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七）尊儒的利弊与大一统国家长存

有一位国内著名学者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说：“我们这代人，切身感受过‘大一统’的很多弊病。但是应该明白，如果一直没有它，我们连切身感受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整个族群很可能早就消失在地球上了。”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因为欧洲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欧洲很多古老民族并未因此而“早就消失在地球上”。但他这一段话，也确乎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尊儒有利有弊，大一统同样也有利有弊，但大一统国家将长存。

与上面提到的这位学者相反的是，也有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大加讨伐，仿佛“大一统”成了万恶之首，万恶之源。他们的理由是，欧洲没有实现“大一统”，保留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欧洲近两百年生产力飞跃发展。“欧洲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没有大一统，国家之间有竞争，政府之间有竞争。”而大一统的中国却在近两百年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成了落后挨打的对象，成了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的理由看似成立，仔细分析却是漏洞百出，因为其立足点是近两百年，而不是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考察。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秦始皇扫灭诸侯、并吞六国、一统天下以后，就废除了长期沿用的封建诸侯制度，改行郡县制度，实行由上至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自此以后，虽然后来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但是统治者对大一统的追求却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即使在冲突、交战和纷争的各方，也总是不择手段、以实现以己方为中枢的大一统为终极目标。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文化成为了中国大一统的凝合剂。自秦始皇以后，在所有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到日常生活细节，儒文化和大一统都从此挥之不去。故谭嗣同说：“两千年实行秦政治。”

大一统的核心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称号。中央之邦、中央之国称为“中国”，而中国的核心在古代被称作“王”或皇帝。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强调“王”与“大一统”的逻辑联系。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就是“王”了。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及其权力核心就有了宇宙论的基础。大一统要求 “天无二日，土（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双日当空不仅是不能想象的，更是难以接受的。大一统要求尊王攘夷，杜绝任何除“王”之外的权力中心。而“攘夷”与“平乱”是实现大一统的必经之途。政治上大一统的实现要借助征伐。征伐支撑的政治大一统是经济和文化上大一统的前提，而经济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又反过来可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 大一统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置于天子的统治之下。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只要是太阳照耀的地方，疆土都是天子的疆土，人民都是天子的子民。如大一统的总设计师秦相李斯所言：“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大一统的顽强理念，秦汉以后，造就了隋文帝、隋炀帝、唐宗宋祖、明太祖及明成祖、康熙及乾隆一代又一代雄峙之主。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景泰之治、康乾之，治的盛世。特别在唐宋之时，元明之际，中国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帝皇施行比较开明的政治，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大繁荣时期。唐朝的京都长安，北宋的京城汴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西方政界和商业人士的目光，形成了所谓“万国来朝”的强盛局面。

元末明初，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和原来做过南宋首都的临安（杭州）时，他也被中国领先世界的繁华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赞不绝口。而那时的欧洲是什么情况呢？古罗马的艺术高峰已经成了废墟，正在经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或政教合一，或教权与王权争夺领地。禁欲主义宗教剥夺了人的基本生存权力，欧洲陷于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或民族战争。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德国农民起义、三十年战争等等，用一句曾经流行的套话：欧洲人民正处在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之中。

显然，那种以为欧洲的分裂比中国的大一统优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欧洲黑暗漫长的中世纪（一般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子民，却享受着盛唐（618年～907年）、大宋（906年～1279年）相对物质财富丰富、精神生活比较自由的生活，百姓安居乐业。唐宋绝无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横行，王室贵族和平民百姓都可以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享受。专制的皇权政治其实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度空间。要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不可能“采菊东篱下”，去过自己想过的舒心适意的日子。

实际上，中国的中世纪，是文化人和所有知识分子最美好的年代。只要看看唐宋诗词和唐宋八大家的杰出文稿，唐宋时期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达到的空前的高度，就令人怀念不已。

欧洲近两百年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经济高速发展，决不是欧洲长期分裂的回报和所赠送的礼物。同样，中国近两百年的落后挨打，也决不能简单认为是中国大一统皇权政治结出的恶果和罪孽之花。欧洲的觉醒始于14世纪初，到16世纪才渐趋成熟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欧洲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后，由于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日常生活日趋世俗化的意大利诸城市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寻古、仿古和对古典学术的研究，来表述对人生的理解。这股潮流逐渐向整个西欧扩展，人文主义成为主要潮流，从而造就了如恩格斯所说的：“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直到18世纪初，经过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人性论》《人类理解力研究》和法国启蒙运动开创者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以及伏尔泰、狄德罗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鼓与呼，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面貌才为之一变，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作好思想准备。

相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熟的时期，大约正是中国明神宗（1573～1619），那个著名的万历皇帝闹小孩子脾气，与大臣们斗狠罢朝30年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的大一统王朝由盛转衰的时候。史家称“明亡，亡于万历”，明晚期的衰败，不是大一统皇权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活累了，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不幸的是，准备醖酿结束封建大一统皇权的最后一朝——大清朝，并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的哲学家思想家那样，从黑暗中世纪总结推演出闪耀人性光辉的启蒙思想和政治制度。相反，大清朝倒行逆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对外向西方列强屈膝投降，这才带来中国近两百年落后挨打的严重后果。

所以说，中国大一统皇权政治，不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大一统皇权政治，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作用，至少保证泱泱大中国没有分裂成无数小国，捍卫了五千年古老华夏文明，也捍卫了以汉族为主的华夏多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大一统之于中国，应当是利多弊少，或者说有利有弊。但是，早在孙中山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大一统皇权政治便从中国消逝了，而且永远也不能让其复辟了。

今天再搞大一统政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名号，肯定是利少弊多，有害无益。因为大一统再也不能适应现代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更违背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与生俱来的人性化要求。

儒家的大一统政治不能搞了，但是大一统国家还将永存。这并不矛盾。大一统的本质是高度一元化的秩序，建立大一统的过程是在地域、权力、政策、思想、秩序、信仰、人伦等等方面，灭“多”树“一”，再反过来以“一”强行贯穿天下的过程。实行大一统要求取缔任何对“一统”构成竞争与挑战的东西：要求消灭对手，消灭差异，以实现权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与垄断。为了一统天下，必须统一法令，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统治权不容受到批评、置疑、挑战，不容受到竞争、制约、分割，不容让渡，不容躲避；统治者不许被统治者独立、自治，不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置身于权力范围之外。对一统者的不满，即使是和平的，也被视为“犯上作乱”，因此需要使用武力来平息。一切对“大一统”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思想言论与制度、观念都在禁止之列。如此种种，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了。

大一统可以使自己民族强大，避免外族侵略和内乱，但儒家的强权统治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近两百年落后于欧洲文明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民族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这一点是中华民族的共识，但我们不能重复过去。我们呼唤新的政治管理模式。民族的历史中没有先例，我们可以向其他先进的文明学习，找出一种既能维护民族统一，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社会秩序管理模式。

也许，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复兴才是至关重要的。

2007-12-14

于金鹗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