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大芬油画村专题节目我看过,在网上还看过以大芬油画村真人真事拍摄的电影《油画村的故事》。大芬油画村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命名为“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甚至有人称大芬村“展示了新型和谐社会新气象”。对这样一个地方,我早已心驰神往。冥冥中还有个心魔在向我招手,那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挥之不去的情结。我在读中学与师范的时候,非常爱好绘画,也曾不切实际地做过画家梦。还是读初中,美术老师徐磊英先生是徐悲鸿的弟子,他似乎发现了我的某些艺术天赋,每个寒暑假都将我带回他老家个别辅导,加餐。初中毕业时徐先生向徐悲鸿写了封推荐信,要送我去中央美院附中继续升造。可惜我家在贫困农村,就因拿不出去北京的路费,那时也没有救助贫困生的政策,我的第一次画家梦就此破灭。读了不花钱的师范,美术老师同样器重我,钦点我为校课外美术小组组长、市青年美术创作组组长。师范毕业,我在师范当过两年美术教师,画家梦依然没有熄灭。两年后调入文化行政部门成了公职人员,不能再背个画箱成天画画,我彻底告别所爱,业余时间一刀稿纸一支笔,钻入文学写作爱好中去了。画家梦换成了作家梦。
几十年文学生涯如过眼烟云,然而依然喜欢美术作品,沉醉于古罗马雕塑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油画杰作,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和现代艺术理论。我知道,在骨髓深处少年时的画家梦还在捣鬼。画家作不成了,但我作为局外人有一百个理由去大芬油画村,对颇有争议的艺术天堂也好,地狱也罢,顶礼膜拜一番。
二、
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来到深圳关外的布吉,在大芬村口下车,这里早非昔日的偏远农家村舍了。通往龙岗的大街车水马龙,正在修建地铁,尘土飞扬,车流拥挤而喧嚣。临街的大芬村口竖立一座巨手扬笔的雕塑,仿佛在彩绘大地天空。再也找不到半点郊外农村的影子,街巷两旁高楼参差林立,由于是新一代农民建的私房,缺少规划,全凭各自经济势力恣肆汪洋,低的三四层,高的六七层,错落有致。如今全都出租给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书画商和画工,连比栉次的全是画廊、书画店、艺术沙龙和为绘画服务的装裱店、绘画颜料工具店、酒吧、咖啡厅等等。与绘画有关的广告,色彩斑爛,五光十色,呈现出印象派的炫惑和野兽派的夸张,处处充溢着油彩的清香。
由于到了年头岁末,外地来打工的画工,甚至在这里落户的画家、画商,不少都回老家过年去了,往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油画村,显得有些冷清。来到油画村中心竖立着达芬奇雕像的广场,宽濶的街中搭建的卖画长廊,都收摊了,只有点缀期间的世俗雕塑,孤寂地面对寥寥行人。对面高楼上的巨幅广告牌写着“大芬油画村第一人黄江艺术画廊”、“油画展销中心”、“艺海艺术沙龙”,我们朝二层楼上的艺术沙龙走去,墙上悬挂书画布置得颇有艺术氛围的偌大厅堂里,没有一个顾客,两位服务小姐迎着我们说:“先生、小姐,喝茶还是咖啡?”我问黄江先生在吗?小姐摇头道:“黄老板回香港去了,要买画可以去三楼展销中心。”黄江,既是“点燃”大芬油画“燎原之火”的香港画师,也是大芬油画发展的见证人,被大芬村人称为“教父”。黄江曾在广州美院学画,1970年到香港,一面打工挣钱,一面在香港美专继续学习。后来,他开画室,自己画画并经营商品画。1986年来深圳发展。先在黄贝岭开了一家画室,后又开博雅画廊,继续画画,也教学生,主要还是经营商品画。1989年,他领着20多个画工来到大芬,用月租金一千多元的价格租了一栋二层半、面积一百多平米的民房落脚。在那间民房里,黄江开始了油画加工、收购和出口。油画是一种耗时、耗工、价贵的高雅艺术品,一幅欧洲古典油画通常要耗费数月才能完成,而在大芬,黄江巧妙地将油画的制作变成了流水作业。一幅名画几人分工,每人专画其中一部分,画得熟练飞快又逼真,一名熟练画工一天可“克隆”十多幅梵高名画《向日葵》。就这么,黄江将油画这种特殊产业带进了大芬村,并引来海内外画家、商人和画工趋之若鹜,将大芬村推向全中国,推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美国、加拿大等十多个欧美国家的艺术市场。虽然没见到黄江先生本人,但参观了他的画室、培训部,展销中心,对这位独具慧眼,创新型的画家兼艺术商人,频添了几分惊叹!
接着逛了几十家画廊、画店,单凭直觉,这里的确是良莠不齐,作为商品,多数不论油画,还是国画、书法,水平并不高。也难怪有画家朋友说这里是艺术垃圾,真正够品位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诚如麟毛凤角。在我的印象里,绝大部份是由画工临摹的中外油画复制品,复制最多的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拉斐尔、贝里尼、卡拉瓦乔和印象派大师莫奈、梵高等人的作品。标价每幅二三百到七八百元人民币,档次更低的甚至一百几十元,这当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只能是艺术商品,就同过去农村行销的贴门神的杨柳青年画差不多。画廊的一位经纪人说,这里的油画十之七八销往欧美市场,我百思不得其解地诘问:在油画诞生地和有高雅欣赏习惯的欧洲,怎么会行销这种复制品油画?他淡淡地说:欧洲也有穷人嘛!
存在就是合理的,何况这种油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三、
当然,大芬村也还有几位原创型的实力派画家。我们走进油画街三楼“李义世纪风原创艺术中心”,在楼梯口正碰上一脸大胡子的油画家李义。交谈之后得知:李义是北京人,他早期虽然学习油画,但那时他对中国画的绘画观念和表现形式充满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反而创作了很多仕女水墨画。2001年,李义和太太旅游到深圳,知道有个大芬油画村。他对这个充满活力、很有艺术氛围的绘画基地一见钟情,决然在大芬村落户,成为油画村的一员。大芬村对他来说,完全是个生命中的意外。在大芬村的日子里,他非常享受在画室听着音乐作画的乐趣,不用在意时间的悄悄流逝。随着这些年艺术的蓬勃兴起,北京出现了很多颇有影响的画家村,生为北京人的李义却并无意“回归”。相对于北京一家一户相对封闭悠闲的画家村模式,他更喜欢这里开放型的形式,让他有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去年他与夫人去了一趟西藏,创作了一批西藏题材的油画。他的画廊里展示的正是西藏风情画作品,有的巨幅高过人头,宽则丈余,那些画作中展现出的原始的生命力以及广袤荒凉的气氛,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西藏韵味。
著名花鸟画家路中汉在大芬村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的作品由苏文代理在“苏文中国画廊”长期展销。我进去仔细看过路中汉的花鸟画,他学吴冠中、黄永玉的风格,却又有某些独创,他的画每幅票价在8000元左右。年逾花甲的贾和震是杭州商学院退休教授,出身绘画世家,有过曲折传奇的经历,中年以后画风逐渐走向前卫。近几年,贾老师一直与太太生活在深圳,被大芬村自由的艺术气息吸引过来。在这里过着名士般的生活。他热心又好为人师,经常流连在各个画廊,对画师们的画指指点点,一两句话就可让那些未受过系统美术教育的年轻画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贾先生说,在大芬村,有一批画师经历了多年的绘画实践,又有强烈的自我提升的愿望,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欲。这也许是大芬村迷人可爱之处,也代表着大芬村艺术走向的的未来。
一些年轻画师毕业于美术学院,他们来大芬既为谋生,也为追求美术事业的成功。我结识了一位来自湖北美院毕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也属原创画家。他租了个小小的画廊铺面,展销他自己创作的画作。我问他在这里混得怎么样,他带着几分腼腆的脸上却也充满自信地说:“还好。反正先练笔吧!”他把中国画技法与西洋画法融会贯通,其画作虽然稚嫩却生趣盎然。售价二三百元一幅,也许若干年后,也能卖得起路中汉的价钱。谁知道呢?在大芬村这样的地方,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四、
告别大芬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艺术品自古就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大芬村把这两种绘画艺术一锅烩,这才招致议论纷争。从艺术走向市场的角度看,黄江一批新锐艺术家,将繁杂的油画制作采取分工合作产业化,这是无可指责的。美国CBS、英国BBC广播公司,曾经制作节目,公布纽约画家大卫·霍克尼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认为今天被人们广为称颂的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隐秘的知识”——即懂得并使用了一种“透镜”装置来完成素描和描摹。霍克尼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论证了自己的伟大“猜想”。霍克尼揭去了大师们的神秘面纱,他的“猜想”如果能够成立,那么整个西方绘画史恐怕将要改写,那么多的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大师的神圣权威将被颠覆。虽然有人称霍克尼是一个疯子,他的发现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是这也说明了一个常理:艺术创作无常法,创新突破才是出路。
走出大芬村口,有人抱着一大捆油画在兜售,价钱便宜得令人吃惊:出价10元一幅。后来一位画家朋友告诉我:那是“彩喷”出来的,然后再用油画笔涂抹一下,看来跟画工临摹的作品没有两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透镜”,今天的“彩喷”,如出一辙。大芬村匆匆一瞥,如今回想起来,油画村也许真是文化快餐,也许真是疯了!
水岸闲情
古人云:“贤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辈非贤非智,非智非愚,却家倚城市中心的金鹗山公园。而我女儿,在九省通衢的大都市近郊南湖半岛花园添置了产业。故而,我们两口子,居家则有山,寄居女儿家则有水。
刘禹锡《陋室铭》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与我家尺咫之隔的金鹗山,当然不高,海拔不到百米。因为无仙人仙迹,所以没有多少名气。当年李白泛舟金鹗山下的邕湖,写下有“将船沽酒白云边”的诗句,但近在眼前的金鹗山,连提都没提。没名气却有十来个山头,在城市中心联袂一片,这里自然成了拥挤在水泥建筑中的人,晨练晚憩的最好去处。为了呼吸到金鹗山的青气,我将楼顶改造成楼顶花园。在家,不管晨昏暮序,我都要在楼顶花园爬上爬下,美其名曰锻练身体,实在是我喜欢望着青山发呆。黄昏月下,我爱躺在楼顶平台的摇椅里,望着夕阳从洞庭湖天际冉冉沉落,银河贯天,繁星点点。厮时我什么也不想,头脑空空,就那么发呆。只有金鹗山动物园里的狮吼虎啸,偶而将我惊醒。我爱人,喜欢忙里偷闲,在楼顶花树掩映的几畦土地上,种上四时菜蔬。我也就有了“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情结。
女儿家的南湖,不知多深,但肯定没有潜龙。若不是近几年水岸花园、山庄的疯狂开发,那半岛花园、玫瑰花园、半岛山庄,不一而足,大概没人跑到那水岸边去居住的。因为要照管可爱的小外孙,我们住进去了。
女儿女婿在大学校园有一套住房,她们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教学、写论文、读博、评教授,忙得天昏地黑,一塌糊涂。南湖的房子买了,装修好几年了,空置在那儿。好在我与小外孙组成统一战线,都不愿住在甚嚣尘上的校园。小外孙的理由是:没地方玩。我的根据是:校园吵闹,孩子晚上睡不安稳,空气没有南湖清新,不利孩子成长。女儿女婿妥协,他们只好每天用车接送孩子上学。刚读小学一年级的外孙,竟然像他的教授父母一样忙碌。教育界一再呼吁:减轻学生负担,小学一年级孩子的书包,却越减越重。小外孙回到家,赶忙做几页纸的作业,然后弹钢琴。弹完琴,当我拉着他的小手走到南湖岸边散步,他就像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小囚徒,那个乐以忘忧的欢快劲,看了真令人心酸。
啊!现代人自造的牢笼,自造的心牢,连六七岁的孩子都不肯放过。我们能不向往陶渊明、刘禹锡那种生活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那种悠闲岁月,真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