五点打羽毛球。“跟谁打？”我指着坐在一旁，很少插话的夫人道：“当然跟她打啰”。子龙哈哈开玩笑：

　　“还是找个小老婆好啊！”

　　我问当年丢准考证的小子，他说在珠海工作了。怎么不见嫂夫人？小子又生了小子，她去珠海带孙子去了。子龙接着又说：他现在一人在家，成了孤家寡人。我从浙江回来，路过北京，把女儿接回来，明天、后天为女儿私事都安排了活动。我这才明白，电话里为什么他风忙火急要我下午就来他家。他家的客厅宽敞，博物架上摆满真假古董瓶罐，与他大作家身份相符。我记起三个月前，中国文联出版社在岳阳为我的两本书搞首发式，出版社副社长王利明在君山给子龙家里拨过电话，嫂夫人说子龙到外面写长篇去了。我问：你写作都得到外面去吗？他苦笑着两手一摊，在家里什么也干不成，找的人太多。你还没退？他说还挂着作协的法人代表。

　　子龙在他的远离城市的兄弟家里，有间房，既安静又无吃食之虞。故他要拉开架势写长篇，必定躲到“世外桃源”去。何况他夫人远在珠海，也管不上他的吃喝拉撒睡了。他问过我的家庭、生活、写作情况，我说每年外出旅游一两次，每年写一本书，高兴就写，心烦就玩。他说他身体、气色不如我，我鼓吹我的养生之道：人过半世，养身为主，写作次之。他点头称是，说他其实写得并不多，五年前出过一部长篇，今年应人民文学社约，才写了一部新长篇。边说边引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柜一格是他的独立作品，另一格是重复印的集子或选集，亦是洋洋大观。他拿起最近出版的散文随笔《一瞬集》，签名题字送我。我伸手去接，他又缩回去道：“别背着四处跑，明天我要作协的同志给你寄去多省事。”

　　子龙不仅义气，且会体贴人。我临离开家时，也签名题字新出版的“镜鉴丛书”两本书，原打算放进行囊。一想到要背着爬泰山，胆怯了，只好从邮局汇寄。当我从天津回到家，子龙的书已收到。他在《一瞬集》自序中说：“人之百年，犹如一瞬。”而我与子龙的半世交往，连一瞬都不够，恍惚是一刹那间的事。

　　天人相隔思绍棠

　　绍棠辞世不觉有12年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怀念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不敢轻易诉诸笔端。他13岁就开始文学创作，15岁的青涩少年就发表成名作《青枝绿叶》，被选入中学课本。一个中学生上学读自己写的作品，这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被称为神童。我到读中学时才读到他的作品，由于爱好文学而对他顶礼膜拜。我读师范时，刘绍棠因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害怕扣上“只专不红”帽子紧跟形势图个“进步”的我，渐渐把刘绍棠淡忘了。

　　想不到，1979年11月我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却见到了那年被平反昭雪选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的刘绍棠。《十月》创刊不久的1980年第4期，我在那儿发表中篇小说《鸳鸯》，同时发表了与绍棠一同平反的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于是北京有人说是“新鸳鸯蝴蝶派”，引起了绍棠的注意。此后他与我建立了书信联系，直到他辞世。绍棠对提携文学后来者，可说不遗余力。1984年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一个中篇小说集《野人哀史》，是绍棠推荐到出版社。1985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雁门开》是绍棠写的序。此前，大约是1983年，绍棠和我的另一好友蒋子龙同来岳阳，他们为岳阳的业余作者讲课，推荐作品。1981年四五月，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5月16日，绍棠给我写信说：“信收到，打了两次电话，未通。现写此短信，欢迎你下星期任何一天的上午，或下午四点以后，光临舍下畅叙。今年我忙得焦头烂额，五个月写了五个中篇，还写了一些短文，身体有所损伤。中篇发奖在即，湖南出版社负责同志要求开座谈会，你要参加，可见到很多文学界的同志……”接信后翌日上午，我来到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绍棠的居所。那是他年轻时用稿费购买的一个四合院，院中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栆树，他在座北朝南的正房客厅接待我。一见面，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其实我们相识不到三年。他热热呼呼拉我在沙发上坐下，夫人倒茶退下后，他便跟我无所不谈。谈北京文艺界的新鲜事儿，谈他“还债式”不要命的写作。他的身体发胖发虚，一脸倦容，写作真的损害了他的身体。他说他平时就是窝在沙发上，伏在茶几上写作，沙发的弹簧都被他压榻了。我为他的身体担心，因为肥胖，长期压迫腹部写作，对身体是极为不利的。我建议他在书桌上写，绍棠笑笑说，二十多年流放运河畔农村，哪有书斋书桌写作，有时在田头搁在大腿上写，回家摸块砧板往凳子上一搁写，形成了习惯。好象在书案上再也写不出文章了，现在有沙发坐着，有茶几搁着就是最好的条件了。

　　呜呼！一个少年神童，一个倡导乡土文学的著名作家，在历经二十多年才昭雪平反的错误“反右”斗争迫害下，最后竟成了书斋书案也不能适应的写作狂。绍棠在他61岁——那正是他写作日臻成熟，多产的中年遽然离世，实在令人叹惜！

　　绍棠五个月写的五个中篇，《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其中《蒲柳人家》获当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大都题赠给我。现在，我在书房里偶然翻阅绍棠送给我的这些书，便怅然若失。他要活着，还只有70出头，再活一二十年，也不算特别长寿。如今却天人相隔，只能寄情于笔端了。

　　镜鉴铭（镜鉴丛书自序）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镜鉴丛书，即秉此意。屈原狂歌，癫狂的不是三闾大夫，而是战国争雄的癫狂骚乱的时世。楚辞离骚，杜鹃啼血，哀民生之多艰；披发仗剑，行吟泽畔，求索救世之道；匡扶君王，导夫先路，却遭遗老屑小之谗。大诗人成就千古鉴人的明镜：谁忠谁奸，谁美谁丑，谁善谁恶，何许人灵魂亮丽高洁，何许人内心卑劣秽浊，何为名垂千古，何为遗臭万年，以屈子为镜，原形毕露，泾渭分明。

　　尊儒的痛，痛不在创立儒学的至圣先师，痛在两千余年对儒学的独尊，对孔子的阉割。汉武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得有失，有忧有乐。得到的是封建王朝大一统超稳定的基因和惯性，失去的是创新变革，人性的张扬和回归。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历史迤逦迂回两千有年，带到积贫积弱的清末，最终免不了那一叫，一炬，方有今日华夏复兴，繁荣昌盛。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俗语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史事漫漫真如铁，镜鉴烛亮的是煌煌大国途！斯为俗语，惟命是从。湖南屈子祠，山东先师陵。小子曰：何俗之有？

　　再版序

　　《何光岳传奇》这本书，由新华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当时出版时的书名叫《史学奇才何光岳》。问世以来又过去了13年有余，这期间，何光岳又创造出了三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他一生坚持不用电脑代笔，创造了笔写纸载出版史学著述2680多万字、单部专著705万字、一年出版866万字这一无人比肩的纪录。他的五层古色古香的光岳藏书楼，现藏各种古籍族谱达13.9万余册，他成为我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族谱珍藏地。

　　作者跟光岳兄（互称夫子）交往大半辈子，曾是文革中的难兄难弟，在混乱1967年的北京滞留三个多月。那时正年轻气盛，雄姿英发，“革命”不成便逍遥于北京的名胜古迹之间，流连于八达岭、十三陵、西山的荒草野岭之上。天天听何夫子大侃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地理。何光岳不是读书“破万卷”，恐怕是读书“破十万卷”，而他的记忆力惊人，真正做到了过目不忘。所以他知识的渊博令人吃惊，令人匝舌。他又自称有特异功能，精通周易，穷天地之秘，通阴阳之变。他在北京闲聊时曾经预测说：苏联不出二十年将解体分裂，巴基斯坦将分裂出一个孟加拉国……当时以为他是疯人说胡话，不当一会事儿。但从北京“流浪”回到岳阳，此后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文革接近尾声，我在地区文化部门，何光岳也按排到岳阳县文化馆上班。有次在他家里，无意中说起了华国锋，何光岳出语惊人地道：“我在1959年，就对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李启发说过，‘华书记是个天子相，将来有天子之份。’”我想起他对苏联和巴基斯坦的预测，顶了一句，你别胡编瞎说了。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到岳阳视察铁山水库工程，荣家湾区农林畜牧站长何光岳与县委副书记李启发在荣站大队办点。李乃山西人，与华是老乡。他要何光岳同去荣湾火车站迎接华书记，在华视察期间，还要他当华书记的临时秘书，帮他提公文袋，充当农林渔牧副水利咨询。第一次见到华国锋，何光岳看到他的面相，便悄悄对李启发说了上面那些话。李书记便严厉而小声批评他：

　　“小何，你别的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开口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今后不能乱说啊！”

　　粉碎四人邦，文革结束，虽然验证了何光岳的所谓预言，但是他究竟说过没说过，我不好去找李启发求证。但是1990年7月我以作家身份访问苏联，到了伊尔库茨克，便听接待我们的伊市文化部门的头头，毫无顾忌地说：“我们都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社会民主党了。”到了莫斯科、圣彼得堡（那时叫列宁格勒），更加明显感到苏联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想起何光岳23年前的预言，我感到脊背发凉，简直太可怕了。回国后不到一年，前苏联果然解体了，分裂出16国，变成了俄罗斯。

　　接着，巴基斯坦分裂出孟加拉国。我对何夫子算是服了，这也是后来成立“湖南省何光岳研究会”，要我写一本介绍何光岳自学成才传奇生活的书，我欣然从命的缘由。何光岳的浩瀚史学著作特别是1000多万字的炎黄源流史，1000多万字的中国姓史，13.9万册的藏书，已为世人所知。但是，还有很多“特异功能”或者说术数易学，阴阳心转，神秘预测的小故事，当年写书不便披露，在这里再记叙几个，以享读者：

　　之一：1981年4月，何光岳与杨乐主持全国青联大会，与国家主席李先念坐在主席台上。会议间隙与李瑞环、胡启立、王兆国、胡锦涛、范曾、陶斯亮、韩美林等人在一起闲聊，他指着李、王和二胡对大家说：“他们几个将来都是要做大事为国家作主争光的人物，你们信不信？”范曾说：“光岳兄学富五车，懂阴阳术数，我是相信的。”胡启立只微笑。李瑞环说：“他们三个我相信，我一个木匠出身的人，我有多大的能耐？”其他人或说信，或者只大笑并不当回事。没想到历史却跟着何夫子预言走。这事他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而且他翻出当年青联常委的合照给我看，何光岳站在前排最中间，他后面第二排左侧正是胡锦涛，右侧是范曾，自称木匠的李瑞环不知站到什么地方去了。

　　之二：1982年春，前苏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各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的戈洛瓦娇娃·丽·伊女研究员，到湖南社科院访问何光岳。何请她在酒店午宴，谈苏中友好及历史文化交流问题。戈洛瓦娇娃提出，不到十年，中国将分裂出西藏、新疆、内蒙古。何光岳进行全面否定，并说：“我预测到十年，苏联会分裂出16个国家。第一批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第二批是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亚塞尔拜疆。第三批是中亚五国——塔吉克、乌兹伯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土库曼。第四批是西边三国——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将来还有车臣、格旦斯坦、萨哈亦会独立。”当时，他俩人打了赌。此后何光岳多次在社科院、省委宣传部与各讲堂，说到过他的预测和与戈洛瓦娇娃打赌之事。

　　结果，才八年半，都是一一兑现。2010年10月11日，戈洛瓦娇娃再一次来到长沙，何光岳当面说：“戈女士，你赌输了。”戈洛瓦娇娃心服口服地道：

　　“我是输了，何先生，佩服，佩服！”

　　之三：1987年10月，范曾由北京来何光岳家住了两天，给他送诗与字画。闲聊时何夫子对他说：“中国逢九必出大事。过两年就是1989年，国家会出大麻烦，你与我都将卷入。但我有‘金蝉脱壳’之计能逃过这场劫难。你呢？不懂阴阳术数，将会出大事，如果到了危险关头，你可呼唤‘何老夫子’三声，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我信道教华山派陈抟老祖，又学得茅山法和崂山法，会解救自己。你是我的好友，我会帮你躲过灾难的。”结果，1989年范曾果然惹了大麻烦，被有关部门追捕，他遵夫子之言而顺利逃到香港避难，躲过了一劫。（引自《何光岳诗文集》任国瑞文，这事他也跟我说过，并拿出范曾赠的诗文字画给我看，以资证明。但我未亲历，尚且牵涉范曾这样的大名人，所以在这里我还是以他自己诗文集中任国瑞引文为据）

　　之四：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何光岳随湖南社科院院长禹舜等人一道，去长沙五一路玉东楼酒店设宴，宴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湖南电视台王志。白岩松是专程来长沙采访何光岳录制《东方之子访谈》节目的，席间，王志忧心忡忡，说他正为选择调动单位举棋不定：去深圳有正编，去北京没有正式编制，他要请何博士给他算一算。何夫子皱着眉毛掐指算了好一阵，然后眉毛一展若有其事地道：“宜北不宜南。如向北，三个月将转正，而且将来会名满天下。”当时大家一笑了之。没想到王志真还听了何夫子的指点，去了北京中央电视台，三个月后如期转正定编。王志满怀感激给何光岳寄来一箱书，信上写道：

　　“何博士，真神人，谢谢你了！”

　　何光岳当然不是神，也未必能通神。他的那些预测、预言几乎无不应验，我怀疑跟他的所谓“特异功能”，术数易学，什么茅山法、崂山法和陈抟也无太多关系。不过是他耍的障眼法，真正有关的是他的博学杂学，超人的记忆，头脑像一台超级计算机，知识和信息交叉融汇，触类旁通。历史，考古，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精，无类不通。比如预言苏联解体，孟加拉国独立，这都基于对前苏联、巴基斯坦的民族史，政治史，风土民情有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分析判断，这才作出不可思议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