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篡位的朱棣是又一盛世枭雄

历史上不是所有政变、篡位都是可怕的、反动的。李世民、朱棣对皇权政治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大一统历史惯性和基因发展的挑战。贞观盛世和永乐盛世的出现，向历史证明皇帝不是只有长子才能做。长子如若软弱无能，就是册立为了皇太子，也可以造反、篡位夺权。在封建帝王时代，让强悍之主登上皇位，把国家带向大一统繁荣盛世，又何乐而不为？

弄不清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为什么一定要把皇位传给懦弱的皇长孙朱允炆，而不传给他的明显比所有儿孙都要强悍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也许这位开国皇帝受中国皇权观念影响太深，恪守“立长不立幼”的正统观念。朱元璋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既然要让皇太孙允炆继位，就应该为他留下可靠且有干才的顾命大臣，特别是开边武将，不该在晚年滥杀名将功臣；二是明知老四燕王棣要造反，他生前为什么不采取防患措施，却消极地给皇长孙建文帝留下“逃生”的锦囊，这实在可笑。

根据太祖皇帝遗诏，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建文，史称建文皇帝。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最顺利不过了。像朱元璋这样死后六天就安葬的，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按照刘伯温给他选定的陵址，六天后安葬在紫金山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朱允炆16岁被立皇太孙，21岁即位。他虽然年轻，但从小受到宋濂、刘伯温等明初大儒的影响和教诲，信奉儒家以仁义治国的那套学说。他即位之初，就委派几位儒家大臣共同处理国政，改变了太祖时期大权独揽的专政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洪武朝遗留下来的严密的高压政策。接着，他又重新审查《大明律》，改变严酷的刑法，推行礼教，并且纠正了许多洪武年间的冤案、错案，赦免许多被流放的官员回京，还大量录用被杀的官员子弟。跟着，他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租税，赈济灾荒，下诏优养老人，命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并限制僧道占田亩数，将田均分给平民。他还一反洪武时期抑制江浙的规定，减免江浙田赋，录用江浙人为户部官。

建文帝来势很好，看起来是个年轻有为的“改革派”皇帝。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淳厚。一时间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不闭户，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这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大肆杀戮造成的恐怖气氛之后，短时间就能出现如此升平景象，这不能不说是国家和庶民百姓的福气。然而，建文帝“板凳”还没坐热，由于太祖“分封诸王”留下的麻烦，致使朱允炆一上台就面临诸王谋反的危险。当时，秦王、晋王都已死去，实力最雄厚的燕王朱棣对朝廷威胁最大。建文帝接受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削藩的建议，匆匆忙忙与大臣们商讨如何处置藩王问题。先后废除周王、岷王、齐王、代王为庶人，降旨严厉申斥湘王，使湘王阖宫自焚，进而下令不准亲王节制文武吏士。当然，削王之举皆有不法事实被告发，似乎名正言顺。结果，燕王就在建文元年七月，以讨伐齐、黄“清君侧”为名，在北平起兵反叛，号称“靖难之师”。事实证明，建文帝及其谋臣们的削藩顺序及方法错了。

朱允炆不能不钦佩太祖高皇帝的英明和高瞻远瞩。太祖临终时，特地把朱允炆和驸马都尉梅殷叫到床前，嘱咐后事，指出燕王不可不虑，真是一针见血呀。现在燕王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太祖能制他，却又撒手去了。如今燕王不听令，该怎么办？当时朝廷文官势力比燕王强大，能够调用的军队远远超过燕王，但是能够总揽全军指挥作战打仗的帅才，都被太祖杀光了。再加上朱允炆遵循儒家孝悌仁慈之德，加上柔弱的性格使他迟疑不决。他曾对出征的将领们说：“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仁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必体此朕意，无使让朕负杀叔父之名。”这是虎豹与绵羊的对垒，燕王朱棣比虎豹还要骁悍，偏偏碰上像绵羊一样优柔寡断的侄子皇帝朱允炆，这场搏杀一开始就铸定了结局。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五，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于北平。朝廷军队的北平防线迅速土崩瓦解，消息传到南京皇宫，建文帝立即在御膳房召见大臣商议对策。先是派开国元勋老将长兴侯耿炳文，率30万大军北上。八月十二日进驻真定，结果被燕军打败。随后派太祖外甥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率师50万北伐。据说燕王听到是派李景隆带大军来征战时，高兴异常。因为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简直就是给自己送军队来了，带的军队越多越好。他知道李景隆是赵恬式的人物，于是他就采用看似冒险的战术，在50万南军北上之际，东援永平，击退辽东的朝廷军；并顺势突袭大宁，挟持宁王，得蒙古骑兵劲旅然后才从容回师北平。此时李景隆已经围城。燕王在京郊大败南军，李景隆率南军逃到了德州，北平解围。

燕王取得了北平保卫战的胜利。

建文二年（1400年），在白沟河发生了燕军与南军主力会战的恶战，南军再次失利。建文三年三月，夹河大战（夹河乃漳水支流，今河北武邑南），燕军再次击败南军。建文四年四月，燕王攻打灵璧，遇南军将帅徐辉祖顽强抵抗。朱允炆偏听偏信，临阵易将，把徐辉祖调回。结果南军士气随之瓦解，降者数万人，燕军大胜。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役，燕军从此乘胜南下，势如破竹。同年五月，燕军渡过长江，兵临京城。京城内一片恐慌，两位丞相齐泰、黄子澄借募兵为名，离开京城奔往广德、苏州。左都督徐增寿密谋私通朱棣作为内应，被朱允炆察知，亲手处死。六月十三日燕兵入南京城。靖难之役终以燕王的胜利而告结束。

《明史· 恭閔帝本纪》记载，在燕军攻入皇城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死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总之，建文帝朱允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留下一大历史疑谜。朱允炆没有了，建文一朝结束。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在南京登基，成为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年号永乐。

永乐帝朱棣有本事篡位，就有本事开创出永乐盛世，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类的雄强之主，李世民屠兄杀弟，而后开创了贞观盛世。朱棣他没有直接杀死他的侄子朱允炆，同样开创了永乐盛世。然而，历史在大歌大颂唐太宗李世民的同时，却对明成祖朱棣多有非议。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同情弱者，朱允炆并不像李世民的兄长太子李承乾和弟弟李元吉那样强悍，扬言要除掉秦王李世民。这位皇帝处处表现出他对四叔朱棣的宽容和退让，他赚到了后人对他同情的眼泪。

然而，对巩固大明皇朝大一统政权来说，朱棣篡位是有功无罪，至少是功大于过。朱棣是明代历史上最有建树的皇帝。他接过削藩政策，正式建立内阁制度。他迁都北京，使北京成为此后明、清两代政治经济中心，其影响直达今天。在大明朝，北京还成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前沿阵地和指挥部。他五次率军北征，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使满族人的强大发展趋势延缓了一两百年。也就是说，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仅仅给朱棣提供了一个施展身手的舞台，而朱棣开创的永乐盛世，他对东北满族发展的抑制，却对大明朝两百余年大一统提供了可能。

历史上不是所有政变、篡位都是可怕的、反动的。李世民、朱棣对皇权政治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大一统历史惯性和基因发展的挑战。贞观盛世和永乐盛世的出现，向历史证明皇帝不是只有长子才能做。长子如若软弱无能，就是册立为了皇太子，也可以造反、篡位夺权。在封建帝王时代，让强悍之主登上皇位，把国家带向大一统繁荣盛世，又何乐而不为？总比让窝囊的皇太子继位，将国家弄得一塌糊涂要好。如若赵匡胤不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柴世宗年幼的皇太子，就不可能出现大一统的宋朝。历史也可能在五代混乱贫弱中再蹉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由于朱元璋的一时糊涂，使他本应做皇帝的第四子朱棣，未能名正言顺登基，而采取靖难夺位的特殊手段。这给朱棣留下了刻骨的内伤，使他在登基做皇帝的道路上和当上皇帝以后，始终被靖难夺位的阴影笼罩着，挥之不去。这给朱棣增加了多少工作难道和精神负担，分散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朱棣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创出永乐盛世，更可以看出他的非凡才能和忍辱负重的可贵。

朱棣以祖制维护者的面貌出现，登基以后便着力恢复祖制，“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建文年间被废亲王王位，一律恢复并大量赏赐，以拉拢皇室人心，然而却剥夺了他们的军权，亲王成了摆设。接着重新推行《大明律》，设诏狱，设特务组织东厂，使用宦官侦缉查访密谋反叛、言语不服的大奸大恶之徒。这是巩固王朝政权的杀手锏。朱棣接着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诏令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组织近一万人的浩大编辑队伍，编撰《永乐大典》；二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规模空前庞大的船队下南洋、西洋，昭显大明的国力；三是在北平元大都东北大兴土木，修建史无前例的新皇宫。

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便要翰林侍讲学士解缙，以《韵府群玉》《回溪史韵》二书为例，采集各书所载事物，按类编排，而统之以韵。解缙等在第二年十一月完成编纂进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后来，朱棣认为此书所收录事物多有遗漏，又责令解缙与智囊姚广孝、刘季篪等重新编辑，并专门任命王景、王达等5人为总裁，邹辑、梁潜等20人为副总裁，陈济等为都总裁，征调中外史官和各方文学之士为纂修，选书法颇好的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为缮写，由光禄寺供应，最后集中编撰人员多达9669人。同时，还分别派官员前往全国各地，搜求遗书，以备收录。

最后历时五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一月修成，朱棣亲自为此书写序，改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亦是为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朱棣编这部大型类书的初衷，是为了张扬他的文治精神，洗濯他“靖难之役”的不良印象。朱棣无疑是抓意识形态的高手，修典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张显他的文治精神，用笔杆子洗刷他的负面记忆；一是用修典笼络知识分子，让秀才为他的新朝卖力。他的目的达到了，《永乐大典》不仅成为当朝知识界的盛事，凡是参与“大典”编修的人都感到无比骄傲自豪。《永乐大典》所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文献之丰富，空前绝后，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宝，也成了世界各国求之不得的馆藏。

朱棣表现出一个才智过人、心思缜密的策略家的气魄。他取得皇位后，经过短时期一番动荡，励精图治，大明的天下很快安稳下来。开国皇帝的文治武功，已经给明朝的繁荣和兴盛做好了准备。永乐朝，每年输往京师的米粟达数百万石，府县仓库充实，国力已相当富足。朱棣想树立大国形象，期望在海外有所作为，十分重视船队建设。史料记载：1420年时的明朝海军拥有各类大小舰船3800多艘，其中较大型主力舰船400多艘，巡逻舰1300多艘，还有众多的补给船，堪称当时世界上头号海上强国。这使朱棣有了足够的力量组织大规模的远航，大开海禁实行对外开放，同亚非各国开展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就是他一系列手段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来有很多说法。最主流的史学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外交，建立和邻邦的友好关系。但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朱棣在“靖难之役”后为了绝后患，派郑和寻找在“靖难之役”中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另一些学者根据《郑和传》中的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耀兵”，“不服，则以武慑之”。但也附带有寻找建文帝的任务，总的看来，郑和下西洋，是为清除海上干扰（包括寻觅建文帝及其余部、海盗、倭寇以及其他势力），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保证中国有一个和平环境，以达国泰民安的内政目标。戴裔煊所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说，自郑和下西洋以后，到明代中晚期，海禁一开，远至葡萄牙、法兰西都与中国有了海上贸易交往。远航南洋，不但促成了南洋地区的开发与开化，也使郑和博得了后世梁启超先生的歌功颂德：“伟哉郑和”“壮哉郑和”，造就了郑和这位伟大航海家。

然而，随着一次又一次远航，郑和回来报告，始终不见朱允炆的踪影。这位另有远大志向的三宝太监郑和，有了新的说法，郑和一再呈奏，认为耀兵于异邦可以“国收其利，权而自操之”，初期寻找宿敌建文帝的动机渐渐冷却，后期的朱棣则明显是为了实现其开疆拓土的野心。元朝广通四海后眼界开阔，而到了明初，西向的贸易之路被蒙古人帖木尔阻绝，失去了经济来源，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海上出路。前代元朝幅员辽阔，也在一定程度激发了朱棣、郑和下西洋，现在宣称为显示明王朝的皇恩浩荡，实际上郑和出行，是带重兵准备搞“绥靖”的。朱棣自知得位不正，为了造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世，他需要以“文治武功”来树立权威，巩固统治。

郑和下西洋，是典型的大棒加胡萝卜。对南洋小国敢于忤逆者，明王朝可谓武功卓绝；对友好称臣的，明皇赏赐有加。南洋各国华侨，从郑和的船队找到了自尊，更有的为郑和塑像以为保佑。明王朝挟推翻蒙元之磅礴气势，自认为“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史·敖英传》）。实质上，明王朝是建立在蒙元自身贪婪腐败而瓦解的基础上的，国力并非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形势逼迫他们只能下海另辟蹊径，去寻求良马宝刀、瓜果珍禽和珍奇异宝。那些主动或被动来朝的南洋小国，也仅仅是看在金钱的面上，到中国换得钱财，进贡之事偶一为之，此后再没有了音信。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外交经费耗银六百余万两。明史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梁章钜在《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中，详细记载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获：永乐三年六月第一次，“献所俘三佛齐酋长，戮之”；永乐六年九月第二次，“再驶往锡兰山，截破其城，擒其王……赦不诛，释归国”；永乐十年十一月第三次，“再驶往苏门答喇，擒其伪王，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永乐十四年第四次，“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谴使朝贡”；永乐十九年春第五次；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第六次，“冬还，成祖已宴驾”。最后两次似乎都没有多大收获。永乐皇帝朱棣看不到第七次下西洋，就一命呜呼了。第七次推迟到了宣德年间。

郑和下西洋真正的意义，在于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促进了中国向海外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形成海外华人社会。东南亚华侨华人普遍崇拜郑和并把这种崇拜延续至今。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前后有12万多人参与其事。当时就有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出去，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如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归来时人数就少了6000多人。显然有部分人成了“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郑和下西洋还有它悠久的后续效应，打通了海外通道，开辟了多条航线，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聚居而形成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说：“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

郑和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当时条件下，海上船队能够运载将士之众、配备武器之精、专业人员之广、航海技术之先进及后勤补给之完善，都为郑和下西洋搭起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但“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没有像郑和这样卓越的统帅与领航者，七次出巡南中国海，经中南半岛沿岸，穿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抵波斯湾与非洲东海岸，每次航程十余万里，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历经千难万险，而又都能平安回来，也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中国人的航海事业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结束画上了句号，阿拉伯人的航海天赋也未能结出历史硕果。而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哥伦布与麦哲伦，则摘得了世界航海史上发现新大陆、环球航行的桂冠。

西方国家把农业与商业结合，依托海洋，向外发展，较早地实现了资本转化。而中国虽也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却遭到了封建制度的重重压抑，未形成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反而慢慢地落伍了，最后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有人说，倘若朱棣能从陶醉“地大物博”自然经济中清醒过来，郑和到海外去不是进行赏赐，而是发展互惠互利贸易，开展经济交流、科技交流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一定能获得更多收获。

永乐皇帝的第三大功绩，就是修建北京城。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设，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和建筑技术的高超。明代还大规模地兴修长城，今存长城多为永乐年间重建。由于移民、军户等对郊区进行屯田垦荒，北京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除种植杂粮外，水稻的种植开始普及。京郊的园艺业发展更快。海淀一带农民以种菜为业，有的菜农还发展了“穴地笼火”种植法，在冬天也能种出新鲜蔬菜。与此同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工匠轮班来京服役，还有数万户长住工匠从南京等地搬来。全国各地能工巧匠聚集北京，促进了北京手工业的发展。其中特别是建筑、木制、凿石、烧灰、琉璃等行业，为建造北京宫殿、城垣、坛庙、苑囿等做出了贡献。兵仗工匠（如弓箭匠、火药匠）和军器工匠，制造各种军械、火器，变化百出。手工业中的特种工艺，景泰蓝制品，到明景泰年间的产品极为精美，几百年来一直驰誉中外。北京的商业区位于正阳门外和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大街东有果子市、鲜鱼口、瓜子店，西有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钱市胡同等。东四牌楼有猪市大街、小羊市、驴市胡同 (礼士胡同)，西四牌楼附近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缸瓦市、粉子胡同等， 都是热闹的商业区。除商业市场外还有集市，东安门的内市、城隍庙的庙会、东四牌楼以南的灯市等，都定期开市。

从此，北京成为北方繁华的大都市。

朱棣迁都北京，是明王朝维持近三百年江山很重要的一步棋。以管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言，南京确实不如北京。这就好比美国的首都只适合华盛顿，不适合作为金融中心的纽约，更不适合有好莱坞的洛杉矶。朱棣迁都北京，远离东南萎靡的民风，是一个朝廷稳定的法宝。同时，还有利于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侵。

早在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朱棣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10万出征漠北蒙古鞑靼。 临行前，朱棣担心丘福会以兵力强盛而轻敌，特地告诫说：“毋失机，毋轻犯敌，毋为所治，一举未捷俟再举。”八月，丘福率军出塞，前锋抵达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岸，歼灭了靼鞑的游兵，乘胜过河，俘敌官员一人。丘福不顾诸将劝阻，对俘虏的话信以为真，让其为向导。结果孤军深入，中了本雅失里的埋伏，五将军皆亡，全军覆灭。

败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除边患，决计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亲率50万大军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行动。沿途每十天行程存一批粮，以备回返时食用。三月出塞，抵凌霄峰（今河北张北东北），四月抵阔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五月初，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朱棣更名为“饮马河”。本雅失里闻讯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刺部。太师阿鲁台则东逃。朱棣打败本雅失里，挥师攻击阿鲁台，双方在飞云壑和静虏镇（今哈拉哈河南岸）打了一场恶仗。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阿鲁台坠马，然后逃遁。朱棣乘机追击，因明军食粮已尽，朱棣命停止进攻。这回打了胜仗，凯旋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降服明朝，每年向朝进贡马匹。朝廷也给予优厚的赏赐，阿鲁台得到朝廷赏赐的和宁王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瓦刺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击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刺，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阿鲁台还率余部奔至明长城附近。与此同时，瓦刺部不断要挟明朝厚赏，妄想占领明朝的宁夏、甘肃地区，屯兵边境，向漠南进逼。明成祖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刺部。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从行。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六月初，前锋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瓦刺部游兵。朱棣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行至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遭瓦刺军的依山阻抗。朱棣便以精骑引诱瓦刺军，调虎离山寻找战机，另外部署神机炮及时炮击，自己率铁骑冲入敌阵，杀敌无数。瓦刺军大败，朱棣顺势追击，分兵三路夹击瓦刺军的反扑，亲率一路精骑再一次冲入敌阵，瓦刺军败遁。瓦刺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次年，瓦刺向明朝贡马谢罪。

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阿鲁台又一次大举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击杀明都指挥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侵扰活动，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永乐二十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头，车17万多辆，挽车夫近40万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三月，车驾出北京，主力仍沿故道北上。军至宣府（河北宣化）东南之鸡鸣山，阿鲁台闻悉永乐大帝亲证，乘夜从兴和逃跑，避而不战。诸将请求追击，朱棣命暂缓追击。五月，大军过偏岭（今河北沽源南），在此举行阅兵式。朱棣告谕兵将：“兵行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得势者也。”为了鼓舞士气，朱棣作《平虏曲》，供将士传唱。七月，挥师至煞胡原，俘获阿鲁台部属，得知阿鲁台丢马弃甲从阔滦海北遁。朱棣惧怕重蹈丘福深入陷敌之覆辙，下令停止追击。回师途中，朱棣认为兀良哈部为阿鲁台之羽翼，遂选派步骑2万，五路并进攻打兀良哈部。大军至屈裂儿河（今内蒙古洪儿河上游支流），兀良哈部得知明军来攻，仓皇西逃。朱棣亲自指挥将士夹击围歼，大败兀良哈部。九月初，回师北京。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闻悉，决定再次亲征。八月初，朱棣宴请从征五军将领，随后举行阅兵式。九月上旬，师至沙城（今河北张北）。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投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余者皆有赏。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请出兵攻击阿鲁台，愿作前锋效力。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命忠勇王所部捕获阿鲁台部属，得知阿鲁台远遁，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皇帝病死在军中。

朱棣五次出征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边境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朱棣战斗一生，可说称得上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公平公正地说，他虽然篡位了，但不是那种窝窝囊囊混日子的帝王，为了大明一统江山，他付出了很多，直到他的生命。

朱棣奋不顾身死在工作岗位上以后，随军大臣怕大军哗变，秘不发丧。八月初十，明成祖的灵枢运至京城，才将永乐帝的去世宣告天下。

朱棣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明史》赞曰：“躬行节俭，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近代史家也说：幅员辽阔，是把南洋（史书称西洋）各国尽数罗列。“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