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六）大一统的王朝最怕皇帝疲惫

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大一统王朝，皇帝是万民之主。如果主政的帝王能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兢兢业业，必定出现江山永固、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盛世。否则，如果皇帝无才无德，或虽有才而身心疲惫，罢工罢朝，只知道四处游幸拈花惹草、荒淫无度，王朝的统一就岌岌可危，百姓也跟着遭殃。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救。”仿佛是朱家的基因发生变异，自从强梁的成祖朱棣以后，朱家龙种一代不如一代。到宣宗朝刚出现“仁宣之治”，却不料因“偷桃换李”废了皇后，大治盛世也就虎头蛇尾，宣宗最后中铅毒而死。历史学家应该向基因学家学习，从朱棣或者他父亲太祖朱元璋、儿子仁宗朱高炽的身上，弄一根头发，或一片指甲，在基因学家指导下切开DNA链条，仔细查一查，朱氏家族在遗传基因也就是“链条”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活了71岁，敢于篡位叫板的朱棣也活了65岁，然而从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开始便一代不如一代。仁宗朱高炽只活到47岁，就病亡了。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只活到38岁，就因病一命呜呼。朱瞻基的儿子英宗朱祁镇又减了一岁，37岁病死。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代宗朱祁钰，在兄长做了蒙古人瓦刺的俘虏后，小弟临危受命，顶起破斗笠，结果被人勒死，只活29年。

这一代不如一代中，总有个原因啊！是DNA链条上发生了变异，还是朱棣在和千恩万爱的徐皇后干那个事儿的时候，心里负担太重，而使精卵结合得不够好，阴阳易位。后一种假设不太可能。因为开始寿短的宣宗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朱棣还是燕王，还没“靖难”，不可能有心理负担。那晚上朱棣作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在古代，大圭象征着皇权，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他继承一统江山。朱棣醒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降生了。朱棣意识到梦中的情景，也许正映证在刚出生的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家伙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特地为这刚出世的长孙取名“瞻基”——含有瞻望祖宗“基业”的意思。永乐九年，瞻基被立为皇太孙。

朱棣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与此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年间中后期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皇太孙瞻基带在身边，上山下乡经风雨见世面，让他学习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深入了解农家的艰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炼红心，让他以后做一位爱民的好皇帝，做人民的好公仆。朱棣对皇孙的精心教导，对朱瞻基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瞻基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瞻基的叔叔、朱高炽的弟弟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朱棣在榆木川战场英勇“病死”后，在皇祖父近臣的帮助下，最终使父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坐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

27岁的朱瞻基当时正在南京，立即动身北归。沿途听说皇叔汉王朱高煦要在半途截杀他，自立为帝。左右都劝他整顿兵马以作防范。朱瞻基说：“君父在上，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依然轻身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来得及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侄子朱瞻基会来得如此之迅疾。回到北京之后，朱瞻基一面妥善处理父皇的后事，一面加紧北京城九门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年号为宣德，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帝王生涯。

朱高煦，这又是一个“反王”。他的血管里流着父亲朱棣一样野心勃勃不安本分的鲜血，但和他父亲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成功。因为他父亲有了成功的经验，断不会容许他的儿子依样画葫芦“克隆”自己成功。

明朝有过四次宗藩叛乱，即建文时期的燕王靖难之役，宣宗朝的汉王高煦，武宗朝的安化王和宁王之叛。其中宣德元年汉王高煦叛乱,为宣宗御驾亲征平息。对此正史、野史不乏记载，然而我们认真分析，还是有不少疑虑：明代宗室“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其地其民，均统辖于朝廷官吏。因此，宗藩反叛，必先叛乱于地方，杀戮朝廷军兵及官吏。燕王朱棣举兵造反，就是先谋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安化王叛乱于宁夏，同样杀总兵官姜汉、太监李增和邓广，杀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指挥杨忠和大理少卿周束等，还肆意焚烧官府，释放囚徒。宁王在江西叛乱，杀巡抚都御史孙遂以及副使许逵,执朝廷官吏多人下狱。

史载：朱高煦起兵作乱，失败被囚，宣宗探监他还死不改悔，口口声声要杀了瞻基这个坏侄子。于是大侄子皇帝把他罩在一口大铁钟底下（当然不会是永乐大钟，那有几十吨），然后用火烧，结果就这样烧成了焖烧鸡。可是有的史家怀疑明史中的记载，因为朱高煦起兵仓促，而且没打就投降了。当时虽然没有联合国不准虐待俘虏的啥子公约，但按常理也不会这样做。同是大侄子，一个朱允炆放火自焚，一个朱瞻基用火焖死想篡位的叔叔，明朝的历史如此巧合，在地上画一个圆，从起点出发，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侄子朱瞻基为侄子朱允炆复了仇，他们相隔只有两代。

宣德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与宣宗本人当然脱不了干系。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那就是斗蟋蟀（促织），爱吃朝鲜豆腐，因此被戏称为“促织天子”“豆腐皇帝”。宣宗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不悟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深受内宫敬重的不可多得好皇后，唯一遗憾是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

宣宗皇帝的子嗣不旺，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她收养了一个无名小宫女与皇帝野合生下的儿子，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英宗朱祁镇。宣宗朱瞻基死后，由他的长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天顺，庙号英宗。

朱祁镇虽然是宣宗长子，前面讲了他不是正宫胡皇后所生，而是一个不知名的宫女的私生子。这样一个宫女的孩子，在9岁时就被扶上了皇帝的宝座。朱祁镇继位初期，由“三杨”及张辅等人辅政，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他年幼贪玩而又宠信太监王振，随着皇太后、仁宣二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后宫宦官势力急剧上升。大太监王振开始擅权，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激起了叶宗留、邓茂七等人的起义。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也是最倒霉的一位君主。

他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属羊，仿佛出生之日就铸定了他的命运，他是一头任人宰割的绵羊。他9岁登极， 14年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部的也先所俘，他是第一个做了俘虏的明朝皇帝。做俘虏简直丢了朱家八辈子人，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言官群情激奋，请求诛杀王振全族。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

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揪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专权七年的王振宦官集团就此覆灭。土木之变，标志着大明朝宦官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本来朱祁钰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的生活。先是奉命在英宗御驾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年纪太小，国无长君，他被于谦一伙大臣推上了前台。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朱祁钰却推辞不就。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大明社稷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不再避让。恰在此时，做了瓦刺俘虏的英宗朱祁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从王朝的命运考虑，也许以为朝廷有了新皇帝，瓦刺也先就不会将他作为一个重要磕码，早一日将他释放回来——于是，他秘密派信使回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九月初六，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朱祁钰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尊奉英宗为太上皇，仍以朱见深为太子。

景帝朱祁钰登极于四面楚歌之时，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在他正式登基称帝以后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他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京城保卫战。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训练新军，并放出因战败而囚禁的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

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军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 景帝朱祁钰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这一最惨烈的恶仗。

然而，朱祁钰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朱祁钰坐稳帝位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太上皇回京，生怕影响自己的地位。英宗被瓦刺放回来后，朱祁钰派人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着深深的“出身情结”，他的生母是汉王朱高煦的宫女，不仅出身卑贱，而又有被诛杀的汉王家室的牵连。如果此事被传扬开去，大臣们知道了他出身的底细，不仅他的皇帝做不成，还要牵连生母吴氏，下连儿子见济。况且，他在迎回太上皇的过程中，已经得罪了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长朱祁镇，一旦兄长朱祁镇复辟或皇太子见深登极，后果不堪设想。

幽禁在南宫的太上皇兄长，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使朱祁钰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他翻来覆去地想：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要让儿子见济取代英宗的太子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才能永保自己这条龙脉的安宁。这才有那场废立太子的闹剧。英宗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废，次年，新太子朱见济夭亡，这似乎给太上皇朱祁镇带来一线希望。但随后，上书要求复皇储的官员均被下执，礼部侍郎章纶和御史钟同，因此被视为南宫同党，杖责而死。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朱祁镇听到这个消息，真不知作何感想！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敌的也先得胜后还能够礼遇自己，并护送南归。虽然有他的政治企图，但也算仁至义尽。而自己的同胞兄弟不仅占据了皇位，还对自己处处提防，严密监视，并且废了自己的儿子见深的太子，绝了自己的后望。谁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外敌，还是兄弟？谁是忠臣？朱祁镇不仅很难弄清谁是对手的问题，在谁是朋友，或者说谁是可仰仗的忠臣的问题上，也时时陷入迷茫。结果他的朋友发动了南宫之变。

南宫复辟的英宗朱祁镇，同样犯了大错，还因此欠下了一笔历史血债！这血债用血铸成了八个血淋淋的大字：“忘恩负义，斩杀功臣！”可以说，没有于谦，就没有正统之后的明朝各代历史；没有于谦，就没有朱祁镇从漠北苟活生还；没有于谦说服景帝朱祁钰以大局为重将朱祁镇迎回北京，就根本不可能有朱祁镇的复辟！何况，于谦虽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卓绝贡献，但于谦此后绝无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的行径。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年），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英宗朱祁镇砍头。

南宫复辟，一朝天子一朝臣，民族英雄于谦被杀，黑白颠倒，正义横遭蹂躏，道德受到玷污，大明气数已败，此后大明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正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所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朝的衰老和蜕化，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和“南宫复辟”，应该是界碑。

生母打入冷宫惨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大宦官培养出来的小皇帝。缺少父爱母爱的人性格乖张，贪玩寻乐，登基后竟成大明一个典型的叛逆皇帝。皇帝不能做的事他偏要做，皇帝要做的事他偏不做。正德皇帝四处游玩，将朝政尽委付宦官的时候，朝廷大臣束手无策，外地的藩王可不答应了。大明江山亦是他们的江山，将皇权玩完了他们也跟着倒霉，于是在正德五年，掀起了藩王痛击宦官的变乱。玩皇帝朱厚熙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名人，有关他的戏剧、小说、传奇不亦而足。他豹房承欢，四处巡幸，荒唐无稽，留下无数风流韵事。游戏一生、叛逆一世的朱厚照在游戏中死去。

玩皇帝死了，无子嗣接班，要兄弟马拉松赛跑来皇宫竟聘上岗。由于相互提防，身在湖北钟祥的小献王朱厚熜听信方士巧计，坐囚车千里迢迢颠颠簸簸赶来京城做皇帝，这就是嘉靖皇帝。嘉靖有爱民之心，且是个鹰鹫强悍之主。与大臣斗了十多年，精神疲惫，转而迷信道术，委政于大奸臣严嵩父子，惹官怒民怨。参劾奸相的折子皇帝置之不理，严嵩当政十几年，朝廷贪腐成风，百姓怨声载道，啼饥号寒，受到巨大的伤害。嘉靖一朝延续45年，本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很有希望中兴的王朝。然而嘉靖皇帝不用人才却用奸臣，到嘉靖晚期，民生凋敝，危机四伏，被大清官海瑞一疏骂得神魂出窍，猛醒过来已经晚了，大明的家业散了，徒留“嘉靖家尽”的民谣。

隆庆皇帝朱载垕的父亲嘉靖皇帝在位40多年，和大臣们因为认谁当老爸的问题闹情绪，20多年不上朝，忙着写青词、炼仙丹。他儿子万历皇帝也在位40多年，和大臣们因为立谁当太子闹情绪，也有20多年不上朝，忙着在后宫和嫔妃谈情说爱，再争取点家用经费，搞点求神拜佛的事。隆庆皇帝夹在“坐位”最长的老爸和儿子之间，在位时间之短在明代是倒数第四。排在他后面的都是绝对有故事的主：建文皇帝，以靖难之变的离奇消失成为历史之谜；仁宗朱高炽，以储君之争史家不能不提他；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年，从国本之争到明宫三大奇案，活得着实精彩而又悲凉。唯有执政6年的隆庆皇帝朱载垕，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不该管的他从来不会去管，要他管的他也不会像他老爸和宝贝儿子那样和大臣赌气不管。

自从大伯正德皇帝玩掉了皇帝的尊严，惯坏了朝廷，到他手上，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来完成。皇帝成了摆设，成为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丢到一边，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政事，否则有成为暴君的危险。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拿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希望皇帝出来为某一方面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比如他的伯父正德爷，在祖母去世时因广场下雨积水，好心地要大臣们免于跪拜，结果反而被大臣们抓住“不孝”二字，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所以在明代中晚期，皇帝当得是很窝囊的。

朱载垕给自己定位非常合适，他仿佛已从明晚期的麻木疲惫中惊醒，想要有所作为。他为父皇时代被定罪的大清官海瑞和所有错案受害的官吏平反，同时启用徐阶、高拱、张居正为宰辅，颇有中兴之相。然而他活得太短，一切都来不及做，就突然驾崩了。他的儿子朱翊钧，天分极高且从小受到张居正等严师教辅，登基为万历皇帝，本应大有作为。可是皇权受到相权的严重挑战，他想要立的太子受到大臣们强烈反对，宰相们用“祖制”钳制他，连他的爱情都受到干涉。皇帝没有权威了，他一气之下干脆撂了皇帝的挑子，30年不上朝理政，或闭关修道，或让近臣宦官为他没当上太子的宝贝儿子聚敛钱财，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皇帝不理政，一代名相张居正雄心勃勃搞第二次土地革命，妄图挽救已是百孔千疮的大明朝。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场持续10年的革命注定要失败。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张居正死后，竟被万历皇帝开棺戮尸。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忠，罔上负恩，谋图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万历这份诏书，在张居正抄家以后补发，史称其籍没地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那也十分可观了。

《天水冰山录》记严嵩籍没财产清单之后，附“籍没张居正数”，仅金银器皿首饰就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万历皇帝看了抄没张居正的调查报告，心里滴血。好家伙，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居然欺侮我朱翊钧年纪小，不懂政治，你将我架空起来以首辅之名，大干贪贿纳财之事。你以帝师名义教给朕的那些仁义道德，原来都是骗人的把戏，要求别人实行——甚至是皇帝，而你自己可以不实行，还有什么崇高理想可言？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打击，这样的信仰颠覆是最彻底的颠覆。

万历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在立太子问题上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万历帝的这种无奈之举，正说明了朝廷的日暮途穷。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14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17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

明朝的社会矛盾在聚集，在激化。而这个王朝的主宰，挑担主要责任的皇帝，却一代不如一代。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王朝里，皇帝是万民之主。如果主政的帝王能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兢兢业业，必定出现江山永固、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盛世。而到了晚明时期，皇帝要么是无才无德，要么就身心疲惫，罢工罢朝，荒淫无度，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百姓也跟着遭殃。这个大一统王朝，似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末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