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六）儒学——两千年大一统的凝合剂

没有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儒学，辅佐和规范历代帝皇的治国思想和行为，熏陶世世代代的华夏民族，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国家，恐怕很难延续两千多年。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所谓“礼征乐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不断发展的儒家思想，集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于一炉，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的凝合剂。

中国的大一统理念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古代的“王”和“皇”都有大、美好的意思。《广韵》解释：大也，君也，天下所法。《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说文》解释：大也。《尚书序疏》说：称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于帝也。《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

古人认为，有德行的人才能称王。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掉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为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商汤在《汤誓》里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周朝的建立也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他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叛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表明统一天下的君王，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否则你统治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中国古代正式提出“大一统”概念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人颜师古注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于一，不得自专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他的哲学思想，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在谈论国家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响亮地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同时对大一统封建皇权秩序的确立，做出了影响两千多年的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的组织保证。此后，孟子对孔子的学说又作了补充，在《梁惠王章句上》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 在《万章章句》上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春秋诸子百家以及战国以后的思想家，尽管学术思想各不相同，治理国家的理念和手段不同，但在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及大一统的皇权政治这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齐桓公的上卿（宰相）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措施：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法家的墨子也说：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秦宰相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汉书·王吉传》中称：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显然，尽管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表述各不相同，目标所指却是一致的：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哲学家们对政治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号称入世之学的儒家，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其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孔子的“德治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带领弟子在各国游学时，每到一处总是规劝君王“施仁政”。就是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和墨子的“兼爱论”，无一不是达到大一统治世的“济世良方”。同时，他们又都是各自理想的伟大的实践家，如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则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在孔孟儒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大一统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就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出身的刘邦建立大汉政权以后，他也孜孜以求，志在统一全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精神。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繁露》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元”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秦始皇相信法家，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惑于说，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想到，果真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之乱，莫衷一是以及百姓不知所措的情况吗？法家看不到的疵漏儒家看到了。秦未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终于二世而亡。董仲舒总结了这一深刻历史教训，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这种委婉言辞，提醒汉武帝。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思想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下去，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因此，治国之君掌握大一统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经过董仲舒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儒学独尊的局面。

国家的大一统，首先是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统一，而后才有疆域的统一和政令的统一。前者是决定性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儒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解决前者的问题。孔子开创的儒学，全面继承了自商周以来的学术传统，使中国古代文化的不间断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有了可靠保证。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在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中的传播，得以后世成书，用文字保留下来，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成为华夏思想文化的核心。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都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时，随之兴盛起来的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碰撞中消声匿迹，而是焕发了新的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朱熹成为古今儒学之集大成者，影响不仅达于此后中国历朝历代，还广泛影响到华语圈外的日本、东南亚各国。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在国家大一统发展进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古代出现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最终不能形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这跟他们打着罗马的旗号掌控帝国的统治者，分属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文字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也有异族入主中原掌控国家建立的元、清两朝，但外族人当了皇帝，他不可能强制推行他们的语言文字。相反，身为君主，他还得学习儒家文化，使用汉语语言文字。元、清两朝，虽然在宫廷搞过“双语”制，也就是说皇帝发布诏书、圣旨时，有蒙汉、满汉两种文字的版本。但那纯粹是官样文章，满足他们的自卑心理而已。因为蒙、满文稿走出紫禁城便成了废纸，没有老百姓认识和接受。中国的语言文字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着平稳发展状态，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而在应用范围上随历史演进不断扩展，由汉族地区发展到少数民族地区。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构字和字义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即所谓“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国自三皇五帝晚期，便基本上统一了文字。到汉武统一华夏以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中国的几十个不同民族虽然还保持着各自不同语言，但汉语成为了普遍的交际工具，通过汉语相互交流。

孔子创立的儒学，也唯有儒学，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历代封建帝皇巩固封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学作为安邦定国的理论基础，从此儒学奠定了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儒家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在这种理想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儒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迎合了封建帝皇“君权神授”的心理，当然，百姓也能从中受益。因为儒家同时劝导帝皇要施仁政，要爱民，要实行人性化人本化的国家管理。

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跟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立国，建设民本民生的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为之努力的是要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也即孔子说的“小康”。孟子对宋句践说：“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宋句践问：“何如斯可以嚣嚣矣？”孟子回答说：“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就是要“穷不失义”，在贫困潦倒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品德操守，“修身见于世”才是真君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科举取士的考试，是在大一统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大一统政权用科举考试来垄断官员的来源，培养为大一统服务的统治工具。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还是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称为科举考试。隋文帝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吏、三吏、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王安石改用经义，也就是以引伸解释“六经”经义取士。元、明、清三朝沿用此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举考试制度。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度废止八股，变法失败后复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通过科举，使儒学得到官方一以贯之的提倡和推广 。历代生员读的是孔孟之书，知识精英阶层称之为儒生。儒生研究和剖析孔孟之学的学术著作连篇累牍，汗牛充栋，像西方的《圣经》一样普及到华夏民族的血液中，成为大一统皇权政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通过科举选拔的各级官员，大都是孔子门生。他们实行孔子的治国方略和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使“春秋大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微言大义政治纲领，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环视全球，“大一统”皇权政治显然是中国一大特色。“大一统”在疆域统一方面总是维持了动态平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交替，轮回往复。而在权力垄断上则不断拓展深化，诸侯封建太危险，设郡县、削藩国。每次分裂之后总是顽强地重新统一，并逐渐形成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专制集权制度。洋人对此自愧弗如，困惑不已。因为在东西方历史上，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建立，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相比之下，欧洲的“大一统”，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极少变成政治现实。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在历史上同样怀抱着“大一统”的观念，但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确实值得深思。原因何在？盖因为西方没有大一统凝合剂的儒学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