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四）大一统与帝王独裁的二律背反

大一统与帝王独裁是二律背反，皇权与相权又何尝不是二律背反？皇帝太强，强到独裁偏执，宰相遭殃；宰相太强，强到可以任意废立皇帝，皇权政治下的大一统国家也就岌岌可危。朱元璋正是陷入了这种二律背反的泥沼。他自断其臂，剿杀功臣后，自以为从此国泰民安。没想到他刚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便举兵造反，开始了宗族血亲间的自相残杀。

中国大统一的历史，是封建帝王搞独裁专政的历史。没有皇帝装神弄鬼的“君权神授”的家天下，没有皇帝毋庸置疑的独裁专政，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和基因，可能要大打折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是古罗马“无冕之王”凯撒的后裔，然而他是在罗马共和国元老院政治基础上建立的帝国。元老院虽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神圣的、至尊的），但他终究不是中国式的皇帝，国家更非皇帝的家天下。他那神圣的、至尊的“奥古斯都”，仅仅是称号而已，是当不得真的。他处处受到元老院立法的牵制，也受到古罗马共和制培养的罗马人的共和思想、民主思想的制约，不可能搞彻底的中国式的专制独裁，其结果是帝国的崩溃分裂。

如此看来，中国式的帝皇专制独裁，保证了中国的大一统延续两千多年之久。这也是中国大一统历史惯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基因。大一统下的帝皇独裁专制当然不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庶民百姓不可能有共和思想的奢望，更何况民主自由的概念，永远只能做皇帝的家奴和压迫剥削的对象。中国人在这种封建帝制下做了两千多年奴隶，就算是做到了宰相大臣，见了皇帝也要下跪。小吏见了大官也要跪，老百姓更是只有跪的份儿。这么说，中国的皇权政治一定是世界历史上最坏的政治了，从人性角度可以这样说。但是，从人权角度来看，这又是二律背反的悖论了。古人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臣。”就是说，在皇权政治下，只要国家的大一统稳定，如果再碰上个开明皇帝，在这样的太平盛世，就是当牛作马，也比在四分五裂的乱世做个臣子强。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权，生存下来才能去讲共和，讲自由民主。在国家统一的太平岁月，虽然要为皇帝一家作贡献，你至少可以生存下来。

中国与欧洲的中世纪，与同样产生过伟大文明的中东、印度、埃及相比是幸运的。因为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权政治避免了中国的分裂。自秦以后，中国大一统皇朝延续有2013年，而分裂割据仅有282年。这个统计不一定很精确，中间衔接的年份可能有重复。但总的来说，大一统达十之八九，而分裂战乱仅十之一二。这就是皇权政治带来的好处，二律背反嘛，有得必有失。

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或者说皇权政治，中央集权政治，经过两千多年的探求，加上有孔孟儒学的导引，其实在人性化方面也有所进步，有了不少游戏规则。譬如要求帝皇“施仁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则进一步提出“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皇权与相权的并列，相互制约。到了明代，进入封建皇权成熟的顶峰时期，事实上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他要受到宰相大臣们的牵制。到明晚期，连皇帝废立太子的私家事，也不能皇帝说了算。

说朱元璋是政治天才，雄峙之主，一点没错。他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东汉朝廷曾经一度被宦官把持，由宦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在他的大明王朝发生。于是他登基以后，在宫门前树立一块铁牌，明确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朝政，只能在宫内做些打扫卫生，侍奉帝、妃的服务性劳动。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实现独裁专制，在挑选宰相人才时，他也别出心裁，不是矮子里面挑长子，而是长子里面挑矮子。

对刘伯温的态度就这是样。刘伯温充任军师参与军机八年，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他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何况他还在战场上救过老朱的性命。尽管他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但刘伯温的最高官衔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大明开国之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哥们”。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呼其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刘基列传》），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刘伯温以及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文人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然而他没有。受到“一心之独决”“使天下倍畏”启迪的朱元璋，会让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功高震主、咄咄逼人的刘伯温？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其封爵，基固辞不受”。

刘伯温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却不是政治家。如果他专注于学问，成就必定会不逊于任何一代宗师。但他是性情中人，决不会为逃避乱世纷争，躲起来一门心思做个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一天，朱元璋询问刘基，谁可以做丞相？朱元璋压根不会让刘基当丞相，这只不过考验刘基罢了。刘基回答“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全没有合适的”，又补充说“皇上自己慢慢挑选吧”。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旧事重提，刘伯温婉谢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

刘基精通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想当年，刘基劝朱元璋摆脱韩林儿牵制，自成大业，谁能保证回乡后的刘基不会对朱元璋也来这么一手？朱元璋心意已决，除非刘基死去，这天下哪容得了你刘基去当百姓？洪武七年（1375年），刘基死了。史书上说吃了胡惟庸送去的药，病情越发严重而死去的。

朱元璋错误地接受了元朝弊政的教训，他多次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所以，他决心打破皇帝与宰相分权的游戏规则，要搞一人独裁。还在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他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因徐达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丞相是汪广洋、杨宪二人。随后，由淮西集团的人构陷，杨宪被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能暂时容忍汪广洋，是因为汪广洋比较聪明，从不揽权。

杨宪死后，胡惟庸进入丞相行列。胡惟庸虽也是淮西人，但既无功绩可言，也无党援可引，朱元璋放心。可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丞相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独揽大权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胡惟庸开始结党营私，伸手揽权，朱元璋又让汪广洋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茶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窥视到他内心的汪广洋。

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而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他背上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头子，多年经营地盘，已形成危险的政治势力。朱元璋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暗中却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他，败坏其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他并无党羽而又是李善长阵营的人，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李善长。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朕躬本意——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提防，不能不恼火。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触犯了朱元璋 “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的地位，朱元璋不杀他已经不行了。

朱元璋“杀鸡吓猴”的步骤加快了，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窥视朕意的汪广洋，然后指使涂节上表告变，说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谋反。有了口实，就此杀掉了胡惟庸及其所谓“胡党”的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被处死者多至15000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竟然编造出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

对付李善长这样的第一功臣，自然不能像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李善长偏偏为建造府邸，向汤和借了300人役使，让汤和给告发了。他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刑逼供丁斌，得出奉胡惟庸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证据。再加上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证，李府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报到了御前。朱元璋这样才从容下旨：“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没有立即杀李善长，仅将妻女弟侄家口70多人杀了。直到有司说星变，要杀大臣才能消灾，这才借李善长的人头，为朝廷做了最后一次贡献。李善长时年已是77岁的老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赛萧何”的最大功臣的酬劳。李善长冤死之后，郎中王国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性格也竟然是理屈词穷。胡惟庸一案到李善长全族诛灭，标志淮西集团文官势力基本铲除殆尽。

下面的目标就是对武将势力动刀了——这已经大大超过了皇权与相权之争，这只能归咎于独裁专制皇帝偏执狂的个性。

明初武将的首领是徐达、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后，经常统兵在外，剿灭北元势力的也就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等人。洪武十八年，徐达、李文忠死后，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冯胜、傅友德、蓝玉三人了。其中，蓝玉成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卫青，可见信任之专，宠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淮西集团军事首领，在朱元璋临死前的几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谋杀案。

蓝玉本人是一介赳赳武夫，对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经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骄纵来，“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早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主妃，又闯喜峰口，纵兵毁关。蓝玉以军功最大，封为太傅，他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蓝玉的干儿子实在太多，这和元末的起义军的传统有关，朱元璋的干儿子就有数十人之多。但关键是蓝玉的这些义子平素狗仗人势，四处惹是生非。御史告发，蓝玉一怒之下把御史给赶跑了。朱元璋在颁发给蓝玉的免死铁券中，就曾经写进了蓝玉的不法之事，在于警告蓝玉安守人臣之分，然而蓝玉并没有重视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安起来。而这时候，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是周德兴和汤和。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事已高，仍敕令德兴出马，还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伏波、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周德兴，说的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屠刀正在高高举起，架到了他脖子上。朱元璋并不会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下屠刀，相反更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接着又突击审讯元降将察罕，取得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的证据。朱元璋遂以谋反罪将蓝玉拘捕审讯，起诉书如是说：“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籍田举事。”有了这样的罪证，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20000余人，一时间军中为之一空。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还公布了所谓《逆臣录》。诏书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人都杀尽了，还有什么“概赦不问”。在明末谷应泰所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一案乃 “疑尾大之图”。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知道，王弼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敬礼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为傅友德平反。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勇夫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曾安慰过他。他哪里想得到，转过头竟然也赐死。

明初开国的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投毒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就连《明史》那样维护朱元璋形象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地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狱。”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号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骄不矝，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徐达，是在朱元璋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女一为代王妃，二为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大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明知这一点却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包括吴晗在《朱元璋传》中仍持此说。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兄弟。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株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的“干活”，事实上每天都在屠杀前后屠杀了4万多文臣武将。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便翻脸不认人，昔日的座上宾一眨眼成了阶下囚。

宋濂被贬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

屠杀的手段，令人发指。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朱元璋是个特例，是诛杀功臣的典型。

朱元璋为什么丧失理智，如此疯狂地屠杀功臣元勋呢？后世学者史家从他的出身、文化素养、传统痼疾乃至心理、神经等方面进行过诸多探讨，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逸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这则逸闻很能说明问题。如此，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是莫须有的罪名，而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

皇太子懦弱早死而皇太孙年幼，恐怕还不是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恐怕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他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又仇恨，既想拼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躏。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这些智囊人物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说同病相怜应能长久，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的身世跟刘邦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与朱元璋的智囊刘基、胡惟庸、李善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杀灭三族。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有人认为皇帝屠杀功臣是迫不得已的，是为国家的千秋大业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唐太宗对此做出了回答，赵匡胤也做出了回答：怕造反，杯酒释兵权，何必杀？

大一统与帝王独裁是二律背反，皇权与相权又何尝不是二律背反？皇帝太强，强到独裁偏执，宰相遭殃；宰相太强，强到可以任意废立皇帝，皇权政治下的大一统国家也就岌岌可危。朱元璋正是陷入了这种二律背反的泥沼。他自断其臂，剿杀功臣后，自以为从此国泰民安。没想到他刚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便举兵造反，开始了宗族血亲间的自相残杀。朱棣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其实建文帝身边已经无“侧”可清了。因为功臣被屠杀罄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也没有了智囊人物，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炆在都城陷落之时失踪了。

其实，开国皇帝杀功臣，本是帝王之术，不足为奇。但像朱元璋这样滥杀功臣，且数以万计则完全是丧心病狂之举。