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收获台湾是康熙的盛世之举

大清朝皇权巩固，康熙重用汉臣，继熊履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后，初设南书房，将江南桐城进士张英首选入值，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张英后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儿子张廷玉历任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康、雍、乾三朝宰相。而满宰相明珠、索额图等相继落马。在汉大臣、理学家李光地蜡丸密报郑经进据泉州，保举施琅解放台湾时，康熙果断出兵收获台湾，乃是康熙大帝的盛世之举。

台湾古称夷州，很早就和中国大一统国家有密切联系。《三国志·孙权传》载，吴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求夷州及澶州……但得夷州数千人还。”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明确记载的，大陆人民与台湾大规模接触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对当时台湾的社会情况有生动翔实的描写。

到了隋代，称台湾为流求。《隋书·流求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为使者，渡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也一同前往，到了台湾。因语言不通，只带了一个当地土著人回来。第二年，隋炀帝再次派朱宽到流求“抚慰”，并“取其布甲而还”。到大业六年，虎贲中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出发，途经高华屿、奎辟屿（今属澎湖）到达流求。陈稜等人“抚慰”当地居民，当地人初见船舰以为是商旅，经常来到军营与之贸易。这说明早在隋代，大陆与台湾就有了贸易往来。

台湾进入中国大一统封建皇朝的行政区域，早在宋朝就开始了。北宋以来，由大陆移居台湾、澎湖的人越来越多。大陆与台湾、澎湖之间，每年有几十艘船只往来穿梭，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更紧密了。到南宋时期，澎湖甚至被称为“泉州外府”。南宋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中说：“泉（即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江县。”说明澎湖当时已成为南宋行政区划中的一员。到元朝至正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廷在澎湖岛上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的同安县。

明朝初年，明朝廷与琉球中山王确立了臣属关系，也就是中山王每年向明朝廷朝贡以示尊重。历史上为了区别台湾曾经有过琉球的称呼，通常称中山王的琉球为大琉球，称台湾为小琉球。当时台湾还有鸡笼、北港、东蕃等称谓。正式以台湾相称，是明朝末年的事情了，而且开始仅指台南一隅之地。直到后来设立台湾府，台湾才成为台湾岛以及所属系列岛屿的整体名称。

明末清初，荷兰殖民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将魔爪伸进了台湾。他们先在安平地方筑赤嵌城（又名热兰遮城），又在台南筑赤嵌楼，中国人称红毛楼。接着，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港（今基隆），筑鸡笼城；又占领淡水，筑淡水城。清崇德六年（1642年），荷兰殖民者打败了占据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占领了整个台湾岛。自此，台湾沦为外国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之久。

明清交际，忠于明王朝坚持抗清自称招讨大元帅的郑成功，联合张名振、张煌言，多次出击浙闽粤沿海清军。南明永历政权封他为延平郡王。永历十六年，他与张煌言联师北伐，自崇明溯江西上，据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曾一度震动东南。后因未采纳张煌言的建议，孤军深入，兵力分散，被清军击败，退回沿海。永历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统帅二万五千大军，战船百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三十日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郑成功致荷兰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说：“台湾省，早为中国人民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汝归。”这充分表明了郑成功收获台湾的决心。但荷兰侵略者妄图据险顽抗，郑成功遂命大军将赤嵌城团团包围，一连围困了八个多月，城内水断粮绝，揆一只得扯起白旗，宣布投降。

郑成功收获台湾后，将台湾改名为东都，设承天府，北路一带设天兴县，南路一带置万年县，在澎湖设安抚司。他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军屯，又大力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久，郑成功病死，由他儿子郑经继承。郑成功收复和经营台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此举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了台湾的开发。郑成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死后，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位，他凭借台湾，长期抗清。为了打击郑氏政权，清朝实行沿海迁界，强制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这使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在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限期三天迁离故土。迁的时候，为“无资寇用”，烧掉房子草木，致使百姓颠沛流离，沿海居民差不多死了一半。史载：“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海岸封锁也阻挡不了两岸的联系。

消灭台湾岛内明政权的残余势力，始终是康熙帝的一大心病。康熙派姚启胜担任福建总督领兵部尚书衔（相当于今国防部长）。康熙是平台的真正决策者，姚启圣是平台的策划者，全权负责平台事务。康熙曾多次招抚，出于客观强弱形势，台湾郑氏不得不与清廷谈判，与之周旋。最后谈判破裂的原因是郑经不愿意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坚持要求保留福建厦门附近的海澄为郑氏属地，保留台湾在大陆附近岛屿的存在。这是一条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纽带。郑经是郑成功的继承人，即便是触怒强敌，他也不放弃在大陆的据点，保留重返大陆的希望，“无堕先王之志”。因为郑氏政权到最后也决不肯割断与大陆的联系，这才让康熙如鲠在喉，最终下定消灭郑氏政权的决心。

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突然病故，台湾岛内部发生内讧。由于姚启圣的举荐，康熙决定起用从台湾投降过来的施琅。施琅曾是郑成功的得意爱将，后来背郑降清。康熙命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施琅两次率兵出海，均遭遇台风，无功而返，朝内一些大臣对他产生怀疑。二十二年，康熙力排众议，仍然对施琅委以军政全权。施琅终不负圣恩，取得海战大捷。当时郑氏家族在台湾已历三代，正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当政。郑克塽战败投降后，台湾收归清朝所有，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派兵戍守。至此，大清终于统一了台湾。

在统一台湾的海战中，福建总督领兵部尚书衔姚启圣发挥了关键作用。姚启圣主张平台20 余年，没有他的后勤支援和行政上提供方便，施琅也难以奏效。况且，施琅前有叛明底案，后有平台首功，半斤八两，难分伯仲。由于施琅身为汉人，按中华传统道德，他的忠节难说。要说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还是明朝的郑成功，因为他是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台湾。而清朝廷的收获台湾，只不过是从前明政权的手中夺回台湾的统治权，是一场中国改朝换代的内战。施琅原本是明政权郑成功手下的部将，他背叛郑氏家族投降清廷，再为清政权去攻打台湾，因此只能说他帮助清王朝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而不能说他是民族英雄。

如果说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的大元、大清帝国，是北方少数民族对大汉民族的侵略和殖民，那也是不妥的。因为蒙古族、满族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你汉族老大可以建立王朝，他老二、老三何尝不可以建立王朝？历代汉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开明君主有过抚慰，有过和亲，而残暴的皇帝对少数民族也有过镇压和血腥屠杀。所以元、清两代开国之初，对汉族人中的反抗势力甚至普通百姓有过镇压，有过强制性的为满足统治者自卑心理的过火行动，也是情理中之事，不必大惊小怪。唐太宗命李靖西征突厥，也是杀人如麻。战争是杀人机器，在夺取政权或开拓疆土的战争中杀人，似乎难以避免。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怎样统治国家和人民，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战争用暴力的手段统治百姓，还是如孔子所说施仁政，像康熙一样让子民百姓休养生息。

康熙收获台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灭前明政权在台湾的残余势力，让大清王朝一统江山。台湾的明政权郑克塽投降后，由于当时台湾人烟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土著人社会非常落后，所以攻下台湾后，是放弃还是驻守，曾引出一番争执。多数廷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无关紧要”，“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纹身之蕃，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建议“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20万军民悉数迁徙大陆。就连一向支持施琅攻台的大学士李光地也主张“弃其地与红毛”，“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康熙也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这足以说明康熙平台的真正目的。

台湾在荷兰人人侵之前，已有汉人来居住。清初虽颁布有禁海令，由于或紧或张，难阻偷渡者外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同时采纳水师提督施琅的建议，渡台人民须领“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并征得台湾防海同知认可，始可放行，且均不准携带家眷。又以“粤地屡为海盗渊丛”为由，禁止潮、惠人来台。此禁令维持将近100年才解除，当时正值移民风潮最盛之际，此举曾严重影响潮、惠两府的客家人迁台。不过闽西、闽南及广东嘉应州四县的大量客家人，仍按照规定，顺官道而来。康熙三十五年施琅死后，禁令渐松弛，粤籍客家人冒险偷渡来台者，为数众多。古氏一姓迁台就有200多户，对台湾的开发和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

施琅攻下台湾后，成为台湾、福建最大的贪官污吏。他夺占田产收入几乎占据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日本侵占台湾。他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解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施琅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施琅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自己发布的上谕中说，“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直到同治年间，根据大臣沈葆桢的建议，才彻底取消施琅这一掠夺性的规定。

康熙收获台湾对满清王朝的大一统无疑是有利的，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海洋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早在明朝中期，就达到了“穷洋竟同闹市”的海洋贸易繁荣局面。明朝末年的中国，来华的传教士们无不惊叹手工业的发展，“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曾德昭《大中国志》）宋应星在他的书里记载了各种火器的制造方法，西班牙人门多萨对此的评论是：“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明朝末年，思想家吕留良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反映了当时朝政的现实，“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吕留良《四书讲义》）后来的黄宗羲说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为君。”（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说明到了明朝中晚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适应生产关系的思想文化也有了长足进步。

对康熙朝的收获台湾和海禁政策，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这对大一统是有利的，对国家发展是不利的。清王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了200余年的大炮。清政权消灭台湾郑氏政权，把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摧毁了东南沿海强大的造船技术，也摧毁了海上贸易。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影响蔓延到了两三百年之后。清朝廷把郑成功从殖民者手里收复的台湾郑氏政权称之为“海贼”，可清廷对中国沿海经济的破坏比所谓“海贼”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